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病房床位紧张，我在抢救室里度过了一天两晚，短短几十个小时，我两次目睹了病人离世的情景，意志力因此也倍受打击。在我感到最为孤独害怕的时刻，主持人汪涵大哥在众多同事的陪同下来到我的病床前，用他的幽默驱除了我内心对死亡的恐惧。生病后的第三天，我终于转进了湘雅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住上了一个听起来十分吉利的床位号——二十八号。
但这并没有扭转我的病情。
住进院的当晚，我莫名发起了高烧，体温达到39度多，并且持续不退，除此，还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异常反应，虽然从脖子以下都失去了知觉，但每时每刻我都能感觉到体内火辣辣的有如万条虫蚁在爬，尤其是胸口的束带感，时时像恶魔一样纠缠并折磨着我，使我痛不欲生。
这使我昼夜无法入睡。每隔十分钟，就需要爸妈给我翻一次身，而翻身时的身体，好比一块僵硬的大石头，沉重且毫无生气。妈妈每给我做一次翻身动作，都要跑出去一小会，回来时总能看到她眼里盛着红红的血丝。
医生对此毫无办法，他们的解释是这都属于病理反应，没有药物可治。因为高烧脱水，我的嘴唇干得裂开了皮，妈妈心疼我，不厌其烦的为我用棉签一次次往嘴唇沾水。那段日子，很奇怪的每天一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的体温就开始上升，直到次日凌晨才渐渐退去，这样的状态整整持续了一个多月。医生最终也只能用冰块来尝试给我物理降温，妈妈和同事们轮流每天要来回数次不辞辛劳，为我去冷藏室换冰袋，把冰袋用毛巾包好，从脖子到腋窝再到膝盖，凡是有大动脉的地方，一一敷上，每隔半小时就换一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冰人”。
医院在我入院后的第二天，就召集神经内外科的专家对我进行了一次大会诊。那天的情形我印象特别深刻。很多穿着白大褂的人一大早就来到我的病床前，他们拿着类似小锤子一样的器具，在我的腿上手上敲了又敲，又用棉签和针头来回测试我的皮肤，问我有没有感觉，可是除了脖子以上，身体的其他地方任凭他们怎么使劲的戳、划，我都没有知觉。最后，他们让我尝试着动动腿脚，还引导我做弯曲伸展的动作，我的腿没有一丝反应。
我听见专家们在小声议论：“平面在胸二，胸二以下感觉运动均消失，腿的肌力零级，有踺反射，左手肌力差，右手在一级左右，应该波及到了颈4……”
“马上做穿刺。”
“还有，核磁共振要重新拍一个，加强影像。”
这是一大堆我听也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这样的会诊大概维持了好几天，各种检查都做了个遍，每次做完检查，我就向医生询问病情，他们告知我，可能患的是横贯性脊髓炎，也可能是脊髓血管病伴出血导致的瘫痪，具体病情还有待查证。（也许是怕我知晓病情，医生给了我一些模凌两可的回答，从不向我详细解释）。
对于医生所下的结论，我根本没有概念，这种病以前从未听说，更不懂得它的严重性，甚至连“瘫痪”的字眼也极少触及。但冥冥中又好象知道自己病得不轻，所以再有医生来会诊或查房时，我总是哭着重复着一句话：“我的病什么时候可以好啊？还有好多节目等着我去做呢。”医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却给了我一个最形象的比喻：“房子塌了，要想重建，它要先经过打地基这道漫长的工序，才有可能建好啊！千万不能着急。”
我依然无法想象自己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每个人都对医生的话守口如瓶。躺在病床上，我每天都在想着能快点好起来，早日重返我熟悉的舞台。我以为，就像重感冒也最终会愈痊一样，也许一个月，最多两个月，我就又能活蹦乱跳的出现在节目里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拿着一份刚刚出版的《湖南广播电视报》来探望我，上面大篇幅的刊登了我患病的消息，因为好奇，我执意要他给我念其中的文字，可刚念了开头，他就吱吱唔唔不再往下，我产生了怀疑，经不住我的强烈要求，朋友一字一顿艰难的念出了一段我最不想听到的话：
“9月22日对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来说，是个伤心的日子。上午9时，该台综艺节目当家花旦梁艺在加班赶录《都市新声代》时，突然病倒在化妆间，脖子以下失去知觉。经省人民医院、省湘雅医院诊断，梁艺患脊髓血管病伴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完全恢复的概率非常小，除非奇迹发生，最好的结果也可能是高位截瘫。”
听完最后两句话，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泪水哗哗就流了出来，胸口因哽咽而剧烈的起伏着。我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一刹那，只觉得头脑一片空白，难道命运真的如此残忍，让我躺在床上来度过余生？
天呐！我要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清醒之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绝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与其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就此了结生命。可当我企图寻求方式来让自己尽快摆脱痛苦，却发现自己已丧失了任何的能力。
想死，都不成。那是一种充斥着无比无奈的绝望。
住院后，我的身体其实并没有脱离危险，我会经常在某一个黄昏来临的时候突然感觉呼吸难受，需要借助氧气来维持微弱的生命。医生把我从普通病房转进了重症监护室。在那里，我的绝望感曾一度加深。
重症监护室里大都是生命垂危的病人，有护士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看护，家属一般不允许随便进入。刚住进去那几天，我就饱含了孤独无助的痛苦。生病后我一直无法洗头，九、十月的长沙天气偶尔还很燥热，时间一长我的头就开始瘙痒，但护士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后就根本无暇顾及病人的感受了，我想挠痒，可手动不了，想喊，却没有力气，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朋友。那时候，我真是觉得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连最起码的举手抬足都不能完成，一点一滴都要仰仗他人帮助，这样的人生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负责我治疗的一位女医生又恰在这时给我添了新的打击，有一天她从重症监护室查完房就把妈妈叫到病房外，对着妈妈就是劈头一句：“你女儿不行了，治不好了。”(不幸被我竖起耳朵偷听到)
那是我生病以来最灰暗的日子，病情被我彻底知情以后的恐惧，使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终日在悲伤的哭泣中度过。
在病房里我迎来了2001年的国庆和中秋，那年很巧的两个重要的节日被撞到了同一天，本来很喜庆的气氛我却无心感受，躺在床上，我默默地望着窗外那一小片天空，天的颜色瓦蓝，煞是好看，却是那么的狭小，我伤心的想，这难道就是我全部的世界吗？
那些天，我生病的消息很快就在湖南电视界传开，并引起了圈内不小的轰动，一些同行朋友们、媒体记者纷纷前来探望，湘雅医院的神经内科简直成了探视率最高的病房，每天探访的人群络绎不绝，楼道里的鲜花排成了一长溜。
湖南娱乐频道的四位当家主持在他们台领导的嘱托下，给我送来了同行温暖的安慰；我的主持搭档马可从外地录制节目回来，听到我生病的消息一下飞机就直奔病房；台里工程部的殷总几乎每天都到病房来给我讲笑话；都市频道全台上下近三百员工，近乎人人都陆续来给我的生命鼓劲加油；娄底师范党委书记李仁克带着一群我昔日的同窗好友几次抽空从家乡赶来探望。在我患病后一个星期，《湖南广播电视报》大篇幅地刊登了我患病的消息，《家庭导报》、《潇湘晨报》、《东方新报》、《三湘都市报》、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等众多媒体相继对我的病情做了报道。一些熟知我的观众和朋友获悉之后，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向我表示关爱。
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副局长欧阳常林、以及局领导曾凡安在得知我的病情后更是专程来到医院，给我带来了一束硕大无比的鲜花和一笔慰问金，三位领导拉着我的手殷殷寄语要我一定坚强。
在与病魔抗挣的日日夜夜，我并不是孤身作战，有那么多人向我倾注了浓浓的爱与关怀，这让饱受病痛之苦、心陷绝望的我有了一丝欣慰。
在病房里，我是最严重的病人，病床前的点滴瓶永远数我的最多，最初的治疗，我每天要打上将近二十瓶点滴，其中一半以上都是500毫升的药水，基本上从上午八九点开始注射直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到后来，护士们都害怕给我扎针，血管都被打青，手背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眼。
当这样的治疗坚持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奇迹竟出现了，绝望中终于透射出希望的光芒。
有一天早晨，我迷迷糊糊醒来，妈妈向往常一样鼓励我有意识的动自己的手脚，我用力抬了抬右手，发现右手的腕关节竟然能微微抬起并能越过床栏了，“啊！手能动了！”妈妈高兴的大叫起来，爸爸在一旁像不相信似的兴奋得连连叫我再做几次，我一次次艰难的把右手搭上床的护栏又一次次掉下来，反复演练着这个对我们一家来说天大的惊喜，同病房的人也为我鼓起了掌。
第二天，更大的惊喜出现了，右手不但比昨天抬的幅度更高，大拇指也出现了小幅的运动，我十分珍惜手能动的机会，一有力气就往上练举，看到我颤颤悠悠举手的样子，一位朋友戏称这个动作是“印度蛇”。
那段日子，几乎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有新的发现，不是右手指头一个个都能动了，就是左手的胳膊可以够到头了。一个半月的时候，我的右手基本上已恢复到能活动自如，但手的臂力和抓握功能极差，朋友们为此买来了橡皮圈，一有空就帮助我练习手劲。关于练手我还出了个小笑话，台里的新闻节目《都市一时间》来拍摄我的康复进展情况，我给观众朋友展示举药瓶，谁知药瓶太滑，我几乎没什么握力，刚一举上去药瓶就顺着我的手心掉了下来，看似那么轻巧的一个小瓶我却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从床上重新拾起。
随着手臂的运动功能出现，我全身的感觉也在逐渐恢复。以前医生用针头怎么刺我的脚板都没有任何感觉，到生病一个半月时，脚指头出现了微弱的触觉，插了几十天的导尿管被拔了，毫无知觉的大小便突然在某一天也有了意识。但由于神经受损，两便必然的受到了功能障碍，最大的麻烦就是一有便意必需马上解决，这样一来，弄脏被单的事在当时时有发生，常常要妈妈里外清洗，尴尬中我想起妈妈以前总夸我小时候特别乖巧，不用她太多的操心，可如今，似乎又做回了妈妈的“大婴儿”，又要开始全权照顾我的吃喝拉撒。
在我重病的这段日子，付出最多的就是我的爸妈。可怜天下父母心，整整两个月，他们俩一直守护在我的病床前，白天黑夜不曾离开，晚上，他们就在病房的一角摆两张凳子做为临时“床位”，为了给我翻身，爸妈轮流值班。长时间下来，双眼熬得血红，爸爸两鬓出现了白发，额角的皱纹也深了，而妈妈原本120斤的体重一下子就瘦到一百。为了不使我的肌肉萎缩，到了白天，他们就不停的给我按摩手脚，妈妈现在的手指关节变形就是在那时候因过度劳累而导致的。
十一月初的时候，我正躺在湖南湘雅医院的病床上，病情已从急性期趋于稳定，而此时，中国第二界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广电中心的金鹰广场隆重开幕了。就在开幕前夕，我从病友买来的《萧湘晨报》上看到了有关原定我与中央电视台陈铎老师搭档主持艺术节颁奖典礼的消息，那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又波动了，报纸上的消息又勾起了我心底的遗憾和无奈。因为健康原因而与这次好机会失之交臂，我的心情难过极了，本来之前还在央求爸爸把我住处的电视抱到病房来，我要收看艺术节的现场直播，现在我什么都不要看了，甚至连关于这次艺术节的广播也不愿听。
这时候，爸爸妈妈在心灵上给了我莫大的慰籍，他们鼓励我勇敢接受现实，即使在病榻上，也不能泯灭梦想，相信总有一天，我还可以重新返回那个绚烂的舞台，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两个月的住院期已满，在我的病情脱离危险之后，医院不再对我进行诊治，接下来，我将面对艰苦而漫长的康复治疗。在即将转往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康复科的前一天，我向爸妈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要求：我要坐起来！
然而，整整在病床上躺了六十五天要突然完成九十度的坐立谈何容易。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都出动了，足足有六、七人，大家兵分几头，搬的搬腿，扶的扶身子和胳膊，四姨还用她的手做了个“肉垫靠枕”，硬是把我从床上一点点拽了起来，刚到三十度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没有知觉的身体像块硬梆梆的钢板，呼吸立即变得困难，我触碰到自己的大腿，竟然问爸爸：“这是什么？”感觉完全脱节。
一次失败了，我歇息一会再试，第二次我到了四十五度，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已经能在七十度的角度停留一小会了。经过数次的努力，我终于直立着坐到了床边，那一刻，我在头晕目眩中坚持了一分钟，短短一分钟，却为我重新开启了一道生命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