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本研究也涉及了家庭文化转型的另一个维度，即各代人在抚养孩子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虽然各代人中的多数人仍然认为抚养孩子能够给他们带来乐趣，但是已经可以听到持反对意见的声音（如果引入性别变量的话，那么年轻女性中持反对意见的比例可能更高）。因此，虽然人们仍然体认到孩子所带来的乐趣，但是他们也分明感受到了抚养孩子的艰辛。值得注意的是，年龄越大的各代人认为抚养孩子比较麻烦的比例超出了年轻一代，尤其是没有为人父母体验的“我字当头一代”。这可能和物质匮乏时代留给做父母的艰难记忆有相当大的关联：毕竟抚养孩子是一项资源消耗型的功能性行为。
抚养孩子的反面，就是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东方社会所特有的家庭文化特质。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了转型的迹象：正当中年的“三明治一代”和“恢复的一代”中，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明确地表达出了这样一种意图，即在自己年老时，不需要孩子一定得照顾自己。这既和他们目前的年轻心态和良好身体状态有关，也和未来可预期的、由于生活节奏和人口迁移速率加快所导致的各代分居状态有关。
2.金钱观和日常消费取向。从调查数据来看，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持一种实用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金钱观：他们的储蓄意愿仍然十分强烈，既表明了人们充分地考虑到了自己和家庭的经济安全问题，又表明了人们仍然保持着延迟消费满足的积累取向。同时，虽然他们并不认为金钱代表一切（比如说，金钱并不一定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而一个人要是只知道挣钱的话，那么也是很不幸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排斥生活中金钱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有关金钱观的具体数据。
从日常消费取向来看，各代人的主要消费方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调查问卷中，我们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询问调查对象，如果额外给他一笔钱，他会怎么花？在回答中，各代人的消费倾向差异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有的希望和朋友们一起聚会，有的表示会花在娱乐活动上面，有的则愿意购买书和音乐制品。但各代人也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购买实用大件（这也是现阶段中国人消费实用主义的一个具体表现）。有关消费取向的具体数据。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人在日常消费行为中，虽然面子文化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我们却处处可以发现人们消费活动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举例来说，尽管在年轻人当中，购买的标准常常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就买，但在年长各代当中，货比三家常常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标准。尤其反映人们的实用主义消费观的一个证据是，虽然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说自己喜欢名牌产品，但在他们真正做购买决定时，主要考虑的却不是品牌因素。
3.工作和职业发展。学习和培训已经成了当代中国人争取成功职业生涯的必备条件。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从“我字当头一代”到“战争和共和国的一代”，承认自己在业余时间里曾经参加过培训和学习的调查对象的比例分别为70.2%、79.0%、65.6%、57.3%和50.0%。因为面临日益规范且竞争日益激烈的人力资源市场，人们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以便保住自己的职位或者获得提升，而且还需要为换工作而准备。表10给出了中国各代人之所以在业余时间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具体理由。
此外，我们还专门对当代中国人的职业观进行了调查。就自主创业这一点来看，三年前的中国人还处在一个十分矛盾的局面：他们既羡慕自己做老板的自由，却又担心自己做老板的风险。就所有制方面的考虑而言，许多年轻人已不再认为国营企业能够提供稳定且高报酬性的工作，相反，他们更多地转向了外资和私营企业。其次，与年老各代相比，年轻各代明显地认为自己现在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作为劳动力中的中坚力量的中间三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体验到了工作领域对自己提出的越来越高的技能要求。最后，在决定晋升的主要因素方面，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相信“业绩论”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相信“年资论”的人数。
4.社会交往。在社会交往这一块，我们大概设计了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涉及中国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个则关注中国人社会交往范围的变化。在社会支持网络方面，虽然家庭成员仍然是最重要的救助对象和施助源泉，但是另外些传统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支持关系如亲戚、邻居等，其在整个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更具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如同事关系和朋友关系，则日益呈现出它们的重要性。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事和朋友关系已经成为提供情感支持的最重要的源泉。至于工作单位/学校和老板/上司这两个来源，由于单位制的衰弱，以及现代社会强调公私分明的界限，可以预想它们将逐渐退出社会支持体系的核心部分。另外我们也发现，公共福利机构几乎不在人们的求助名单之列，这是和我国公共福利机构目前的发展现状十分相关的。
其次，为了测量中国人社交范围的变化，我们设计了三个问题，分别询问过去两三年间社交范围的变化情况，以及人们对今后两三年内社交范围变化的预测，以及导致社交范围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结果显示，年轻各代社交范围的变化程度远远超过年老各代，而且年轻各代对社交范围的未来变化也都有十分正面的预期。
社交范围的变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步伐是相一致的：由于居住格局的变动（拆迁、购买商品房和新兴小区的出现）、工作的变动和业务的扩展、接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的扩展、参加社团组织和公共活动等，以及新型交流手段的使用（如互联网）等等。当然，各代人由于各自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他们所给出的可能导致社交范围变迁的理由也各有侧重。
从来看，“我字当头一代”把上学（接受教育）看成今后社会关系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教育制度就像一把筛子一样，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流动的方向：良好的教育将给人们提供向上流社会流动的便捷途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工作领域提供了各自社会关系变迁的另一个主要来源：职业流动的速度和商业扩展的速度的逐渐加快，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状和特性。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参加社团活动（尤其是社区所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是他们认识新朋友的一个主要途径。
5.对科技产品的追求。在中国，科技产品的拥有和使用已经成了人们生活方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成了人们自我认同感建构当中的重要维度。同时，高科技产品的使用，不仅是生活中的，也是人们工作领域的一项重要技能，因此，拥有高科技产品（如小型便携式数码电子产品）也日渐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标记之一。总体来看，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各代人都表现出了对高科技产品的追求，尽管年轻人的欲望更明显一点。（见表15）举例来说，对手机的需求体现了现代生活对空间移动性的极大强调，对互联网的需求则表现出了人们渴望拥有自由充分的信息沟通渠道的要求，而对可视电话的需求，则表明了对通讯工具方面的最新高科技的消费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