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8年，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在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时，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早期的建党人物中李大钊已牺牲；陈独秀刚从国民党的监狱放出，但早已脱离了党；已脱党的李达在国统区教书；参加一大的其他代表，张国焘其时已叛逃到武汉，陈潭秋当时还在苏联，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在汪伪政权任高官，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四人已不在人世；建党初期的档案材料几乎无存。这样只能依靠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的回忆，确定中共一大于何时召开。但毛、董二人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的会，由于没有文字资料证明，敌无法确定其具体日期。中共中央遂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其中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样，传统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即以1921年7月1日为准。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问题一直是有争论和分歧的。如许多学者认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理由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就称为“共产党”，而其他地区则称之为“共产党支部”；且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党史报告或文章中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0年。这种说法自有其道理和依据。但不管中国共产党是何时成立的，对于“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无丝亳影响的。本书仍采纳传统观点，即以中共一大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上海共产党组织作为早期地方性共产党组织之一，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组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条件；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国际外部条件。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虽然他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必须有党的纲领。党的纲领是一个政党的旗帜，体现党的总的指导思想，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总的政治主张的理论概括。它规定一个政党的性质、任务、奋斗目标和为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路线，因而它是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及政策的根本依据。
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李大钊自民国初就一直关注政党建设，对西方的政党政治极力推崇。他说：“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为第二政府。有切实的计划，伟大的成绩，所以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政党政治，“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励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但他对民国之初政坛上的政党现状是极不满意的，大多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民国初众多的政党基本情况是，在思想上、组织上不统一，纪律上不严明，没有可依靠的武装力量，没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此外还存在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党德问题等。对此，李大钊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这时，他更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政党来统领改革中国的社会。1921年3月出版的《曙光》第2卷第2号发表了李大钊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在文中，他提出了建立新型的现代化政党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使之成为“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二是具有“强固精密的组织”，而且注重党员的训练；三是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有利时机，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呼应。有学者指出：“李大钊这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化政党的主张，可以看作是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书。”
李大钊此言即是在欢呼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极力倡导建立新式的中国现代化政党，以适应中国社会改革的需要，这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下面，具体论述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建党思想的过程中，对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分析和阐述。
1.党的性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建党思想，于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作的一样。”
李大钊在1918年即对俄国“急进社会党”所领导的革命表示由衷的敬佩，充分肯定俄国的革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对Bolsheviki作了比较详细的描绘。他认为，从俄国革命者郭冷苔（Collontay）“这位女杰自称她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a的话，和Bolshevika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由此，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Bolsheviki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从李大钊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为目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毛泽东在1920年2月曾提出，需要组织一个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革命团体，以便“操战胜攻取的左券”。同年9月，他更明确提出在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党，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并指出，我们要从事于根本改造中国之计划与组织工作，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即建立共产党。
蔡和森在1920年给毛泽东的信（5月18日，8月13日，9月16日）中，不但表示中国应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而且指出必须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中国共产党。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的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党。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并明确表示：“中国于二年内可成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等信中明确表示：“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李大钊在1921年《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这就注定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创建的新型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利益的诉求，以改造中国为大业的政党。
2.党的指导思想
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其实质上也就是这个政党的行动指南。而一个革命的政党要指导和领导革命的成功，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与社会实践变革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例如，李大钊在1919年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时就提出：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同时，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这里，李大钊把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当作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支撑。而他的“根本解决”思想构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提出来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初方案。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我们“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镜子，旗子立起，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的演讲时说：
“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唯物史观与社会革命关系十分密切。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均把唯物史观看成是俄国革命的出发点。1920年9月，蔡和森在法国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说：“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毛泽东在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李大钊等人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期尤其重视思想建设，所以，在建党后坚持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认识、改造社会的工具，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
3.党的组织原则
党的组织是政党追求政治目标的基础力量保证。一般说来，政党在掌握或取得国家政权之前，依靠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所产生的强大政治监督力参与现有国家政治秩序；在政党获取国家政权之后，依靠组织的社会整合力指导和监督政党意志的实现。列宁在1905年就讲过：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
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必须是有铁的纪律的革命组织。1920年蔡和森和毛泽东的通信中就谈到这个问题，即认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多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以适应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大业。
李大钊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民国以来的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他强调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所谓的“强固精密的组织”，是指党的组织要严密，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政党团体“强固”、“精密”。中共北京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派人到工矿企业、到铁路工人集中的长辛店等地开展工作，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会，展开实际斗争，从中培养选拔一些工人骨干，提高其阶级觉悟，而后吸收加入中共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时就已经实行选举制度，后来各地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选举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只有严格党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组织有序地运转，并建立起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秩序。
在这方面，李大钊模范带头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及纪律要求，他虽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执行委员，且长期负责党的北方地区工作，但他严格按党章规定，经常向中共中央请示与汇报工作。至今在整理汇辑的党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由李大钊写的书面报告及文字汇报材料。李大钊把个人与组织、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把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恰当，从而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为党的奋斗目标共同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4.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1919年，李大钊即主张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要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