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吗？”一早醒来，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证实这个问题。
这是我来宣武医院的第三天，每天，我都被保洁员送开水的声音惊醒。
“明天才是，怎么了？”正对着窗外出神的妈妈反过身来奇怪地看着病床上的我。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周围是一群奇怪的人在欢歌笑语，好象在庆祝新年。”
妈妈笑了，但笑得有一丝勉强，“你想过新年了？”
“可是，我们今年要在医院过春节了。”我幽幽的说起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妈妈没有应声，又继续望向窗外。显然，这句话也触动了她想家的心。我闭上眼睛，思绪又回到了昨晚的一幕……
昨天晚上，我的主管大夫宋同筠第一次来到病房跟我见了面，顺便做一些入院后必备的病情记录，并告知我，医院将马上面临春节长假，我的手术可能要定在年后来做了。这个不到四十岁、戴着一副大镜片眼镜的内蒙人，说话的时候总透着一股子严肃劲，使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趁他给我做记录的空挡，我小心翼翼问他：“宋大夫，做完手术，我的腿是不是就能动了？”这个问题在来北京之后就一直憋在我心里，总想找个机会问问大夫，但又害怕自己听到真实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因为你现在已经瘫痪了，我所能保证的是，手术后你胸口的束带感会有所减轻，其它不好说。”宋大夫的话很实在，却惹得我在床上整整哭了好几个小时，爸爸妈妈怎么劝说都没能使我停止伤心的哭泣，我固执地认为：医生的话就好比军令，不可更改，他这样委婉的解释，说明我根本就没有希望了。
晚上，我一直哭着不肯入睡，这场病让我的内心变得非常之脆弱，只要一听到不好的预测，我就很容易重新陷入绝望中。尤其在上海求医受挫后，我对病的信心大大减弱，原本想着北京的大夫能满怀希望告诉我，你的病有治！可这个宋大夫的一句话，又把我推向了无望的边缘。怕我过度悲伤再导致病情反复，爸妈安慰我：宋大夫说的也不一定正确，你不是最信凌锋大夫吗？你还没见到她，怎么就果断的认为自己没希望了呢？我边哭边想，他们说得对，我一定要亲自见凌大夫！枕着心底冉冉升起的希望，我含着泪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的思绪还在游离。妈妈把窗帘拉开，明亮的阳光泻进了病房，阳光下有树叶在微微摇摆，看到北京的好天气，昨晚的伤心很快被冲淡了一半，我想起了昨晚让我枕着希望入睡的凌大夫，虽然还未曾谋面，但此时，她就像从树叶中透射出的那缕阳光，温暖而坚定的向我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医院里突然变得冷清，除了寥寥几个外地病人无法回家外，就只剩下一两个当班护士和大夫坚守在病房了。为了给我营造一点过年的气氛，爸妈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搬离医院几天，让全家在旅馆吃一顿像样的年夜饭。可这样的计划却遭到了护士的阻拦，医院有规定，为了安全起见，只要病人入院，就不再允许外出，我们好一翻求情才勉强获得护士的批准，最后，以爸爸写一张请假条为依据，做出如果出现问题后果自负、并能按规定时间及时返回的承诺，我才得以暂时离开医院。
怀着对大年夜的向往，我们找到了一家离医院较近的旅馆，是一个安在胡同里的四合院，都是平房，说是旅馆，其实就是居民用自家的房做买卖，腾出几间空房，也不做任何装饰，搁上一两张床，廉价租给客人。正巧碰上这一带拆迁，四周环境很糟糕，房屋外形都有些破旧不堪了，越过门槛，看到墙上歪扭地写着“简化胡同旅馆”，字迹还大小不一，衬托着四处可见的简陋。眼前的景象让我大为扫兴，但爸爸一问价格，觉得很便宜，二话没说就定了几天的床位，“我们就将就几天吧，这样还能省出钱来给你做手术。”他怕委屈了我，赶忙解释，我默默点头，心里却是涩涩的，我觉得这样很对不起父母。
房主拿了一串沉重的钥匙给我们打开了其中的一间房，刚一进屋，一股异味就扑鼻而来，我赶紧摒住呼吸。昏暗的光线下是三张又破又脏的旧席梦丝床，每张床上堆砌着一踏凌乱的被褥，屋的中间有一张陈旧的木桌，我惊讶桌上竟然摆放着一台在当时看来就已经十分罕见了的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一打开，除了麻麻点点的雪花和依稀可见的黑影在眼前晃动外，就再也调不出任何图象，墙上的小窗糊封着横七竖八的白纸，仔细一听还有漏风的声音，再环顾四周，连暖气都没有，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房间的全部景象。
我呆呆地看着屋内的一切，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房间，难道就是我们大年夜的去处？连我最爱看的春节晚会都没法收看，这个年将是怎样的凄凉！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头的我正要发愁，却看到爸妈很快就开始毫无怨言的在这冰冷的房间里忙碌的整理开来，妈妈拿出了行李包中的锅碗，她一路艰辛把它们从湖南途经上海又辗转带到了北京，她说，呆会问问房主看这里有没有厨房，她要为全家做一顿好吃的，我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不是这场疾病，此时此刻，我们一家也正跟所有的幸福家庭一样，其乐融融地享受着除夕夜的喜悦和欢乐啊！
夜幕降临了，屋内的灯光更显暗淡，耳边仿佛有从遥远的闹市飘来的除夕夜的喜庆声。房主终于答应把他自家厨房腾出来一小会，当然还收取了我们二十元火费才算成交。妈妈十分利落地做好了一桌年夜饭，腊鱼和腊肉是这次从湖南带过来的家乡特产，经过妈妈精心烹饪，香味十足，青菜和水饺是在附近的超市匆忙买来加工的，简简单单并不丰盛，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吃着热喷喷的饭菜，彼此都已心满意足。
第一次在北京过的这个春节早已成为我心底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充满酸楚，但也有苦中作乐的幸福，因为，不管经历的种种有多么灰暗，而前方就是希望的灯塔。
春节过后，我回到了宣武医院的病房，大夫们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央求妈妈替我约见日夜想见的凌锋大夫。
妈妈忐忑不安地去了，她知道，像凌大夫工作那么繁忙，是少有时间来探望病人的，可妈妈为了不让我失望，围着医院整整找了一圈，最后还真在门诊楼见到了正在会诊的凌大夫。等妈妈讲明来由，没想到她十分爽快地答应晚上7点左右来病房见我。
当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没有比这在当时更令我兴奋的事了。下午5点不到，我就开始在心里精确地算着时间，5点，6点，6点半，7点……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过这么紧张的时刻，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这位神秘的大夫，而我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她会给我一个怎样的回答呢？我的心都快吊到嗓子眼来了。
可是，7点过去了，凌大夫没有出现。失望笼罩了我，妈妈在一旁安慰，“也许凌大夫正忙呢，再等等吧，说不定晚点会来的”。焦灼的等待中时针指向了8点，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很快，就走进来一位身着白大褂的女大夫，五十岁上下，高高的个，一头干练短发，一见到我马上露出微笑，声音特别洪亮：“你就是那位湖南来的小病人吧？”没错！她就是我日夜想见的凌大夫！话还没出口，我的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了下来。
看到我这样子，凌大夫马上慈爱地拍了拍我的头，“多漂亮的姑娘啊！不哭。”这一拍，把原本因要见她的紧张心情全消除了，她的平易近人，以及浑身散发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像是我久违的一位亲人，使我顿觉亲切。在她面前，我战战兢兢地说出自己的担心，我说我怕手术，怕这个可怕的疾病，怕自己不能好，更怕手术台上出现风险……，她耐心地一一给我做解释，最后却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刚过完二十三岁生日”。
“哦？与我的儿子同岁呢。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你就给我做干女儿吧！妈妈给女儿做手术不用害怕！”
凌大夫的一席话让我破涕为笑，她也笑了，眼前的她真像一位慈爱的母亲，我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干妈”，我们相视而笑，那一刻，我的心暖暖的。
那晚，我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穿着白色的裙子，在一片浓绿的草地上尽情的奔跑，广袤的草地与天空忽然浑为了一体，跑着跑着我竟然飞了起来，还翻着跟斗，快乐得简直像个天使。
当我知道这终究只是一场梦而已，我开始怀念梦里的自由。
我想起了凌大夫在临走时说的话：“我会给你希望的。”是的，总有一天，我会做回梦里的快乐天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