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所做的贡献
一、建国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比科学社会主义传播的时间晚一些。1903年和1904年，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简要地转述了《资本论》的某些观点，但他是从反面来评价的。在此期间，外国学者论述马克思的著作也逐渐被引进翻译出版。1903年2月，由赵必振翻译的日本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出版，该书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介绍了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评价《资本论》是当代伟大的著作和社会主义的根据。1905年11月，同盟会在日本办的机关刊《民报》上，发表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其中用3000字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与剩余价值理论。作者介绍说，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掠夺者”、“盗贼”，“剥削劳动者以自肥”，是依仗“不当权势”进行剥削。1912年《新世界》第二期发表了朱执信的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其中有《资本论之概略》的论述，是我国第一次直接以书名介绍《资本论》的文章。当时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理解和介绍非常肤浅，有些介绍还不准确，甚至有的持不同见解。当时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做一种新思潮、新学派客观地介绍进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只在一般知识分子的小范围中传播，社会影响甚微。不过，从社会效果的客观评价来看，它毕竟起了一种传播信息的作用，使中国人知道了马克思，知道了《资本论》，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原理。
系统引进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此时期，既大量翻译出版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也陆续出版中国学者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李大钊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他是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1919年冬，他把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分子集合起来，成立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在1919年主编《新青年》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史观、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同年，《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连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译文。李大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科学评价。他提出：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而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他评述了近代经济学各学派的观点和地位，“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上的掠夺性，并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如劳动价值论、余工价值说（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资本集中与垄断理论等。1922年，李大钊还撰写了《马克思经济学说》一文，简要论述了马克思的主要经济理论。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1922年，他发表的《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批评》两篇论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他称赞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被更多地和系统地翻译出版。这一时期，出版了潘冬舟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2、3分册（即3-4篇），随后侯外庐与王慎明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先于1932年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后于1936年以玉枢署名出版上下册合订本。《资本论》全3卷的翻译出版，是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完成的，于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考茨基编）1-3卷，也由郭大力翻译，于1949年出版。
在此期间，中国学者也陆续出版了研究和介绍《资本论》的论著以及自己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如王右铭的《大众资本论》和《资本论解说》先后于1947年和1948年出版。陈豹隐的《经济学讲话》于1933年出版，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并涉及苏联过渡时期经济和旧中国的经济问题。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于1934年出版，其内容既研究和论述“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也研究和论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又以《新经济学大纲》的书名重新出版，是颇有影响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薛暮桥的《经济学》于1946年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并力求使其内容中国化，论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经济特点。
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旧中国社会经济特点并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是1944年出版的由王亚南著的《中国经济论丛》。该书系统地揭示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针对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生产萎缩的经济形势，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作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半封建的次殖民地的国家，产业还受着商业的支配，不能用物价高涨来刺激生产，这反而会制约生产，变作商业资本扩大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建设所需诸条件没有具备，公营私营都是没有希望的。旧的社会因素不革除，新的建设工程就无法顺利发展。技术性的条件，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诸社会条件下，才能有效的利用起来。需要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改革的问题的解决。王亚南的另一部马克思主义重要经济学著作《中国经济原论》于1946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正确地指出：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应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还特别指出，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力图把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来揭露其内部矛盾及其向着毁灭之路迈进的辩证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原论》论述了旧中国的七种基本形态：中国的货币形态、中国的资本形态、中国的利息和利润形态、中国的工资形态、中国的地租形态、中国的经济恐慌形态。以此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性。这一时代的经济学家，适应当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他们翻译出版了大批马列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性质，进行农村经济调查，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奠基作用。
二、建国初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经济学者为适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如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王学文翻译了《价值、价格与利润》，郭沫若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郭大力翻译了《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等等。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
1954年，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教科书》在导言中写道：“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生产关系。”《教科书》提出的学术规范，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或者斯大林范式，苏联《教科书》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曾经风行一时的经济学消灭论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期已经到来。苏联《教科书》出版后迅速流传到社会主义各国，使其不再像苏联那样需要经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艰难探索，从而推动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但是《教科书》根本的缺陷是否定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从总体看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只存在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商品生产将消灭。这种观点称为半商品经济论，半商品经济论与非商品经济论相比，是一个理论进步，但是与社会主义实践相比，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教科书》提出的经济规律体系实质上是对计划经济的描述，因而可以称为计划经济规律体系。价值规律本来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是《教科书》的经济规律体系中，受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约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教科书》第一次把按劳分配描述为社会主义的一条经济规律，虽然使用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市场经济运行的范畴，但已经改造成为反映计划经济的范畴，“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雇佣劳动、劳动力价值等等表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范畴已经消失”，“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着商品生产，因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然起作用，同价值规律有关的范畴仍然存在。然而从旧范畴保留下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则已经根本改变。”《教科书》使用的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已经抽掉其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容，剩下一个经济范畴的外壳，注入了计划经济的内容，因而成为计划经济的范畴。
《教科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较长时期内评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依据。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观点如果符合《教科书》的理论要求，就是正确的，如果有点偏离甚至不大符合，就是错误的，就要遭到无情的批判。《教科书》束缚了几代人的思想，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整个进程。《教科书》理论体系被当成不可更改的经典，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几乎是全部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很难谈到创新与发展。《教科书》的体系在中国沿用了几十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实践走了一段弯路。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楚；加之****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依然存在着“宁左勿右”的错误观念，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理论的研究。
“**********”十年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术界无法客观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来自国外的研究成果也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致使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除出版少量政治经济学普及读物外，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专著几乎没有。这期间，一些出版社曾先后出版一些政治经济学基础性读物，这类读物反映了“**********”时期的理论思想倾向，带有“左”的印记。
当然，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出版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著作，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特别是介绍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薛暮桥著的《政治经济学》、王思华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蒋学模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等。
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国经济学者还出版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和辅导著作：如1956年王学文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1957年陶大镛著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法则》，陈其仁编著的《两种社会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陶大镛著《什么是帝国主义》，《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蒋学模、陈其人著《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谷书堂著《什么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行了关于帝国主义及总危机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著作，如商务印书馆资料室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该书介绍了西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福利国家理论、“人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与竞争的理论，并对之进行了批判。宋承先著《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评析了西方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思想及其发展变化，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
“**********”结束之后，学术界开始重视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注意吸收和借鉴外国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我国学术界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开始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成果；一是把坚持与发展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期间出版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有关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于光远、苏星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宋涛、卫兴华、吴树青等编《政治经济学》，许涤新著《广义政治经济学》。1980-1981年，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词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三卷，第一卷包括导论、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为帝国主义部分；第三卷为社会主义部分。在编写中动员了全国近百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数百位经济学者参加编写，该词典80年代在国内有广泛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学界不断扩大对外学术交流，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而也不断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编辑出版了大量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教材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专著。这些教材和专著从不同层面对资本主义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我国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深度和广度；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及原因；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等方面。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重要条件的方针，给经济学界的理论改革增添了新的动力。不过，当时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结构是唯一可以学习和利用的理论源泉，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理论改革中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潮流。在这一阶段有关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争论中，首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例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首先对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提出质疑。他指出，“斯大林的定义是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正确定义的修改，这种修改是不妥当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带来了不良后果。我们认为，斯大林把流通排斥在政治经济学对象之外，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独立出来，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之一，都是有问题的，大有讨论的余地。斯大林对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对于生产关系所包含的内容（或组成部分）的改动，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斯大林错误观点的理论渊源，以及它在实践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
因此，政治经济学为了科学地研究和说明生产关系，必然需要考察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但考察生产力，是服从于研究和阐明生产关系本身以及它同生产力的适应状况的，而不是为了说明生产力自身。由此，是否应当加强对生产力研究的强调，一时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大讨论，这对形成我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如1983年，全面反映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的正式出版，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开拓者。关于方法问题，则是确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曾明确了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别。如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运用的是研究方法，即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过程；在《资本论》之中马克思使用的则是叙述方法，即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具体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我们现在要掌握的应是其中这个叙述的方法，即由抽象到具体的道路。这样，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经济学界进入了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一个高峰期，出现了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代表作品。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采用以生产、流通（交换）、再生产的动态“过程法”来安排理论结构，从而有别于过去所采用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静态“四环节法”。这样，就更加有利于把以物质利益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而贯穿于全书的分析中。这是这一代经济学家在极力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制约，重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
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经济学趋于瓦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经济理论的主要命题。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开始从抽象的生产关系逐渐转向实际经济问题；在具体分析上，更是力求从实际出发以贴近现实，并适当地、有针对性地增加了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内容。这应当说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变革的一个新的开端，它直接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在这一阶段，一些经济学者开始反思传统范式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突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狭窄的定义，而转向认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要揭示的经济规律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而且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规律。即是说，它的对象应该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讲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的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像马克思曾经赋予它的含义那样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部，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与此类似，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关系的层面，而是需要具体地对我国改革前和改革中的经济体制做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且，对改革前和改革中事实上存在的经济体制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分析和批判，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研究内容的扩展也成为这一阶段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的一个重要变革，主要是把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以及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思想引入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这种趋向首先反映在198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中。《通论》重新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认为“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并非传统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指当代不发达或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亦即起始阶段的社会主义”。把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当代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同时在分析方法上，《通论》除了在总体设计上仍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外，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计量分析和比较分析、均衡与非均衡分析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垄断竞争动态非均衡的分析方法”，并认为这种方法不仅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对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同样也是适用的，从而打破了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分析界限。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是在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必需范围内来阐述经济运行问题，所以只能限于运行规律和运行的基本机制；而由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来分别研究经济运行的某一方面，则能够对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更细微和更具体，所以主张在原有框架外另立分支。
这一时代的经济学家，大都出生在20世纪初期，曾经或多或少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过理论上的贡献，更多地是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著书立说，培养人才，阐释党的经济政策，研究改革与发展的途径，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他们当中有的学者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作过长期的有益的探索。
四、十四大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趋向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强调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由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改革境界。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开始大量进入我国，除了西方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外，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企业契约理论等在内的各种流派理论著作都相继引入，这使得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内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们不断增多。
然而，新的理论背景必然要遭遇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国内理论界又该如何应对呢？由此，对于如何构建我国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也就出现了不同意见。其中一派观点认为，应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吸纳部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派观点则主张，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取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基本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学，世界上可能就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不过“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之间会有内容、方法和观点上的差别，甚至会形成各种流派。但这种差异与国家的不同无关”，因此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并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各种观点不一而足、众说纷纭。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大讨论陆续展开。
我国早期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比较具有典范意义的，当属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该书从评论当做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使得国人的政治经济学修养程度受到限制，故没有产生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环境。因此。我国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人，不应一味照搬模仿舶来政治经济学的教义和内容，而“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
具体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上述问题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改革应当何去何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简单地讲，也就是要坚持原有基础上的创新，还是要彻头彻尾的革新。当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他各流派分支的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上。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不断吸收各方面的文明成果而丰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吸收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方面，有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任务就在于努力使这种吸收用来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国经济科学，增强其科学性、适用性，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而这一阶段各具代表性的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的相继出版，亦成为这种反映的主要体现。
在著作方面，一种发展方向是要求强调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另一种发展方向是，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新近鼎盛的几个分支理论相结合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经济学体系。其中，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还有一些同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新兴学科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而第三种发展方向则是，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我国现行改革所处的阶段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体制结构变革进行动态研究，称为转型经济学或者过渡经济学。
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出生在20世纪20-30年代，成长在建国以后，其贡献主要在改革开放时期。他们都是“科班”出身，理论功底深厚，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经验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主流经济学地位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现实中遇到了许多挑战。一是“过时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是为了证实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就没有必要继续深入学习了。而且认为马克思研究的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适合垄断资本主义和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因此过时了。二是“替代论”。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灭亡，需要研究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经济的，而西方经济学全面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也要发展市场经济，因此认为学习西方经济学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用，试图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经济学。三是“经典论”。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经典理论，只可以进行深入研究，而不能进行变动和发展。要严格忠实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没有进行论述的就不能结合实际加以拓展。实践在发展，但理论不能动，以不变应对万变，导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几十年来一个样，其后果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
“过时论”和“替代论”是反对坚持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只是理论不同而已。“经典论”是要坚持学习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而且要原汁原味地学，不允许有一点变动和发展。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使得原本科学而生动的学说变得枯燥无味，使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失去生命力。出现这些误区，问题还是在于没有深刻认识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涵，没有依据马克思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本质属性，它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这种发展的理论不可能在现实中停滞，它已经内在地包含着要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正如******指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就是坚持与时俱进，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勇于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前沿课题、难点和热点问题进行探索。在探索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理论，也包括后继者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方面说，无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都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作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对世界各国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并受到实践检验的理性认识，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尤其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得出的一切市场经济体制下和社会化大生产物质基础上共有的特征、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结论，依然适用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和协调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我们的指导和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也是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
二、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实际出发，正确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并为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其经济学说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熟，资本主义的特征、矛盾已经显露和展开，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舞台上独立的政治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形成了他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并把它贯穿于矛盾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法、分析与综合法等具体方法中，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具有严谨的体系，而且使内容具有正确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其最根本的本质属性，它不仅内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旺盛生命力的最基本源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时刻关注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个脚印，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地进行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能显示出其开放性的特征。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吸取了当时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而且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那里继承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方面的思想精华。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比如，马克思早期把工资看作“劳动”价值，经过一段实践后，进一步确定了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不断地吸取世界各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丰富甚至更新他们经济学说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具有发展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体系，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其发展性也就内在地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资本论》第一至四卷，而且还包括马克思计划写作但未完成的庞大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就《资本论》本身来说，它的创作就给后人留下了有待发展的任务和空间。《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这一宏大体系的一个部分，马克思曾多次指出，在《资本论》之后，尚需有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具体的经济关系的“续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而且也是通过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艰难曲折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但需要坚持或继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更需要发展和创新，要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扬弃某些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和论断，提出更加符合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科学理论和观点。坚持和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离开坚持和继承，发展和创新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会走上歧路；发展和创新是目的，离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由于僵化而失去生命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把一切问题都能预测到，分析到。正如******指出的：“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以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提炼出精湛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完全允许用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拓展。
三、正确处理好西方经济学融合的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另一种是把两者简单地混合或调和起来，否认它们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要避免和克服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具体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继承性、互补性和借鉴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个性，表现在阶级性、科学性和内容的差异性等方面。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从科学性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讲，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更多的非科学成分。当然，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密切联系的，虽然西方经济学运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但是仍然难以掩盖其阶级局限所导致的片面性。从内容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分析、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因而它们在内容上的差别性也是明显的。可见，要使两者相融，不能人为抹煞它们的个性差别和本质区别，否则容易犯****错误，丧失应有的阶级立场和科学态度。
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个性，并不否认它们具有共性。那种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而否认它们有共性的观点，同样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同时，把它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完整地揭示出来。而西方经济学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发，不仅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侧重于研究生产力，把资源配置作为中心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外在互补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了它们的继承性。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其中的福利经济学，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同样，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并且吸收了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表现出它们的互补性和借鉴性。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应当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列主义经济学为主导，不能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要重视理论创新与发展，借鉴与汲取西方经济学中可为我所用的某些理论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去研究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巩固其主流经济学地位。
（郭松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