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领袖陈嘉庚，
海外经商财源发。
身为玉石岂作瓦，
集美育才遍中华。
位于福建省南部的厦门市，是一座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海港城市，在它的郊区集美镇，有一处黉舍群立、蔚为壮观的学府胜地――集美学村。这里，学校体制完备，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充实，学习条件优越，是国内著名的综合性学村，在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也都享有盛誉。
这个培英育才的教学园地的创建人，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闽商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17岁南渡新加坡，后经营米店、橡胶、菠萝、皮革等业，是南洋著名的华侨实业家。陈嘉庚先生早年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抗战胜利后，反对******的独裁统治。新中国建立后，陈嘉庚回国定居，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被毛主席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陈嘉庚出生于一个华侨世家，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华侨。陈嘉庚幼年时，父亲陈如松在新加坡经商，他是由母亲一手抚养长大的。1882年，8岁的陈嘉庚踏入校门，在家乡南轩私塾就学，学习四书、五经之类，所获无多，对古文和报刊文字仅能一知半解而已。
1890年，16岁的陈嘉庚应父之召，渡洋来到新加坡学习经商，从此开始了商人生涯。其父在新加坡开设顺安号米店，并投资房地产业，米店由族叔负责管理经营。陈嘉庚来到后，就在米店协助族叔管理银钱货账，兼任文书。两年后，族叔回国，陈嘉庚接任米店经理兼财务。
对于陈嘉庚来说，商界深浅莫测，时有风险，起初他很不适应。但他没有畏缩，抱着尽职尽责，为父分忧的信条，凭着勤快和聪颖，终日仆仆于事业，并利用经营业务之机，努力提高文化水平，积累商业知识，磨炼经商技巧。这样一年下来，他不仅很快适应了复杂的商界环境，而且把米店经营的有条有理，赢利五六千元，初步展示了自己的经商才能。
1893年秋，陈嘉庚奉母命回家乡完婚。他在家小住近两年，一面经营渔业，一面从师补习中文。1895年夏，他再次南渡新加坡。在他的精心营运下，陈家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除米店规模不断扩大外，还开有菠萝罐头厂一所，菠萝园数百英亩。以后又增设了铁店、酒吧间、白灰店等，实有资产30多万元，成为当地富商。
1900年冬，陈嘉庚返乡葬母，并守孝三年，这期间还在厦门营建房屋。1903年，当他重抵新加坡时，陈家已遭重大变故。原来在这三年中，陈氏产业无得力之人经管，父之妾苏氏母子又背地任意支取钱财，赌博挥霍掉十余万元，弄得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普遍衰退，人心涣散，亏损达25万元之巨。陈家已由勃勃大起的“中兴之家”一下子衰落下来，负债累累。目睹这凄凉萧瑟景象，陈嘉庚痛心不已，真想一走了之，自立门户，但想到父亲无依无靠，束手待毙的窘境，又于心不忍。于是他咬牙留了下来，接手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把一些业务停顿下来，出卖部分空地和一个罐头厂，还清了货账，顺安米店也保住了。不料到1904年初，由于米市生意不景气，债主时常登门逼债，顺安米店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宣告倒闭。此时尚负债20多万元。
家业的败落，并未使陈嘉庚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反而激发了他重振旗鼓，替父还债的坚强决心。从此他独闯商场，运用以前积累的经验，把握商情，抓住时机，终于走出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新路。他看准当地盛产菠萝，菠萝罐头在欧美市场旺销，而罐头生产周期短，原料采买可以赊账，不需巨额流动资本便可获利，于是当机立断，集资7000元，赶在夏天菠萝罐头生产旺季之前，创建了一菠萝罐头厂，号曰新利川。不久，他又接管了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菠萝罐头厂――日新公司。由于他善于调查分析市场供需动向，以“人弃我取”为原则制定生产销售策略，并狠抓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同时严把产品质量关，建立商业信誉，所以办厂仅3个月，新利川与日新两厂生产的苏丹牌菠萝罐头便畅销于市，获利近4万元，利润率比当时最有名的大厂高七八倍，远居同业老厂之上。
首战告捷，陈嘉庚开始扩大经营范围，除了扩大新利川厂房，增添机器设备外，还投资两万元增设一家米店，取名谦益。为保证两个罐头厂的原料供应，又购地500英亩种植菠萝，取名福山园，此为当地最大的菠萝种植园。
1905年夏，日新、新利川两厂赢利再居同业之上，达3万余元。陈嘉庚不满足已有的收获，又增设了日春菠萝罐头厂，并在厂内兼制冰糖。此后，由于菠萝罐头行市下跌，赢利渐渐减少。1906年市价下跌至低谷，陈嘉庚惨淡经营，才保住赢利万余元的局面。他知道菠萝罐头的旺销之日还会到来，但眼下不应坐等，还得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此时橡胶刚从巴西移植到马来西亚，陈嘉庚敏感地意识到种植橡胶将大有前途，于是便花1800元买进18万粒橡胶种子，种在福山园菠萝丛边。与此同时，他又入股恒美米店。该店经营加工的熟米，有治疗脚气病的功效，向为华侨喜食，故生意十分兴隆。陈嘉庚入股后，扩大了熟米生产，赢利大增，米店16个月获利16万元，陈嘉庚也一举还清了父亲的债务。
1909年，陈嘉庚扩大了橡胶种植面积。他花2.5万余元买下福山园附近的500余亩土地，全部种上橡胶，和福山园连成一片，成为占地1000多亩的大橡胶园。后由于父亲去世和恒美熟米厂失火焚毁，他不得不在1910年将橡胶园以32万元价格卖掉，扣除借欠的17万元，以余款另辟两处新的种植园，栽种了橡胶、树茨和菠萝。
1911年春，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稻谷，听说当地盛产菠萝，却无人设厂制造罐头。经考察，他认为这是开拓泰国罐头市场的良好机遇。此时国际市场的菠萝罐头价格也开始回升，陈嘉庚抓住时机，仅用一个多月就在泰国建起一座菠萝罐头厂，取名谦泰，并在工厂附近筑起码头、栈房，兼管采购稻谷。不久，一度销声匿迹的苏丹牌菠萝罐头又突然在泰国出现，使得新加坡的同业厂商又嫉又羡。这一年，锐意进取、经营有方的陈嘉庚已成为拥有两处橡胶园、4个菠萝罐头厂、1家米厂、1间米店，年获纯利四五十万元的华侨富商了。
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很想亲眼看看家乡的新变化，并打算在家乡创办制？厂。他在1912年秋启程回国，回到福建老家后，便着手创办？罐头厂。因当地所产海？不适宜制作罐头及技术方面的问题，中途即告失败，损失了4000余元。制？厂办不成了，他便将机器设备就地利用，招厦门友人合办大同罐头食品股份公司。这是他在国内投资兴办的第一个企业。
1913年9月，陈嘉庚从家乡返回新加坡，继续经营实业。这一年，他在泰国的谦泰菠萝罐头厂因淡水变咸而停办，但随即又在新加坡盘入两家菠萝罐头厂，使他的经济实力在新加坡菠萝罐头业中跃居首位，产量居总产之半。转眼到了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菠萝罐头和均熟米因战局影响销路不畅，陈嘉庚一下子优势全无。他没有灰心沮丧，而是审时度势，再次改变经营方向。他认定战时航运业必大有可为，便在1915年先租入万通、万达两轮，从越南、泰国运谷米来新加坡制成熟米，再运往印度销售，继而又增租2000吨级轮船两艘，为英国承运楠木片到波斯湾。一年之间，两项收入竟至20余万，再加上其他企业收入，净利高达45万元。1916年，陈嘉庚从租船发展到买船，购置了东丰轮，第二年又置谦泰轮，先自己经营，后租给法国政府，两年获租金80万元。1918年，东丰、谦泰两轮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陈嘉庚的海运事业被迫终结，但得到保险赔款120万元，扣除购船成本，尚余60万元，并没有受经济损失。
在经营航运业的同时，陈嘉庚继续向橡胶业挺进。他把一个菠萝罐头厂改为橡胶加工厂，还把恒美熟米厂改为谦益橡胶制造厂，生产胶布。经美国经纪人的介绍，所产胶布大半销于美国。原来购进制罐用的白铁皮，因成为军需品而变得昂贵，陈嘉庚看准时机将其转售与人，既避免了资金积压，又牟取了暴利。
由于善于捕捉信息掌握行情，能及时改换经营方向，陈嘉庚不仅安然渡过战争难关，而且获得丰厚的利润。到大战结束时，他已获纯利450余万元，成了闻名南洋的大实业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陈嘉庚把经营重点从菠萝罐头业转到橡胶业，所有罐头厂一一让出。他先买下1000英亩橡胶园和2000英亩荒地作为原料基地，继之又投资50多万元，与人合组裕源、振成丰、槟城三个橡胶公司，准备在橡胶业大展宏图。
出乎陈嘉庚意料的是，橡胶业的经营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的企业在激烈的商战中徘徊前进。1920年，裕源、振成丰、槟城三家橡胶公司，因胶价下跌和股东意见不合而改组，陈嘉庚退出，一下就损失了30多万元。他的橡胶园也因胶价下跌停止采胶，为此需垫出大笔资金。此时陈嘉庚虽每年获利近百万元，但与损失、垫本以及多付利息等项相抵，大致出入相当。这一切对雄心勃勃的陈嘉庚来说，不能不是个严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他的个性是，越是条件不利，困难挡路，越能激发起斗志。从1922年起，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商战，很快便使自己的企业出现转机。
由于橡胶市场接连两年不景气，马来西亚各城的小橡胶厂大都亏损，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厂主悲观失望，多欲将工厂出售。陈嘉庚认定这又是一次机遇。他亲自前往马来西亚，一举收买了9家橡胶厂，并投资扩充各厂的厂房设备，充实生产能力。回到新加坡后，他又对已经关停两年的槟城橡胶厂进行恢复与扩建。以上10厂，均于1922年内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每月可产胶布3万余担，获利100多万元。
1923年，陈嘉庚的谦益橡胶厂与信诚、振成丰两家橡胶厂合作产胶，不久两厂毁约，使陈嘉庚损失10万元。不过，他不计小节，信守商业信誉的名声因此而更大了。1924年，陈嘉庚继扩充橡胶厂之后，又把加强橡胶熟品制造作为发展重点，启用技术人才，试制各种车辆轮胎、胶靴鞋、医疗用具和生活日用品。试制成功后，即扩充厂房机器，投入生产。这一年，陈嘉庚还在国内厦门开办了百货公司、酱油厂及同安、同溪、溪安等公路公司，扩大了他在国内的营业范围。
橡胶制品在当时的南洋尚属新兴工业品，其优点未被人们普遍认识，销路不大，一般商人多不愿代理推销。为使自己的产品销路畅通，陈嘉庚决定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城市设立分行自销，扩大宣传和影响。他亲自前往雅加达、万隆、泗水等城考察，访问当地华侨巨商，掌握市场信息。不久，便在马来西亚、印尼各地设立了十多个分店。由于产品新颖，推销有方，陈嘉庚橡胶厂的各类产品很快畅销开来，赢利甚多。
1925年，陈嘉庚再接再厉，又在香港、上海等十多个大城市增设分店，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设立代理商，并买入橡胶园五六处，面积近1万英亩，加上他以前购置的橡胶园，共达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的橡胶垦殖者之一。这一年，由于英国政府限制殖民地的橡胶生产，引起胶价上涨。陈嘉庚的企业未被英人限制住，仍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且利用胶价上涨之机，推销出更多的产品，创造了一年净利近800万的纪录。从此陈嘉庚登上了橡胶大王的宝座，名震海内外。
从1922年至1925年，是陈嘉庚经商生涯中最辉煌的三年。他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除橡胶厂外，还拥有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等各类工厂30余家，国内外分店百余家，职工两万多人，总资产1200余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著名的大富商。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从1926年起，陈嘉庚的经济事业开始走下坡路。这一年，英国、美国、荷兰等国都因橡胶制品利润丰厚而大量投入生产，图谋把陈嘉庚排挤出橡胶市场。各国橡胶盲目增产，造成供过于求，胶价猛烈下跌，每担生胶从180元左右跌至90余元，严重打击了拥有大面积橡胶园和数个生胶加工厂的陈嘉庚。另外，美国、日本不断推出价廉物美的橡胶新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使得陈嘉庚赖为利源的橡胶熟品制造厂相形见绌。在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下，陈嘉庚的企业第一次出现逆转，胶厂赢利从近800万元直线下降，变为亏损30万元，原拟创办的造纸厂也被迫取消。同时，陈嘉庚的米店、菠萝厂等因市场经济不景气也无利可图。这一年，陈氏企业共超出180余万元。
1927年，橡胶市场仍无好转迹象，陈嘉庚依旧希望橡胶熟品制造厂能打开销路，遂在南洋和国内各处又增设分店十余家，并投资十余万元买下环球饼干厂，力图通过多种经营挽回颓势，但未见明显效果。1928年，由于陈嘉庚带头强烈抗议日军在中国制造“济南惨案”，在新加坡领导了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活动，引起日商的嫉恨，遂下毒手报复，雇人纵火烧毁了他的橡胶熟品制造厂新厂，造成损失近百万元，使得他的企业更是每况愈下。三年之内，陈氏企业资产损失过半，仅剩五六百万元。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只好出卖部分橡胶园，得款400多万元，应付支出，但仍不够，无奈只得向外国银行举债300多万元。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之后橡胶价格一再下跌，1931年每担由两三百元猛跌至七八元。作为大橡胶园主的陈嘉庚自然损失重大，他只好把经营多年的1.1万英亩橡胶园卖掉，以尽量减少损失。与此同时，由于支出过大，陈嘉庚负债越来越多。外国银行团乘机以债权人资格派代表加入陈嘉庚公司，并于1931年8月将公司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将陈嘉庚所剩全部资产200余万元充作股本。他虽担任了公司总经理，但已从大企业主的地位下降为外国金融资本支配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股东和高级职员了。
1932年以后，世界经济形势略有好转，陈嘉庚想借此恢复自己的企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一心想把陈嘉庚排挤出橡胶行业的英国银行团却不答应，它们硬要陈出租各地橡胶厂，并决定陈嘉庚公司所产全部胶鞋由一英国垄断资本集团包销。陈嘉庚由此看清了在外国资本的钳制下，自己发展前途无望，决计收盘不干。1934年2月21日，陈嘉庚公司宣告收盘，机器设备等物贱价拍卖。从此，显赫一时的陈嘉庚橡胶企业退出了商业竞技场。
创办教育，是陈嘉庚一生中的一项主要活动。他先后在厦门、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资兴办了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教育的经费，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约可达一亿美元。其中耗资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首推他在其家乡创建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办学，严格说来，早在189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仅20岁，第一次从南洋回来，便把他所积蓄的2000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可称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但是，陈嘉庚在集美进行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则始于20世纪初。
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文化水平很低。那时，集美虽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同安县境内，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陈嘉庚在回乡时候所看到的那样，乡村十多岁的儿童，由于贫困失学，竟然成群结队，赤身裸体的嬉戏，令人叹息。整个集美村，甚至连一所正规的小学也没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为单位的各家族分别办了几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经》一类旧书。对此，陈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认为：“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他着眼未来，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
办教育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医院或者一座公园，一笔钱付出去，只要把房子盖成，也就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但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而且有关设备的添置、图书的购买、教员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项长期的沉重的负担，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很难实现其抱负的。
1913年1月27日，陈嘉庚经过周密的准备，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
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在集美开展办学活动的开始，就很注意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把它视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大问题。1916年10月，陈嘉庚委托其胞弟陈敬贤回乡筹办师范和中学。陈敬贤先生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精心筹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师范、中学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间，陈嘉庚利用其南洋企业的赢利所得，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使原来文教事业极为落后的集美，迅速发展成体制完备的综合性学村。在这期间陈嘉庚捐资创办的学校主要有：集美女子小学校（1917年2月），集美幼稚园（1919年2月），集美学校水产科（1920年2月，1924年1月改为水产部），集美学校商科（1920年8月，1924年1月改为商业部），集美学校女子师范部（1921年2月），集美学校农林部（1926年6月），集美学校国学专门部（1926年9月）以及集美幼稚师范学校（1927年9月），并且从1925年开始，创办高级师范选科，分设文、理、史、地、艺术、体育等系。此外，还建立了图书馆、美术馆、科学馆、医院和其他公共机关，使学校的建制更为完备，各种设施配套齐全，给学生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为了鼓励贫苦人家的子女上学读书，学校还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各种费用均免收，学校还免费向学生供应被褥蚊帐，每年春冬两季，另发给统一制服。并设立“集美储金”，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出国或到国内大学深造。在陈嘉庚先生的鼓励、资助下，闽南、闽西北和广东潮汕、梅州等地的许多贫苦学生纷纷前来求学。那时，集美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
1927年3月，集美学校将各个部统一改成独立的学校。各校之间设立联席会议，由校董担任联席会议的主席，代表陈嘉庚管理各校。随后，各校正式报请福建教育厅和国民政府大学院核准立案。至此，集美学校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这段时期，是陈嘉庚的企业迅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他本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原则，将其赢利所得的大部分，都用于办学上。除了集美学村外，他还于1921年首倡在厦门创立了厦门大学，他自己为厦大认捐开办费100万元，经费300万元。为了保证集美学村的教育经费，1919年5月，陈嘉庚在新加坡聘请律师，将他在南洋7000英亩的橡胶园和面积150万平方英尺的房地产定为集美学校的永远基金，并且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仅仅在1926年至1928年三年间，陈嘉庚就向集美学校支付了121万元的办学资金。
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从1926年到1933年，由于货物和房地产跌价的损失，加上支付银行的利息和厦大、集美两校的办学费用，他一共损失了新加坡币1000多万元。陈嘉庚的经济事业面临重重障碍，处境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坚持向厦大和集美提供教育经费，甚至不惜借债办学。1932年，他的企业经营已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有一家外国垄断集团曾企图以停止资助厦大、集美两校为条件，想将陈嘉庚的企业收为附庸公司，但遭到陈嘉庚先生的严词拒绝。他明确表示：“宁使企业收盘，决不停办学校。”就在这一年，他还向集美学校汇寄了23万元的经费。
由于陈嘉庚多年来为创办教育花费了巨额资金，影响了其企业的自身建设，无法顶住世界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1933年，他的企业被迫收盘，并于1934年全部停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所考虑的，仍然是集美、厦大两校如果关门停办，以后将很难恢复，这样一来，“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宁可使企业关闭，决不停办教育，真正实现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的誓言。
企业收盘后，为了坚持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陈嘉庚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同时四方筹措，借助其亲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持，继续向学校汇回一笔笔款项，保证集美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陈嘉庚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下，集美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嘉庚一生不惜巨资，慷慨捐输，义无反顾，但相反的，他对于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他在个人生活方面，是非常节俭的。他在集美的住宅，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日军炮火洗劫，只剩下断垣残壁。新中国成立后他回乡时，不惜以巨款修建校舍，却不让人们重修他的房屋，多年来就住在集美学校的一间小阁楼上。他还把自己每月的生活费限制在15元钱以内，剩下的全部存作办学资金。如今，在他的故居陈列室里，有一只用破瓷碗做成的蜡烛台，那就是老人生前常用的照明工具。陈嘉庚先生这种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不只是停留于捐款上。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也非常关心。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为了聘请到合格教师，他抛下繁忙的商务，四处奔波，曾为此专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礼聘教师来集美任教，并请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为招聘。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仅1919年前后一年多里，陈嘉庚为讨论办学问题，就给黄写过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开办时，陈嘉庚与陈敬贤一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百折不挠，奋发向上，忠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晚年长住集美，以七八十岁高龄，继续为集美学校的建设发展而日夜操劳。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务，经常通过书信、电报、电话，询问和指导学校的工作，并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300多万元存款，除拿出100万元分别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他还谆谆叮嘱后人，一定要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创建和发展集美学校，几十年来，陈嘉庚殚思竭力，矢志不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年过去了，陈嘉庚先生的心血没有白流，这位爱国老人当年播下的一颗颗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70年来，集美学校成绩突出，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门人才，其中仅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就达五万七千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企业栋梁、艺宛名人，为祖国的解放、繁荣与富强，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在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国胜地，6000多名学生，牢记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的谆谆教诲，正在努力学习，在学海中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