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囚徒困境”，开始了恋爱的一对男女，也就双双走入了“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都不变心，那像一首古诗说的那样：“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那自然是最好的结局；如果都变了心，效果也不算太坏，毕竟“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嘛；而如果一方变了心，并且找到了更好的情侣，另一方却还傻乎乎地等着地老天荒，那么，另觅新欢的一方是最幸福的，比两人都不变心的结果还幸福，因为他找到了更好的情人；而被抛弃的一方是最不幸的，比两人都变心的结果更不幸，因为他所面临的痛苦既来自于对方的太幸福，也来自于自己的太不幸。
根据“囚徒困境”的原理，恋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忠诚，另觅新欢对我而言都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然而，与囚徒困境中“隔离审查”这个重要条件相反，恋人们一旦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之后，一般情况下是整天泡在一起的。泡在一起做什么？发誓！发什么誓呢？无非是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牙儿我是刷，你不爱我我自杀”一类的蜜语甜言，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对方相信自己能够天荒地老而此情不渝。他们希望彼此忠诚，从而换来一个好的博弈结果。而且，为了防止对方变心，他们总要设法让对方相信，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绝配，没有比我们再彼此适合的了。然而，世间没有永恒的誓约，很多爱情的悲剧往往都从背弃誓约开始，而天下又似乎不存在没有誓约的爱情。
那么，除了道德伦理的约束，有没有一种机制可能让爱情中的男女信守誓约呢？这就涉及重复博弈的问题。
所谓重复博弈，是指将一个博弈重复进行下去。我们知道，在单个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采取对抗的策略可使个人收益最大化。假设甲乙二人进行博弈，甲乙均采取合作态度，双方的收益均为50元；甲合作乙对抗，则甲的收益为0元，乙的收益为100元；乙合作甲对抗，则甲的收益为100元，乙的收益为0元；甲乙二人均对抗，则双方收益均为10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双方都合作，每个人都将得到50元，而如果双方都对抗，则各自只能得到10元。那么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对抗而不是合作呢？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一次性博弈的囚徒困境——既然无论对方选择什么，选择对抗总是我的最优策略，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我自然就会选择对抗了。
的确，如果就一次性博弈来看，（对抗，对抗）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甲、乙具有长期关系（比如他们是生意上的长期合作者），那么情况则有所改观。因为我们可以作如下推理：如果双方一直对抗，那么大家每次都只能获得10元的收益；而如果合作，则每次都可得到50元。最重要的是，假定甲选择而乙选择对抗，那么乙虽然在这一次可以多得到50元（100-50=50），但从此甲不再与他合作，乙就将损失以后所有的得到50元的机会。因此从长远利益来看，选择对抗对双方而言并不聪明，合作反而是二人最好的选择。
这更真实地反映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合作与对抗的关系。比如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座位争吵，因为彼此知道，这是一次性博弈，吵过了谁也不会再见到谁，因此谁也不肯在嘴上吃亏；可如果他们相互认识，就会相互谦让，因为他们知道，二者以后还会有碰面甚至交往的可能。两个朋友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争吵，如果不想彻底决裂，通常都会在争吵中留有余地，因为二人日后还要“重复博弈”。
知道了重复博弈的原理，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恋人们之间的博弈。恋人们之间彼此的忠诚，除去道德因素不谈，原因就在于他们今后还要常常碰面，还有机会重复博弈，并在不断地重复博弈中获取利益。如果一方选择背叛，而另一方就可能会因此宣称“我不跟你好了”，结果背叛方所失大于所得，所以忠诚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重复博弈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商业行为。比如你到菜场去买菜，当你担心上当受骗而犹豫不决时，卖菜的摊主便会对你说：“你放心好了，我天天在这里卖菜，不会骗你的，如果菜不好你回来找我！”他强调自己“天天”在这里卖菜，你通常便会放下心来，与之成交。因为他的这句话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就是“跟你是‘重复博弈’”。而一次性的买卖往往发生在双方以后不再有买卖机会的时候，特点是尽量谋取暴利并且带有欺骗性，比如车站、码头、旅游景点的东西往往质次价高，其原因就在于买卖双方很少有“重复博弈”的机会。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交往的基础在于守信。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没有信用基础，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陷于混乱的生活危机之中。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告诫过我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学而》）翻译成现在的大白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那就真的没救了。就像一辆汽车没有车轮，还怎么还能够行驶呢？
中国的儒家把守信视为一种人人必须奉行的道德准则，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不需要特别的理由的。而现代经济学则认为信用是人们在通过交易博弈，主要是在多次的重复博弈中建立起来的。在一种较为完善的经济制度下，若“重复博弈”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
旅美作家林达在其著作《历史深处的忧虑》中讲到这样一则事例：在美国，任何一个售报机，都是一个铁盒子。所有的报纸都在里面，放一个硬币就可以全部打开，取一张之后再把它关上。作者说他第一次买报的时候，塞进硬币，一拉开盖子，发现所有的报纸都在他面前时，吓了一跳。因为根据他在中国的经验，这样的设计会使得报纸几下子就被人拿光。但是，这是根据美国的国情设计的，美国人不会扔一个硬币，却拿两份报纸。而且作者很快发现了例外——中国人聚居地的中国饭店、中国商店门口，就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售报机，一个硬币只拿得出一张报纸。关于此事，在美国的华人报纸上引发了诸多议论，其中一个华人讲述了在半小时里，他如何活生生地眼看着同胞们“免费”取光了一大堆报纸。
国内还发生了一则与上述事例相反的事件：网易新闻频道曾有过这样一个标题：“诚信奇迹无人卖报摊三年口袋里从没少过钱”。讲述一个叫王波的卖报摊主，因为夫妇两个又要带孩子，还有一个书刊摊要打理，所以把自己在成都近郊金名苑市场小区门口的报摊办成了“无人报摊”，报架上写了“请给5角买报”的油漆字，还放了一个装钱的口袋。三年来，这个报摊每天都会卖出报纸100多份，但从来没有少过钱。
诚信并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无人卖报摊开张的第一天就少了两元钱。两元钱等于4份报，这4份报的“买家”中或许就有不诚信的机会主义者。买卖双方在第一天里就进行了一次诚信与不诚信的简单博弈，这场博弈中，诚信卖报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他完全有可能不顾其他买报人的不方便而在第二天就取消这个无人售报摊，如此一来，买卖双方都陷入了不诚信的“囚徒困境”，公众此时来指责社会诚信沦丧也是理所当然了。但卖报人并没有那样做，而是坚持了下来，结果第二天又多出了2元钱。于是，这一坚持就是三年。
关于这个“奇迹”，有人将其归因为小区居民素质高，但也有人不这样认为。比如长期在此蹬三轮车的吴师傅就说：“啥子素质高哦？是市场门口人多不敢拿。”吴师傅自小区建成后便生活在这里，一直在此蹬三轮车，闲时便把车停在报摊对面的路边。他说，“诚信报摊”位于市场门口，来往的人很多，而且旁边有几家商铺，“那么多人盯到在，哪个敢拿？”
其实比起“素质高”，吴师傅的关于“不敢拿”的判断，似乎更为符合博弈学原理。我们可以把这个“诚信报摊”看作摊主与买报人之间的博弈，而从博弈过程来看，“诚信报摊”成立第一天那种“每个博弈者都只关心一次性支付的简单博弈”已经转变成了“重复的、连续进行的博弈”，连续博弈的过程中，偷报者必然会担心卖报人可能采取暗中观察、抓住偷报者示众等报复措施，所以会理性地克制投机行为、选择诚信与合作，于是必然就出现了双方都诚信的博弈结果。
我们可以进而分析，为什么林达所说的美国的无人售报箱中的报纸会被中国人拿光呢？莫非中国人在自己国家内诚信，到了美国就不诚信？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售报箱的位置多设在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而一个人之所以敢从售报箱中拿走所有的报纸，原因就在于这周围的人都是过客，没有人认识他，他明天也不会再从这个售报箱拿“免费”报纸。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单次博弈，而非重复博弈。
诚然，我们都是经济社会里的“理性人”，并不是天生就懂得守信的天使，现实生活中不诚信的事还很多很多。但成都的这个无人卖报摊3年没少过钱，让我们得到了一些遏制诚信缺失的启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都将诚实信用视为美德，但更多的是从道德上讲的，而殊少法律的约束，所以现实生活中总会发生诚信危机。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并不是达不到一个高度的诚信水平，合理的博弈规则才是保证社会诚信的基本条件。而遏制诚信缺失的博弈规则就是将一次性博弈有效地转化为重复性博弈，同时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对不诚信行为处罚的可信性——通俗地讲，就是让每个参加博弈的人都清楚，彼此可以在长期合作中受益，“一锤子买卖”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同时，如果谁不遵守有利于长期合作的诚信规则，谁就将确定无疑地受到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