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把阶级斗争归结为经济上的原因，并分析了阶级斗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而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其内容与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李大钊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既在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产生，又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消灭。从考察中国社会情况出发，李大钊尤为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并指明了阶级斗争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所有的物质资料都是由从事生产的人们创造的。“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他强调，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群众，而不是几个伟人。
同时，他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贡献和历史作用，他说：“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把重点放在唯物史观方面，是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以及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唯物史观之所以成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引进介绍、传播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相关联的。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历史主题，就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就必须寻求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性质、方法、意义所进行的探讨，表明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实践问题中，所具有的思想上的独特性、创造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有关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读，此不展开论述。
14.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理论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它的开放性和普遍适用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从思想背景和认识历程看，中西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新思潮的涌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以及国内外政治局势巨变和先进知识群体认识的变化等，这都是中国人重新探索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认识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开始传播，并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的客观要求，而先进的知识群体的作用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李大钊无疑是推动这一传播和结合的主要人物之一。
李大钊学贯东西，博通古今，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同时又受到过较为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就已经初步地接受了西学的熏陶，留学日本则是李大钊系统地接受西学的阶段。这种经历造就了他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作为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一种，与其他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平流并进。李大钊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新思潮，在选择对比中接受了不断显示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学理深晦”，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对其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这一时期，李大钊不仅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研究宣传，而且在翻译和传译马克思著作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18年至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文章和著述就有数十篇（部）之多。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渠满而溢的结果”。
诚然，中国在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通过译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进一步从学理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译介，日本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根据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与特点，如果把日本的作用说成是首要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则未免夸大其词。因为，日本在这方面的作用不是主要的，而且在时间上比较晚，影响也比较短暂”。
林伯渠回忆：“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把《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未像五四运动后那样迅速扩大，而且研究专号中的文章在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方面，也是相当有限的。那些即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团体中成员的出类拔萃之辈，除李大钊外，也没有一个是研究专号的撰稿人。而那些撰稿人，除李大钊外，也没有一个后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鼓吹者。那些文章一般说来都缺少独到见解，只是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陈碧兰女士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李大钊1922年春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演讲妇女问题的内容，在1928年冬，我才发现它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领袖倍倍尔（August
Bebel）所著《妇人与社会》的缩影。在1922年此书尚未译成中文，李大钊是从日文或英文本读到的。由此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研究的认真和广泛。”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日盛一日，一年内出版的刊物达四百种，先后有近三十种马列主义经典著述被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如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晨报》副刊、《每周评论》、《国民》、《建设》等杂志，都大量报道有关十月革命的内容。这些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时间，在广大青年中迅速掀起了一股了解、认识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且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形成蓬勃发展之势的共产主义运动。到1920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都已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尽管当时“从马克思主义著述的摘编、翻译到专著的出版，好似只有量的增加，实际不然，它至少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得以直接地、或经由日本、欧洲传到了中国，中国知识界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更加准确；说明由国外传入的渠道更加流畅，人们翻译选择的余地更大；说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迫切的需求。也说明中国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以比较全面的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