又据《水经注·浊漳水》记载：“漳水又东北径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这是目前所知西门豹祠中较早的一个，建造年代在赵建武年间，即公元335年至348年。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的相州邺县条中更是明确记载道：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西门豹祠在县西十五里。就此可知《三国志》中记载的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实际考察中此位置确实又发现一处遗迹，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3米，地属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而目前所确定的曹操墓，位于这处遗迹附近的安丰乡西高穴村，距古代邺城直线距离14.5公里，与文献记载中高陵的所在地完全一致。
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县西高穴共发现了两座墓，分别命名为一号墓和二号墓，其中的二号墓就是目前所谓的“曹操墓”。经发掘，这座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虽被多次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随葬品，包括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石枕、刻铭石牌、陶俑等等。这些随葬品以59件刻铭石牌最为珍贵，其形状有长方形、圭形等，上面的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而7件圭形石牌因记载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铭文成为了判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证据。这些刻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中，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它由于断开为两节，所以分两次出土于墓前室，因位置明确，信息准确，是对墓主身份认定的最直接证据。此外，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同样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的铭文。
在正史中记载，建安十八年（213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王”，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七年之后，曹操于洛阳逝世，享年66岁，谥号“武王”。曹操一生都未称帝，他病逝后，曹丕继袭魏王位，不久开始称帝，并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既然魏武帝的称呼是曹丕即帝位后追谥的，那么曹操封国为魏，谥号又为“武王”，死时铭文刻“魏武王”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就此可知，铭文指示的墓主人就应该是这位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
此外，这座墓葬的形制是多墓室的砖室大墓。主墓室墓顶为四角攒尖顶，与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墓室的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的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再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可以认定这座墓的年代为东汉晚期。那么从年代上说，也与曹操墓相一致。而与同期墓葬相对比，此墓葬规模更为宏大，结构更为复杂，埋葬较深，可谓是气势不凡。仅其墓道长就近40米，上口宽近10米，长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葬多出10米，宽度更是其两倍多。由此可以表明此墓葬属于王侯等级，与曹操的身份相符合。
另有一些关于墓葬方面的关键点，也完全符合曹操在遗令中的规定，主要分为三方面：第一，此墓葬海拔103~107米，所处位置比3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10米，可谓是“因高为基”；第二，在所发掘的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更没有找到任何立碑的迹象，可谓是“不封不树”；第三，此墓葬虽规模宏大，但是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并不精良。此外虽随葬有金器，但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没有为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只有一些石质的器圭和璧等礼器，可谓是“薄葬”。
后经墓室的清理，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3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专家认定其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基本吻合。
通过这些有关墓葬特征和墓主人特征与文献相印证，似乎可以说明此墓就是曹操墓，而且附近出土的文物还可为此说提供旁证。1998年4月，安丰乡高穴村的一位村民在村西起土时挖出了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墓志上说“赵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年75岁”，意思是指鲁潜于后赵建成十一年（公元345年）逝，官至“大仆卿驸马都尉”，享年七十五。墓志上记载的墓主人去世的年代距曹操去世仅125年，因此它所记载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可靠。在墓志上记载着：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相比较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曹操墓的具体位置就在此。
通过这几大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河南省文物局确认了此墓即是文献中记载的高陵。这一消息公布之后，的确有许多人认为该东汉大墓确是高陵无疑，但是质疑声也随之此起彼伏不绝入耳。
作为确定墓主最为关键的证据，六块刻有曹操封号“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和石枕，显示出墓主人是曹操。然而，这些“硬”的证据，也存有一定的疑点。铭牌除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石牌上还有“黄豆二升”、“刀尺一……”等字样，看起来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非墓葬所用。而且其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的石牌，以及题刻“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这两样重要的证据还是从盗墓贼那里缴获的，无疑会使得人们质疑这些证据的可靠性。
而且在墓中没有发现关键的文字纪录，比如墓志铭或哀册，这就缺少了一个最为直接的证据。仅仅凭借几件带有铭文的普通器具，就认定这是一个诸侯王陵墓未免太过草率。专栏作家、历史学者陶短房先生也撰文表示“当年考马王堆汉墓主人，证据很多，也花了几年才明确公布结果，而临沂银雀山的墓地至今都没有确认墓主。”“而如今居然在这么短时间内，在证据链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就发布这样的定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且很可能涉及商业利益。”针对无墓志的质疑，有关学者解释道：西汉到东汉年间的葬制，一般情况下会在墓前立碑说明墓主人身份。但到魏晋时期，又严禁在墓前立碑，因而才出现了与地上墓碑相对应的墓碑埋入墓中的情况，这虽然是墓志的雏形，但还不是真正的墓志，真正在墓中设墓志并形成定制是北魏以后。曹操高陵的年代属于东汉末年，正是从墓前立碑到墓中有碑的过渡时期，加之曹操生前要求“不封不树”，那么曹操高陵没有墓志也是很正常的。同时，在各类文献中，也没有记载过曹操高陵有墓志。用于颂扬古代帝王的生前功德的哀册，一般是书写在玉石木竹之上，行葬礼时由太史令读后埋于陵中，但考古人员曾发掘过数座没有哀册存在的汉代诸侯王的墓穴。既然如此，曹操墓中未发现哀册也不足为奇。
针对铭牌上的称谓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曹操死后被汉朝皇帝追封“武王”，究竟是在曹操下葬之前还是之后，这个时间无从查考。那么铭牌上的“魏武王”就一定是指曹操吗？对此也有专家回应道：因为曹操生前称“魏王”，死后谥号“武王”，称“魏武王”就是很自然的事。在仅仅10个月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封其为“魏武帝”。可以说使用“魏武王”称谓的时间相当短，同时期也不可能存在另外一位“魏武王”，这种身份在历史上也可以确定是唯一的，所以这个“魏武王”就是曹操。
但抛开铭牌不看，人们说得最多的佐证是曹操墓的“薄葬”。曹操为筹集军饷曾盗过墓，也许是看透了这所谓的地下世界，他在遗嘱中明确要求“薄葬”，“无藏金玉珍宝”、“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但是此墓经多次盗掘，考古工作者仍清理出各种质地的文物250件，不仅包括金、银、铜、铁等金属物件，甚至还有玛瑙、玉石等珠宝。不敢想象，曾经的曹操墓有多么辉煌，那么有如此多的文物说曹操“薄葬”是否准确呢？长期从事两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的韩国河教授说，史书上称“汉承秦制，兴厚葬之风”，在“侍死如奉生”的意识支配下，上自皇帝、诸侯，下至官吏、富族，死后的丧葬之礼无不奢华至极。汉武帝茂陵的随葬品多得盛不下，有些帝陵有几十至上百个随葬坑。但是这也引发了盗墓之风，因此东汉末期人们转变观念开始施行薄葬。曹操更是倡导薄葬，尽管他的墓的规格是按王侯级别建造的，但随葬品很普通。出土的文物通常很小，不少东西像扣子那么大，一些陶器小而且粗糙。在石牌上明确标有“黄豆二升”、“刀尺一”这样的随葬品记载，尽管墓被盗掘，但通过这些文字记录也可推测出原本的随葬品也不会太过奢华。虽然墓中出现了一些看似比较珍贵的物品，但这和西汉东汉的一些大墓相比实在是相差万里，对于曹操墓这样一个王陵来讲确实算是薄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