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共同夹击国民军，希望扑灭北方的赤化部队。面对国内复杂的局势，冯玉祥感到无能为力，希望用辞职来避免战争的爆发，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冯玉祥迫切希望能够出国学习一番，特别希望到苏联学习。
李大钊等人再三进行了规劝和挽留，冯玉祥却表达了出国学习的真诚。
1926年3月至8月，冯玉祥出访苏联的愿望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得以实现。
苏联之行，冯玉祥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会见了青年学生，受到了苏联政府以及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广泛接触了各行各业的人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专门拜访了冯玉祥，并向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苏联的政治制度让冯玉祥感到震惊，他向记者表示，在苏联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冯玉祥明确表示要向苏联学习，改组军队，加强军队的政治制度建设等，决心为国民革命而战。6月，冯玉祥派代表回国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联系，7月，双方谈定，国民军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国民政府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对待国民军。
1926年8月，北伐战争刚刚开始，由于冯玉祥国民军在南口失败，北方战局十分危急，处于群龙无首的国民军急需冯玉祥回来坐阵。李大钊为促使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加强北方的力量，制定了“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为此，约请国民党左派领袖于右任带着翻译马文彦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在半个月内，李大钊接连三次发出电报，敦促冯玉祥迅速回国。这时，张家口也来人报告：国民军正在南口与张作霖、吴佩孚等联军激战，阎锡山晋军又从大同切断了国民军的后路，这就更加速了冯玉祥的回国。他同第三国际多次商谈，请苏联接济弹药和选派军事顾问。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乌斯马诺夫为国民军顾问，中共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政治部部长，随同冯玉祥一道回国。1926年8月17日，冯玉祥一行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冯玉祥的苏联之行，收获颇丰，不仅为自己找到了方向，而且解决了武器上的援助问题，得到了苏联的大力帮助，在军队建设上得到了中共人士的支持。回国后，冯玉祥被国民军各部推选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发表了五原誓师宣言，宣布奉行孙中山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在宣言中，冯玉祥特别提到了联苏反帝的重要性，强调国民军应与民众结合，贯彻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五原誓师，标志着冯玉祥及所部正式加入到国民革命的行列。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如何行动还不能决定，李大钊派人送来了作战建议。据冯玉祥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西北军开出长安，首战告捷，经过半年多的苦战，于1927年5月30日占领郑州，与北伐军会师。
1925年至1926年，李大钊为争取冯玉祥所作的一系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李大钊的军事思想的发展。李大钊从南北战场不同的特点出发，多次提出一些作战原则与方针，对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从事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在他的很多报告中体现出来，如《守常政治报告》、《守同志来信》、《北方区委委员们的报告》、《南口陷落后的北方形势》、《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听取陈乔年关于西北军政治工作考察报告后的意见》、《切实改进与做好西北军中的政治工作》等及李大钊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有关电文批示等共二十多篇。这些报告是李大钊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期间的一些重要文献，直接反映了李大钊的实际活动及其军事思想。薄一波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斗争历史时，对李大钊的活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五原誓师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北方党和李大钊活动的重要成果”，“冯玉祥等人的国民军，所以能从北洋军阀里分化出来，是我们党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方党起了很大作用”。正是由于李大钊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为前期北伐战争的南北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1.在国共合作中坚持基本原则
李大钊对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此，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一直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其一，坚持国共两党的团结。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充分发挥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积极作用，团结更多的国民党党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基础的大方向。李大钊领导的北方革命斗争，不仅让人们意识到“国民革命已成为惟一有力量之呼声”，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北方区委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国民党改组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李大钊一直坚持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国共合作的序幕拉开之后，民族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式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
其二，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李大钊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由此看出，李大钊讲的领导权是以阶级的先进性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走在最前面。国共合作之初，李大钊就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其后国共合作的实践中，李大钊始终坚持这一点。例如，他对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选举活动非常重视，每次都要号召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积极准备，推选优秀的革命者担当组织者，由此来确保掌握领导权。1924年2月7日，李大钊在广州工会联合会举行的追悼列宁和纪念二七大会上演说时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应该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强调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第一人。到1925年1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共四大召开时，才明确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他在拟定的发言中阐述对国共合作深化的认识时指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且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
在国共合作谈判以及开展过程中，领导权问题一直是一个纠结国共双方的问题。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党内合作，就是因为他希望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1924年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与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中说：“国民党不管他以前如何不完善，但他总有几十年的历史，总有他的基础。现在真正为民治而奋斗的，也只有这一个组织”。他希望靠民众的力量进行革命，要革命者都加入国民党的组织中来。而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力量的，有着正确的纲领，需要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在国民党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虽然双方在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纷争，但为了完成共同的历史任务，国共开始了党内合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在国共合作中，李大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原则，通过灵活的方式和策略展开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推动国共合作的发展。
其三，最大限度地争取国民党党员支持革命，孤立右派势力，并与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分裂活动，特别是1925年12月2日“西山会议派”发出通电，非法宣布取消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国民党的党籍以及候补委员毛泽东等的国民党党籍之事，李大钊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李大钊主持工作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12月27日在《京报》上刊登《紧要启示》，声明：“查近日谢持、邹鲁等复在各报冒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大登广告，声称取消共产党党籍，并将全部党员重新登记，分别去除云云，纯系冒用名义，违背党纪，本执行部除将彼等行动报告中央提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处外，特此声明、俾党内外成知真相。”之后，西山会议派宣布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非法，又独立成立了一个北京执行部，李大钊等人继续刊登声明，以防新来党员以及党外人士认假为真，受欺骗惑，最终致使“西山会议派”成立的非法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孤立无援。
其四，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促进中共党组织以及进步势力的发展壮大，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李大钊利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良好时机，设法安排包惠僧等人到国民党交通部门工作，告之他们“职务虽然很小，可是很自由，对工作上很方便”，并嘱咐他们“工作面很宽，接触的人很复杂，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态度，不要向反动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面对包惠僧的疑虑，李大钊进一步解释，“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革命。第一，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第二，我们从这些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会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对人处事的方法，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党人要从实际生活中去认识世界，然后才能从实际斗争中去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老在学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够的；我建议他把你们五个人放下去分派在京汉、京浦、京奉、京绥、正太这五条铁路上，先做调查工作研究改进方法。你们要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同时对他交给你们的任务，也要适当地作出建议”。
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工人、学生等参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从而使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高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党员人数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为开展北方革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1925年冬，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京东七县组织了农民协会。同时，李大钊还领导了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农民革命斗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推动了民众的革命热情高涨，1926年1月6日，共产党员、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于树德在国民党二大上详细报告了北方的政治状况。他指出，由于“国民党的精神，已经深入了北方民众之中，北方大多数民众，都在期待我们革命军的到来”。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报告书则更为明确指出：“凡北京执行部所辖各省区之民众，皆已对本党有相当之认识，国民革命已成为惟一有力之呼声。就中如直、豫、鲁、热、察、绥、内蒙各民众要求国民革命之程度尤甚”。
其五，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政策。李大钊在领导北方反奉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团结改造冯玉祥的国民军，争取阎锡山参加反奉作战，争取河南境内的军人对吴佩孚和张作霖作战等策略的实现，是李大钊统一战线政策在军事领域的体现，进一步丰富了军事统一战线政策，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单靠一个阶级是不可能完成革命重任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战胜强敌。因此，在特定的国情下，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并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尽可能地与革命的阶级、阶层等结成联盟。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发展成熟，成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为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功勋。有论者十分准确地评价到：“李大钊的统一战线思想、统一战线的实践活动、统一战线中的策略，不仅为当时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回首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李大钊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的开创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他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号召反帝反封的各个阶层共同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并以身作则，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实践不辞辛苦，南北奔波。在实践的基础上，李大钊深入进行理论学习和探讨，不断提升、深化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李大钊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的过程，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不懈追求精神。尽管受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革命指导思想认识的限制，李大钊在统一战线领域的思想和实践未能尽善尽美，而且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仍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与创新的精神，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