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为什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在欧洲土壤里滋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能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得以中国化，这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而且还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
19世纪中叶，为了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推动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理论，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属于一个人，也不属于一个民族，它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和以往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切优秀传统和积极的思想成果的总结发展，是包括各民族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思想传统的合理继承者，是全人类哲学智慧的集大成者。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民族性是哲学的主要特征。即使孔子、老子、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其他民族也发生过影响，但也只限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范围，并未改变其哲学的民族性。老庄哲学是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哲学，仅此而已。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的学说。尽管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专属于德国，而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一种“世界哲学”。马克思曾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当代世界的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上讲，它是人类文明和哲学成果的结晶；从研究对象上讲，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普遍规律；从世界普适性上讲，它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总之，它是“世界的一般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哲学”，其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生产已经走向了机器化和社会化。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在1830年推翻了复辟王朝，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胜利，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了商品经济时代，从“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转向“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同时也就从民族历史的时代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世界的“一体化”历史得以展开。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经验的事实，它形成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了这一历史趋势，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来表征这一历史趋势，并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从根本上说，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使以往那种各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之间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在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之间不仅进行着物质的交往，而且也进行着精神的交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是在世界历史这个宏大的背景下所形成的“世界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世界哲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尖锐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国无产阶级的实践就具有了最根本的指导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也不可能为各个国家或各个民族解决具体发展道路和如何进行革命以及建设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案。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普遍性。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加以结合，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理论，是要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要实现这一结合，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获得具体的民族的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彻底成为美国化的党。”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与其传统哲学和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他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因此，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并使之中国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民族化的内在要求，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西方哲学融合的继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西哲学的融合。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贯穿整个近代的中西之争，即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反省我们的传统文化。哲学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发展受到了这一争论的制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发展，也不可能不受影响。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中西哲学的冲突和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时，中国已经有过80年的中西之争。当时西学已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介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已有所了解，已具备了“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的条件。否则，在西方文化土壤里孕育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能那么快就被中国人接受和理解的。特别是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思想家将之改造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最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上经历了由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对中西哲学融合的成果以及对进化论的继承和发展。李大钊曾说，如果以“历史进程的价值”即对历史的发展是否肯定为标准，那么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一致的，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对立的“进步的历史观”。而唯物史观是彻底的进化论，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社会、物质、人生，而不是个人、精神和神权。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前人中西哲学融合的成果为基本出发点的，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西哲学进一步融合的继续和发展。
从思想文化上看，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是把它视为融合中西哲学长处的媒介。五四运动之前，西学在同中国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显露了“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的软弱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病，然而中国文化也一直没能找到一条融贯中西、建立新文化的出路。“五四”文化论争的实质就是重新评估中西文化的价值。此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刚被引入中国，而且它不完全是以西学的面目在中国出现。因为当时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孙中山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就作出了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为批判的对象。所以当它传入中国时，就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中西融合的媒介，很好地适应了中国寻找出路、建立新文化形态的需要，使我国的中西之争取得了系统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西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当时，知识界关于中西文化的主张曾有全盘西化派、国粹保守派、东西融合派等三种主张，其中第三种主张处于主导地位。李大钊指出：“东西文明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互有短长。须时时调和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只有‘第三种文明’，俄罗斯之文明诚是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瞿秋白说：“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然而，两种文化“都有危害的病状”，唯有马克思主义“开辟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心理代表了当时许多进步分子的感情。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人们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破除了对帝国主义文化的幻想，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为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扫清了道路。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定程度上又是对中西之争的一种的科学回答。******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个新文化以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它必须取得民族的形式；反过来，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则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取其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舍弃其反科学、反民主的糟粕。在哲学方面，也就是使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分相结合。正如艾思奇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所说，这就是辩证唯物论“对中国自己的过去哲学史上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的发扬”。这就在科学的意义上实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选择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能够适应我们这个需要，否则，它是不会起作用的。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在20世纪初期，国耻日重，国力日弱，国亡日显。就社会矛盾而言，中国本来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存在着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普遍矛盾，还增加了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的矛盾，而后者成为中国社会当时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实行民族压迫，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中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不断地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但戊戌变法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辛亥革命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希冀新的思想武器。
鸦片战争以后80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从地主阶级改良派的经世致用哲学和革命农民反封建的宗教改革哲学，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天演哲学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哲学等，尽管在不同程度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始终没能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变法、起义、革命一次次的失败，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有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作指导，迫切需要有成功的革命实践经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把眼光转向了俄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表明，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必然。
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我们的思想武器，不是照抄照搬就能奏效的，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使之中国化，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因为世界上不同的国家，由于各自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以及状况各不一样，因此要回答和解决的具体实践问题必然是不同的。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有效作用，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为此，******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指明了方向。为克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新掌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根本保障。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用“引进、学习、实践、创新”这八个字来概括。这个过程的核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问题，也始终伴随着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更新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生活并得到普及与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第一个阶段，由于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就首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这个阶段，李达、艾思奇等学者也基本上是以革命家的身份作出自己的哲学贡献的。在第二个阶段，******等人站在哲学的高度去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加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人数不断增加，但由于片面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束缚了学者们的视野和思考的深度，他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在内，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阐释******的哲学著作，二是作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体系化的尝试，参照苏联版本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在第三个阶段，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江****、胡****等政治家在发展战略的思考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原理上研究、从体系上建构，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政治家们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很正常的。正像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由于站在科学前沿、反思深刻而成为大哲学家一样，政治家们担负的责任使他们必须从战略上思考问题，“站得高，看得远”就易于把握时代精神，从而能够在哲学上提出新的见解。拥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江****、胡****等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贡献必然是引人注目的。他们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其哲学著作中，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著作中，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中也都有大量的实践。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种前仆后继的，所以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必然是一脉相承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贯穿于他们哲学思想中的主线。
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哲学思想
（一）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对中国实际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20世纪的近半个世纪中，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再创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李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概念，但他最早在文章中论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实质。1923年5月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运动的方案，“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的出路”。李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就开始了走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实际和现实进行结合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道路。
“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李达在面对大革命失败以后，整个中国的革命都陷入了深深的低潮时，就提出了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寻求我国的革命道路的呼喊。他认为我们必须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作出正确的认识。他通过分析和研究作出了以下结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在于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而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发展产业。”“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李达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联系中探寻着中国的出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他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相当深入和具体的思考，这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贡献，是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实践考察。其主要贡献是：
1.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走自己的路。他一再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是什么”、“不是什么”、“怎样做”、“不怎样做”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来。
2.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他认为，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核心，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比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更具有实践意义，不同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要善于抓住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矛盾。
3.坚持意识反映论作用。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源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个人类认识的总公式，因为这既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也是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4.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为达到目的先创造条件。如果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无法做到实事求是；利用规律，就是通过创造使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使规律按人们要求的方向和途径去发挥作用。
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最高宗旨，必须把“一切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共产党的工作路线。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当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党的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点实际上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实践论》和《矛盾论》
******在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而且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指导方法，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其中的最重要范本。
1.《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础上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而创立的。“实践第一”是其基本观点，也是辩证发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础之上，根植于欧洲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必须找到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之处，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形式，才能使其在中国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结果。而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习行践履，二是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这两点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论有着根本的相通之处。
******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认识的辩证发展理论同中国哲学中重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中华民族的形式，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一，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的思想。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社会实践有多种形式，除了生产活动以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与的，属于社会实践范畴。其中，最主要的实践形式是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断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且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期的结果，认识才能得到证实。因此，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高到第一位，认识离开了实践也就失去了作为认识本身的意义。
第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充分论证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用“知行关系”说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这不仅把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知行关系的长期争论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和概括，而且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实践论》引用民间谚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意义。******举例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中国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得以实现，就因为有人在他们的实践中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传达到“秀才”之手，秀才才间接“知天下事”，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他最欣赏中国的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认为“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
第三，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对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认识和发展的辩证运动作出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概括和揭示了人类认识活动的过程和规律。其中关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关于“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关于“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达到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等精辟论述，都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2.《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成分所创立的。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的关键问题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把这种辩证法引到中国，就需要找到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之处。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朴素直观的辩证法观念在中国的发展，无论就其历史的悠久性还是就其观念本身发展的成熟性来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基本观点表现在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思想。阴阳学说不但初步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而且也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简单的二分法鲜明特点，无论是“两点论”还是“兵家辩证法”，都是这种朴素辩证法思维模式的产物。这种阴阳学说的传统和对立面的简易二分法思维模式，尽管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具有必然的同构关系，但由于两者的基本着眼点都在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上，因此比较容易产生思想上的契合。但中国传统辩证法虽然承认和谐与冲突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但绝大多数思想家认为，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始状态和终极目的都是和谐统一，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倾向于强调矛盾的同一性。
******的《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学说、和谐统一思想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展开，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体系，赋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中国阴阳学说和中华和合文化的形式产生出具有中西特色的新形态——“中西合璧的矛盾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构成了一个关于矛盾学说的完整理论体系，其重点是关于矛盾的特殊问题。它以一半的篇幅着重说明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都有其特殊性。这是世界上诸种事物之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除此之外，每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一发展阶段上矛盾的不同方面，也有其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方面属于矛盾特殊性问题的两种不同情形。在《矛盾论》中，******除了阐述多层次多方面地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具体方法，还说明了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如抓住主要矛盾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工作方法，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的巩固，将革命引向胜利的领导方法。这些方法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原理真正转化为广大群众易于接受的思想武器。
第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形而上学，中国古代亦称玄学，“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都是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水浒传》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其中宋江三打祝家庄就是最好的一个。中国有些成语如“相反相成”，是辩证法的；“新陈代谢”则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这些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谚语、典故、成语的穿插运用，就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带有浓厚的中华民族特有的色彩。
第三，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论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矛盾的特殊性作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具体分析，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概括为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对矛盾的不同方面，特别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互相转化给予系统的论证，这与中国革命本身所具有的极大特殊性和异常复杂性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如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辛亥革命开始经过若干特殊复杂阶段，其中资产阶级领导时期和无产阶级领导时期革命的根本面貌是不同的。20多年间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又包含矛盾的激化和缓和，有些矛盾暂时得以解决，而有的矛盾又重新爆发等特殊情况。此外还有国共两党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以及二者之间统一战线的建立、破裂、到再建立的复杂局面。毫无疑问，研究这些特殊性，抓住和解决其中的主要矛盾就成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方案和方针、政策的最重要方法。《矛盾论》正是中国革命中解决现实矛盾的最根本理论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