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改名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等，李大钊始终是主要领导人，他一直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位，不仅重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而且十分重视在工人、农民、军队中发展党员，并多次派人到冀、鲁、豫、陕、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中共中央在《李大钊烈士碑文》中所总结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陕、内蒙古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北京党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纲领》“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党员“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的规定，于1921年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李大钊任书记，李梅羹任财务委员，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
中共北京地委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建党建团活动。1921年9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罗章龙任分部主任。中共北京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对北方的工人运动情况进行了多次研究，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多次派人到各铁路段、厂矿开展工作，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提高群众的觉悟，发动工人斗争，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李大钊还通过和在吴佩孚处做幕僚的白坚武的同学关系向京绥、京奉、京汉、正太、津浦等铁路线，分别派遣了共产党员何孟雄、张昆弟、陈为人、安体诚、包惠僧等人为驻路密查员。他们以合法的身份，秘密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发展党的组织。
1921年秋冬，中共北京党组织在长辛店发展了第一批工人党员，建立了长辛店党小组。1922年，党员发展到十数人，成立了中共长辛店机车厂党支部。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就考虑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开始讨论从事实际工作，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应当建立一个接触工人阶级的机构，并派人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试行探索”。长辛店是京汉路北段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三千多名工人，北京共产党小组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城区。1921年元旦，成立了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青年团组织了北京大学的师生到这里给工人讲课，加强彼此间的了解，邓中夏、杨人杞、何孟雄、朱务善等团员也经常给工人上课，传授革命道理。1921年5月1日，长辛店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会，参加的人有一千多，“除了有北京的工人外，还有从天津、保定来的工人”。会上还宣布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消息，广大工人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整队游行。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第一次大会，第一次“五一”游行，并且在纪念大会上成立了由北京共产党小组领导下的一个工会。这一举动在全国影响很大。当时的党内刊物《共产党》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称赞长辛店“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这次成功的纪念活动完全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划组织的。1921年底，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了整顿后，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任书记，李大钊兼任出版主任。
1923年6月，李大钊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北京和北方地区革命运动以及同国民党合作工作的领导，派李大钊为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筹备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对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等北方广大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李大钊回到北京后，立即改组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了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由何孟雄任委员长。北京市先后建立东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西城（以师范大学为中心）和西山（以政法大学陆莫克学院中为心）三个中共党支部。
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此后，北方地区国民党各级党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相继成立。这进一步推动了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北京的国民革命运动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共北京党组织的发展。李大钊利用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锻炼培养积极分子，从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3月，为健全组织，加强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改组。由李大钊任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并增设劳动运动委员会和国民运动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分别由张昆弟和何孟雄负责。1924年5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供出李大钊、张昆弟等多人为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中共北京党组织的领导成员被北京当局通缉，被迫先后离开北京。中共北京党组织遭到第一次破坏，但不久党的工作又恢复起来。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将自己的部队改称国民军，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商讨国家统一大事，北京和整个北方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
192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由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张国焘、高君宇、赵世炎、瞿秋白等七人组成，李大钊任书记，谭平山任副书记。1924年底，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善后会议，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1925年3月1日，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和领导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大会期间，孙中山不幸病故。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党、团组织利用这次悼念活动，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散发了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特刊）三千多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各界和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随着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到1925年秋，在北京先后建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政法大学、农业大学、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俄文专科学校、蒙藏学校、清明中学、艺文中学等约五十个中共党支部，近五百名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10月初，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改组，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中共北方区委由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李大钊任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中共北京地委书记（1926年1月，刘伯庄接赵世炎任北京地委书记）。此后，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又得到迅速发展。为了健全和加强北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培训党员和干部。1925年10月，在李大钊的提议下，经中共中央同意创办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罗亦农任校长。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刘伯庄、肖三等为学员们讲课，对北方各省市中共党、团干部进行正规的训练。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开办，加强了对北方各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
1926年3月，段祺瑞执政府对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中共北京党组织遭到了很大损失。但之后不久，在北伐战争胜利的鼓舞下，中共党组织又迅速壮大起来，到1927年2月，仅北京市中共党员就发展到一千多名。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大批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遭到破坏。28日，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害，中共北方区委停止活动，革命运动转入低潮。
此外，1926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编发《中央政治通讯》，以“为供给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考”。规定只印十四份，要求“绝对妥为保存”，并规定北方区的代号为“白和”。在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中，收录了十余篇文献，其中，有的是署北方区，有的署白和，有的署李大钊，还有的未署名。“尽管这些署名不同，但实质并无异。因中央明确规定，此通讯仅发给‘重要区域负责书记’，在北方，也就是只发给李大钊，而不包括其他任何人。”这些文献是李大钊针对时局变动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或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是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期间（1925-1927年）直接关乎中国革命进退的重要材料，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包含着李大钊重要的军事思想，展示了李大钊致力于中国革命军事活动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1919年9月，李大钊应天津觉悟社之邀，来天津作演讲，并与觉悟社成员座谈。通过这一活动，多数成员与他建立了联系，并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
1920年1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后，李大钊在天津会见了天津的先进分子胡维宪、姜般若、章志等，一起到俄租界苏俄友人鲍立维家中，探讨了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作用，研究了从事天津地下工作的方法和内容。此后，二人又在京、津等地进一步商讨中国的革命形势和成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些活动对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因为张太雷是鲍立维的英文秘书，所以他参与了李大钊与鲍立维等人的会见，并与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了秘密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凝聚力量。张太雷和于方舟等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张太雷经常往来于天津和北京之间，传递秘密文献，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魏金斯基来华后，张太雷做他的英文翻译，并陪同他到京、沪分别与李大钊、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不久，李大钊介绍张太雷等人加入了北京共产党小组，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入党后，张太雷积极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曾经与邓中夏、张国焘等接受党组织派遣在长辛店创办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并多次为工人讲课，发放宣传材料。
张太雷为天津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不久，张太雷就受命赴天津创立党团组织。在俄共（布）党员鲍立维的帮助下，很快在天津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太雷任书记。到1920年底，组织团员由七人发展到十五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张太雷为建立天津的共产党组织积极努力，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12月，天津共产党小组成立，张太雷任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共产党小组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办了《劳报》周刊，并开始组织工会。特别是天津共产党小组建立了唐山站分部，扩大了共产党组织。1921年1月，因张太雷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停止活动，天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归北京共产党小组统一领导。李大钊又指导于方舟、韩麟符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有安在生、李培良、卢绍亭等。但在同年5月后停止了活动。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觉悟社成员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李震灜、马骏等先后在法国和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大多党员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天津的党组织未能单独建立。1921年底，李大钊派人来津协助恢复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3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正式成立，由于树德、李峙山任书记部正、副主任，设有劳工部，地点设在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内。1922年至1923年初，李大钊和罗章龙等先后介绍新生社社员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李培良及于树德、安体诚、李锡九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领导下，1921年9月，于树德、安体诚创办了天津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它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天津早期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标志之一。1922年6月，在该校内建起第一个天津工人图书馆，购进了一批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供工人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