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著名学者张静如曾指出：“综观李大钊的文章，反映出一种较强的开放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封闭和开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能不能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能不能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李大钊无论是作为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都不是封闭的思考问题，而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当时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例如，他认真研究东西方文明之后，对东西文明的优缺点都作了一定阐释和分析。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西方判定宪法，多取柔性，界以调合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在反帝反封斗争中，他先是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看到了它的弊端，最终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以极大的热忱，密切关注俄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经过深入研究，他终于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他甚至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李大钊的这种见解，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中，投身于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文化思想战线上复辟逆流斗争的进步知识分子，虽然不乏其人，但十月革命的炮声，并未引起他们的关注，没有促使他们转向新的思想认识。只有李大钊，毅然决然高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而当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后，不仅大力宣传，而且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积极领导并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成长壮大起来，如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张闻天、张太雷等，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当中国革命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达到某种程度时，李大钊便提出了应该“急急组织”一个“强密精固”的统一的“劳动家的政党”。而后即致力于创建中国共产党了。在当时创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并且使之成为影响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并占有主导地位，这谈何容易？如果没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是绝对办不到的。
李大钊提出“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引导人们树立起新的世界观，为了理想而努力创造一个新世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人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体现了李大钊的历史观；李大钊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也明确提出了“与时俱化”的观点。“与时俱进”、“与时俱变”、“与时俱化”以及李大钊在《史观》和《史学要论》中反复使用的一些字眼，如“活”、“生动”、“生动不已”、“翻新”、“时时变动”、“天天变动”、“随时变迁”、“随时变化”、“随时变动”，等等，这些词语都是与时俱进的同义词，但这些高频率使用的字眼完全可以看作李大钊“与时俱进”思想的强调和补充。李大钊把与时俱进这一理念用在了对政治的看法上，对历史的看法上，对文化的看法上。李大钊倡导与时俱进，并非把它局限于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是主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应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事实上李大钊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改变并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臻于完善。这种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李大钊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
李大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直接领导并创建了中共北方党组织，他还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在北方各省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会谈，最终使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大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了策应北伐，他多次与冯玉祥联系或会谈，最终促使冯玉祥誓师五原。所以说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北伐战争中作出突出的贡献，是与他践行与时俱进精神分不开的。
我们说，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而没有成为康有为、梁启超，也没有成为胡适，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够紧跟时代潮流，时刻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断更新观念，勇于创新，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6.乐观进取、一往无前的精神
张静如高度评价李大钊“有着强烈的进取意识”。的确，李大钊的一生都在自觉地“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倡导“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这些催人奋进之言表明了李大钊怀有乐观向上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再造“青春之中华”的伟大的抱负。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和伟大的抱负，他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李大钊认为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他号召国民越是在艰难的时候，越要有雄健的精神。“人类在历史上的生活，正如旅行一样。旅途上的征人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是坦荡平原，有时是崎岖险路。老于旅途的人，走到平坦的地方，固是高高兴兴的向前走，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这并非意味着李大钊喜欢冒险，他十分珍视生命，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是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从中不难看出李大钊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刻理解。他曾坦言：“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致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但当为了中国革命需要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时，李大钊则从容慷慨就义，选择了后者。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一再通缉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再加上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对革命者进行疯狂迫害、搜捕和镇压，环境异常恶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劝李大钊尽快到南方去，中共中央也及时做了调动他工作的安排。但他只是帮助其他同志撤退，而自己却坚持留下，继续开展斗争。
被捕后，他在监狱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屡受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正气凛然。他在“供词”中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份，有意无意回避有关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事情，机智地隐蔽了党的机密，严守了党的纪律，丝毫无损于党的事业。他在《狱中自述》的最后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即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李大钊毫无畏惧、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临刑前，李大钊首登绞刑架，神色不变，从容就死，谱写出了壮丽的人生——延长了其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李大钊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前行的动力。“李大钊等先驱者确信自己的事业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是完全有根据的，而党内那种遇到困难或挫折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丧失信心的人，则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7.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
李大钊一生淡泊名利，故而不为外物所诱。他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奢糜之风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对卖官鬻爵的丑恶现实也给以了无情嘲讽。那么，在实际工作中，李大钊曾可以支配多少钱呢？他曾言：“当徐谦、顾孟馀离京之时，顾孟馀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中……此后又汇来数万元。”即他手中掌握公家财产数万元，但却从不乱花一分一文。正如王森然所说：“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这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李大钊一生生活俭约、清廉，且经常扶危助贫，克己助人。他倡导“简易生活”，“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吏作奴隶。”他大力提倡简易之生活，认为“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这样“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作也”。李大钊不仅自己以身作则，“黄卷青灯，茹衣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而且其家人也是穿着土布衣服，吃着粗茶淡饭，甚至面临着断炊的困难。李大钊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从每月一百二十元的薪俸中拿出八十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且不顾家中生活已陷入困难的实情，常接济贫寒的进步青年和支援革命活动，以至于后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教师发薪时先把他家里的日用扣下来，以免李大钊的妻子常因无米之炊而为难。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人士呼吁要宽赦李大钊等人，其中列举宽大理由之一：“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研究各种学问……”
李大钊去世后，各报对李大钊艰苦朴素生活均有报道，“李以身殉主义，死或无悔，唯其孤寡无以为生”；“李夫人回家后，仅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闻李生前好友甚多，已有为其议醵金，以抚养其遗孤者”，这些足以说明李大钊生活清廉及对名利的淡泊。王森然这样评价李大钊：“先生的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尤不治生产。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
李大钊身为北京大学的教授，生活水平应该算得上是当时的小康之家，但是面对需要帮助的青年学生，他会慷慨解囊；面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的缺乏，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资助。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他？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理想，是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创造中国美好的未来，是为了全中国人民都能过上独立、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新生活，为此，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李大钊已经达到了无私奉献的至高至上的境界。
8.求真务实、不断探索的精神
李大钊做事勤勤恳恳、鞠躬尽瘁，追求“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事，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反对好高骛远。他认为一个人“只管飞腾，而不留心所据的场所，是否为实地”，那么他的期冀和企图，最后也只能是海市蜃楼，一切都将成为空想。“本求迈远腾高，结局反困蹶于空虚的境界，而不能于实地进行一步”。故主张凡事都要寻求一种“可能的境界”，是真的，实的。
无论做学问还是革命工作，李大钊都要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去做。为了实现伟大的抱负和共产主义，李大钊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正是这种求真务实、不断探索、勇往奋进的态度，李大钊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和功勋卓著的革命者。李大钊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真实，希望历史能返归事物的本来面目，这足以说明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历史是有生命的，“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李大钊的治学原则是：“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
9.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情操
李大钊手书过这样一幅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生动概括和真实写照。李大钊在短短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各类文章诗篇共计六百余篇（部），但是章士钊却评价他“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旨在突出李大钊做人的伟大之处还在其“道义”。
在李大钊身上，崇高的气节和操守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所以，在世人眼中，李大钊被称之为“他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李大钊为人理智、稳重，言谈举止，有理有节，从不随意附和他人。1916年8月，汤化龙在北京创办《晨钟报》，李大钊以汤化龙私人秘书身份出任该报编辑主任。他希望能够以此传播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抒发了作者的青春中华之再造的信心和决心，提出了改造中国的希望。这触动了实际把持《晨钟报》的研究系。当时为研究系成员之一的汤化龙直接控制着《晨钟报》。李大钊的言论不能为研究系所容忍，他给《晨钟报》撰写的文章一再被擅加删改，很难完整地发表。这样，他在《晨钟报》工作仅半个多月即辞职。李大钊赴日留学时曾得到过汤化龙的帮助，但他坚持原则，抛开个人情感，始终保持一身正气，宁愿失业，也不愿向旧势力妥协。
李大钊为人宽厚，不喜争执，有容人容事的雅量。认为“国人第一弱点”在于“尚情而不尚理也”，“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感情为用，其极也，亦必至于因私而忘公，专己以侵人，口角相争，睚眦必报，戾气所召，怨仇以生”。鲁迅这样评价李大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可见他是一个从大局出发，讲大团结的人。李大钊于1919年8月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方面他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公开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另一方面，他又致信胡适，希望加强《新青年》内部的团结。李大钊这种磊落正直、襟怀坦荡的品格，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誉。
后人评价他：“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