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撰写了《青年与农村》、《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土地与农民》等重要文章。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在提到农民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后来，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在《土地与农民》中，他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作了更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农民革命动力的思想：“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此外，他对中国农民运动、农民武装等，都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
10.军事思想
李大钊作为国共两党北方最高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全面开展军事运动，从开辟北方战场策应北伐战争，到结成反直奉军事统一战线；从敦促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代，到制定战略方针与作战计划；从开创国民军政治工作、举办北方军官学校，到组织武装农民与改造红枪会；从亲自指导部署国民军到敦促冯玉祥“出长安师郑州”，从而保证北伐的胜利。他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在他的很多报告中集中体现出来，如《守常政治报告》、《守同志来信》、《北方区委委员们的报告》、《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等及李大钊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有关电文指示等共计二十多篇。这些报告，是李大钊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献，直接反映了李大钊的实际活动及其军事思想。“在北伐战争中，李大钊善于审时度势，从南北战场的不同特点出发，多次提出战略方针作战计划和军事原则与斗争策略，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北伐战争与指导北方战场，起了影响北伐全局的战略作用”。
李大钊的思想非常丰富，还有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教育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等等，兹不一一列举。李大钊始终能够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沿，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其原因就在于他具有的国情观和所具备的世界眼光，在于他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在于他善于把握规律，在于他的创新精神，在于他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思想。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状况以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等。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同时要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把握。李大钊对近代中国的国情作了很深的研究，论述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动”、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阶级状况和革命动力、社会状况和革命前途等等。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置中国国情于不顾”。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在他看来，“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要”。他强调，“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1923年10月，李大钊《报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认真学习、研究十月革命，对其进行认真的“解读”，从而作出了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这种解读过程，离不开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国际国内局势、东西方文明等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即离不开当时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所构成的语境：在国际，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等，这也就是他的世界眼光。他在《〈国体与青年〉跋》一文中指出，为了适应世界革命的新潮流，我们必须把世界作为活动的舞台，把自己国家的民主作为世界民主的一部分去活动，才有成功的希望。他说：“我们神圣的青年，应该知道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我们拥护Democracy，不是单管国内的事，不管国外的事，就能成功。必要把世界作活动的舞台，把自国的Democracy作世界的Democracy一部分去活动，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他还指出，“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正因为李大钊思想开放，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又能立足于中国，从中国看世界，才使他看得更加高远，亦使他始终处于时代发展的前列。
李大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念，尤其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对唯物史观的应用，更使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善于把握规律。
他认为：“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班事物的本性及原则者。”他还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精彩论断和闪光思想，正是他善于把握规律的明证。
李大钊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在他看来，“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为此，他大声呼吁：“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创新则必须具有科学精神，也是通向科学真理的必由之路；坚持和发展科学真理则是一条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李大钊对真理的理解和诠释是：“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李大钊一生坚持真理，追求科学精神，获得了思想上的真正解放，而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又为他不断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是迄今为止现代化意识的最高表现。李大钊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上的严密性和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普遍指导意义。所以，他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亦自觉地运用它分析历史、社会、道德等多种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1967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序言》中阐述李大钊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时指出，“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了预言”。实际上，李大钊“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起，就是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产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致胡适书《再论问题与主义》时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根本解决”。
中国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里，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提出来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初方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理论建树。这一思想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毛泽东最早于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提出的。但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它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是合一的，即首先来自于李大钊所主张的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行社会“根本解决”的思想与主张之中。它不仅规定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对中国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根本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基本途径，即以“阶级竞争”为政治手段，以“直接行动”获得最终的解放。而五四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李大钊的“直接行动”的思想。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层面上，而是及时将其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伟大实践，并力求使这一先进的思想理论转变成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而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对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全力推动中国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他的有关建党活动实践、建党思想、建党理论以及在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工作等等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也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政党发展史、现代政治民主思想史的重要历史逻辑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