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论的理论眼界和理论预设正如我们前面所一再阐述的，现代性的浩大过程所造成的现代社会，社会完全脱离了前现代的轨道，不可能再以前现代的方式和机制继续运作，因而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问题性逐凸现了出来。社会学正是现代性及其问题--特别是社会运行和发展问题--的产物。所以，现代性、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乃是同一个历史语境中的学术话语。社会运行论正是在现代性的前提预设下发生和展开的。郑杭生在关于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运行的论述中，曾多次反复地阐述了社会运行论的这一深层意涵：“在‘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个定义中，‘社会’，主要指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社会中才会系统地提出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问题”（郑杭生，2003：8）。
尽管郑杭生曾反复言明社会运行论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渊源，及其与严复社会学思想的继承关系，但就其理论眼界和思想实质而言，社会运行论与后两者的区别远远超过了共同之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历史是一部帝国皇权的戏剧：王朝更迭、民族分合、治乱轮回交替、国运盛衰循环，基本可以描述概括了整个前现代的中国历史过程。在中国前现代历史的传统论域中，皇权的巩固、强势种姓统治的持续、帝国共同体的统一，无疑具有至上的性质。所以，究其实质，传统意义上的关于中国社会治乱盛衰的研究，是前现代的帝国皇权历史的产物。严复通过西方社会的进化过程也认识到，治乱盛衰的循环并非是一种“自然”之道，而产生了“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治化极则”的见解。尽管他看到了这种治乱盛衰的历史意识的褊狭之处，但却仍然“把社会学看作是：旨在理解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和提出良政之条规”（扬雅彬，1987：23）。所以，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严复所用的学术术语的传统性，而在于他对“社会治乱兴衰”的理解尚未具有足够的现代性意识。正是由于现代性、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运行的理论眼界和思想预设，社会运行论与中国传统学术论域以及严复的思想，已经在看来相似之中分道扬镳了。
社会运行论与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必然牵涉到社会转型研究。因为，现代社会是一种持续推进的历史现象，是与传统的持续断裂、向现代的不断转变过程。而且知前所述，随着现代性的扩展，“断裂”的意涵也发生了变化，即由最初与前现代性传统的断裂转变为与现代性自身造就的新传统的断裂，社会也变得“更加现代”。这种持久的转变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因此可以说，由社会运行研究向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范域--社会转型研究--的推进，是发生在20世纪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理论社会学领域一个重大进展和转折。这一理论进展进一步显露了社会运行论中预含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
在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中，从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刻画，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以及用转型低速期、中速期和加速期对这三个不同阶段的总结性描述（郑杭生，1996：7）。这三个阶段概括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历程：由殖民化过程（外族入侵）引发的外源型现代化的起步、外部扰动导致的国内社会运行状态的急剧变化和各种矛盾的激化冲突、对现代化的种种阻碍和抗拒，以及冷战时期的内向型发展、1978年以后的社会改革与开放（郑杭生、李强，等.1993：306-311），社会转型的速度、深度、广度、难度、向度，以及转型域、转型态势（郑杭生.1996：4-53），等等。总之，社会转型研究再现了中国的社会运行对现代性之全球进程所做出一系列的回应，再现了一个在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特立独行的“中央帝国”如何逐渐汇入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成为现代性之全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
而且，社会转型研究使得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等等研究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全球性理论实质充分呈现出来。例如，郑杭生在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从“历史途径”进行了阐述，同时指出：“社会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观念到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作为上述变化突出表现的工业化（机器大工业普遍地代替工场手工业）和都市化（城市规模的扩大、作用的增大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对社会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郑杭生，2003：4-5）。社会转型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和全球性的体系化过程，是社会生活走向现代和拥抱全球的具体进程。无论我们对之如何评价，它的确表征了当今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向。在此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特有的转型社会现象，以及一系列普遍的“发展症状”：国内战争、政权交接、土地改革--为全面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关系体系重组奠定了基础；实施进口替代型或出口导向型等不同的工业化战略--以实现经济增长、消除“不发达”状态；城市化、农业革命、乡村终结，以及尚在推进的经济市场化--以跨入现代的“门槛”。所以，社会转型研究着重描述和分析了转型社会如何以非殖民化方式汇入到全球体系之中，成为现代性之全球进程必不可少的体系性结构。所以，社会运行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思想逻辑，已经蕴含了对于中国以及任何一个具体的、特定的民族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超越。
社会运行思想在现代性遭遇全球化的时代从根本上说，现代性遭遇全球化的时代也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时代，当代社会系统的发展越出了民族国家社会的地域性时空域限，进入到了具有全球性系统特征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发展阶段。因此，在当代出现的一系列全球性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现象中，“超系统发展现象”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发展趋势。在我们看来，所谓超系统发展，是指系统的发展越出了有限的社会时空范域，进入到全球一体性的系统结构与过程的态势，是系统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全球性资源转换系统的形成奠定了“超系统”发展趋势的基础。资本自由流动使资本积累脱离了地缘限制，从国际化积累进入了全球化积累时期；市场区隔正在迅速地消失或被消除，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融合为一体化的全球市场；贸易、生产、货币金融全球体系的建立，使跨国公司、大企业法团的运作进一步超越国界，进入到全球空间；为了适应全球市场经济及其社会再生产体系和社会生产关系，各国进行的社会结构、制度、规则的调整与重新设置，不仅正在扫除各国的经济贸易壁垒，也动摇了各国间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电子通讯网络技术手段的完善，推动了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及其他领域的社会资源的相互转换，实现了现代资源转换系统的全球化。
其次，“超系统”发展的一个最具重要意义的标示是，民族国家权力与行政系统的权威与功能表现出的地缘性限制，以及国际性组织和全球性社会公共事业管理机构的作用的加强，现行的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体制正在从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突现了国家经济的地缘极限，那么国家面临的安全困境（核扩散、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挑战了国家对暴力的传统垄断地位），生态困境（应付生态环境危机挑战的不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加剧了这种危机）、福利困境（对社会提供福利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提供保障的能力降低）等等，强化了对国家主权及其行政系统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的质疑。
随着全球性资源转换系统的快速形成，大型跨国经济、技术实体超越了国家疆界的限制，以及国际性组织和全球性公共机构的发展，在客观上进一步模糊了国家权威和国界的原有意义。这是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家共同体及其至上主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机制所面临的空前挑战。所谓“重铸国家理论”，和对世界国家、全球国家甚至“后国家”的想象，可以看作是对超系统发展的一种强烈反应。
迅猛推进的全球化过程正在涤荡现代性过程的最后一点传统含义，从而使个人、生活共同体、经济法团、政府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发生重塑。对于社会学来说，这一进程造成的变化归根结蒂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而一切变化都与社会学的两大元事实--社会和个人--有着根本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