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大学的校园里，咖啡是粘合剂，把本来较为疏远的人际关系，稍稍拉近一点；同时，在西方大学的校园里，咖啡也是学术的润滑剂，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让学术的齿轮运行良好。
我本来就喜爱喝咖啡，所以到了英国，便无需去适应它了。
早上在家喝杯咖啡，往往是不可缺少的，简单的午饭之后是喝咖啡的高峰期，下午三、四点钟更是喝咖啡的最好时间。这个时候，做学生的，一天的功课该听的，差不多都听了；当教授的，也已经工作了几个钟头。
这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喝咖啡去！”的确，这个时候来杯咖啡，说是放松也好，说是提提精神也罢，听到“喝咖啡去”这一号召，几乎没有人会反对。更何况，在校园里几乎没有午饭这个程序。一般情况下，大学里喝咖啡去的一切活动是从上午10点开始，所以，大家都很少去吃午饭。中午饿了，吃点巧克力什么的，就凑合过去了。像我们这些习惯于吃午饭的中国人，有时会在背包里放个饭盒。所以，下午去喝杯咖啡，吃点点心，可算是解决早饭和晚饭之间“青黄不接”问题的好办法。
我和我的英国同事的第一次交流便是在咖啡室里。我跟她边喝着咖啡，边谈我的研究计划。一切是那么轻松，一切是那么愉快。喝一口咖啡，看几眼窗外的花园，轻轻松松地谈谈各自的学术感想，有夕阳照着，有微风吹着，如沐春风似的学术便已得到了交流；倘若是坐在办公室里谈，多少有点像“汇报工作”的样子。
听完讲座了，喝咖啡去；认识新朋友了，喝咖啡去；有人祝贺你获奖了，喝咖啡去……不过，咖啡虽然是人际交往和学术交往的好媒介，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麻烦。比如说，刚从咖啡厅出来，就遇见一个好朋友；他会对你说：“喝咖啡去。”于是，你只好跟着去。有一个下午，我一连去喝了三回咖啡，有点招架不住了。前面说过，咖啡是“粘合剂”，是“润滑剂”；可是，润滑油上多了，学术的齿轮恐怕会打滑的。
打滑归打滑，咖啡还是少不得的。有一段时间，校方要把人文大楼底楼的咖啡室关掉，改作它用。这下，楼上楼下的教授、博士们可火了：这么方便的咖啡室怎么能关掉呢？于是，积极分子们便要联名上书校方。我作为“外援”，也被怂恿在请愿书上签名。校方答复的意见是：此咖啡室是老师、学生们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宜关闭。于是，咖啡继续在楼下发挥着它的作用，继续润滑着学术的齿轮。
以咖啡作为交际的媒介其好处之一是，它很廉价。在英国，一杯咖啡约一英镑左右；也就是说，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价格；也就是说款待一位朋友，你只需花三四块钱。从咖啡文化这一点看，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君子之交淡如水。更多的情形是，大伙儿吆喝着一起去喝咖啡，实际上是各埋各的单。当别人请你去喝咖啡，并不意味着他（她）会替你埋单，除非对方很明确地说明，否则你会很尴尬。如果你肯花一两英镑请一个英国人喝咖啡，他会很高兴、很感激、很过意不去的。怎么能让您老破费呢？
在国内，常有朋友请我到茶社或咖啡厅去，美其名曰“休闲”。可是，看到那里的咖啡，我总是提不起精神。虽然同样是那些洋名称，什么“摩卡”，什么“卡布吉诺”，但我觉得，总少了些什么，或者说，多了些什么：多了些与咖啡无关的东西。这种不舒服感，主要是因为我们太把咖啡当成一种有品位、上档次的东西。开咖啡屋，一定要把咖啡屋弄得奇奇怪怪的，以显示“另类”品位；来喝咖啡的，要透出一种自命不凡的派头。不就是一种饮品吗？为什么一定要将它跟“高雅”如此这般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还要用天价来显示“高雅”或与众不同呢？
说真的，坐在这种咖啡屋里喝一杯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咖啡，我总会走神，总会禁不住去想：用这么多钱，英国人可以喝上一个月的咖啡。
这是一个宁静的下午，窗外的天空是一种绝对的灰色，这种灰色使得这宁静更加彻底；每天清晨在窗外婉转歌唱的小鸟，此刻也不知去向。
周遭是安静；远处公路上汽车的轰鸣声，传到这里已经很模糊，像一种年代久远的印象。
这是考文垂郊外的一个普通的下午。我静静地坐在窗下的小桌前，用一张张小而洁白的卷烟纸（rollingpaper），用烟丝（tobacco），细心专注地卷着香烟。这是一种孤单的工作，也是一种不值得张扬的工作，因为抽烟实在不是一种值得写进文章的题材。卷烟时的孤独，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孤独：它不能声张，因为它得不到别人的同情。
然而我还是没有勇气把香烟戒了。我的理由是：要戒烟在国内，到了国外再戒烟，难度系数至少增加了一倍。香烟是商品，自然也是物质，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或精神寄托。当乡愁沉重得负担不了时，还有一根白色的纸棍子帮我支撑着……“是生，是死，这是个问题。”（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哈姆雷特的这句名言被很多人用在作抉择的时候。
大多数吸烟的人都有过戒烟的故事，有些名人戒烟的故事还很幽默。
到国外后，戒烟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加迫切。
在国外应该戒烟，因为烟价实在太疯狂，一天在香烟上花60元钱，实在痛心；还有，在国外没有吸烟的环境，除了在酒吧里，室内一般都不给吸烟；再者，吸烟并不像在国内被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风度。在这里，抽烟多少有点灰溜溜的，似乎吸烟离吸毒相距不远；常常看到烟民们站在室外的垃圾箱旁，伸着脖子，贪婪地猛吸。我在英国住过两个地方。第一个星期临时住在一个房东那里，那时刚到英国，一切都没有安排好，加上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所以，每天都是借烟消愁，一天下来几乎要抽一包烟，但房东并不知道我吸烟。后来我搬到另一个地方住，同租一屋的3个英国人在4个月的时间里都不知道我抽烟。后来，有一天，我在楼上的房间门没有关好，加之有风，Fareed鼻子贼尖，在楼下闻到了气味，问我是不是抽烟。
出国前，在准备行李的时候，我在箱子里装了3条香烟，尽管按规定只可以带两条；后来在机场候机厅又买了1条。然而，这点存货还是很有限。于是，我请一个在复活节期间回国的朋友从上海带了3条。总之，就是不想花英镑买香烟抽。可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存货越来越少了。于是，得想补救的办法；于是，我开始买烟草来自己卷烟了。剩下的那点从国内带来的香烟得控制着抽，主要是在外出的时候抽。于是，我开始计算回国的时间和剩下的香烟数，并减少每天所抽的支数，争取每天不超过10支。后来，再算算时间，发现不对劲，并减少到每天抽6支，其余的则用烟草来卷。每天，我从抽屉里数出6支香烟，放入一个烟盒；如果这一天只抽了5支，第二天我就只数出5支来补充，而不是6支。我不肯一下子把这些中国产的香烟都抽完，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一丝乡愁在这当中起着抒情的作用：抽一支国产的香烟，代替回乡；抽一支国产的香烟，祖国在我心中。哈，这简直是爱国烟了！
香烟一支一支地减少，我因此便知道，家越来越近了。
英国有一种牌子的烟草叫Drum。每次用它卷烟的时候，它都让我想起Drug（毒品）。我不知道生产商是不是故意要让烟民产生这样的联想，反正看到Drum，我就想起Drug；想起毒品，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并因此而讨厌抽烟的自己：我在吸毒？
从节俭的角度考虑，买烟草来自己卷烟大概稍稍便宜一点，但不是绝对地便宜。而自己卷烟抽有一个好处，一支手工卷的香烟其烟草的含量肯定要少于机器所卷的香烟；这样一来，每次所消耗的烟草量也就少了。
经验告诉我，香烟除了对身体有危害的作用外，其实并没有多少提我写了这么多关于香烟的事，决不是要鼓吹吸烟的好处。一天，黄昏时分，我抽着烟在一个小火车站等车，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走上来，跟我要一支香烟；我给了，但说了一句：我现在可以送你这根烟，但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支烟！
但事后我仍然有一种负罪感。我不知道那个英国小姑娘是不是还在抽烟。
香烟是魔鬼和天使。它有魔鬼的本性，有时又有天使的容貌。
但英国的香烟从本质到外形都是魔鬼。其外壳上（两个宽面上）大大地印着：吸烟致命（SMOKINGKILLS）；至于品牌商标的名称，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的。所以，我很害怕英国的香烟。相反，国产的香烟一般都包装华丽、精致，只是在两个或一个窄面上写着很小的一行字：吸烟有害健康。
从这两行字上可以看出两国政府对于吸烟的态度。
神的作用。抽烟实在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动作：一种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一种从盒子里取出东西并将之送到嘴边、一种将植物的碎末点燃、一种将手臂弯曲、一种用嘴吸入空气使燃烧更为充分的一系列的动作。这种动作由于做得太多了，以至一旦被强迫取消，动作的主体便茫然不知所措。如果吸烟者习惯于在快乐的时候吸上一支烟，那么，没有了香烟，他的快乐便不能充分享受；如果吸烟者习惯于在孤独的时候吸上一支烟，那么，没有了香烟，他会更加孤独无助；如果吸烟者习惯于在思考的时候吸上一支烟，那么，没有了香烟，他仿佛成了白痴。在哲学意义上，香烟是物质；在文学意义上，香烟属精神。丘吉尔的战时政策我记不清，但我记得他的大胖脸、大肚子，和他的大烟斗。
这是个很怪的题目。“跨文化”与“红烧鱼”有什么关系？“跨文化”太高雅了，太学术化了，也太时尚了；什么“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传播”、“跨文化对话”、“跨文化婚姻”……至于“红烧鱼”，太不登大雅了，是家庭主妇们的技艺，不是做文章的材料。但我把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还真有段颇有意思的故事呢。
刚到英国时，我临时住在一个英国家庭里。主人迈克和谢拉都是天主教徒，都很善良、好客，让我在英国“惊魂未定”之际，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平时，除了读书和运动，我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烧菜。在迈克家时，为了显示中国烹调的妙处，我时不时地到厨房露两手，最得意的是用马高鱼做红烧鱼。迈克吃了我的红烧鱼之后，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的天，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吃的鱼！”然后，便问我怎么烧的。
跨文化的红烧鱼
后来，我们又有几次聚餐的机会，或是在他家，或是在他女儿家。记得最后一次聚餐是我回国之前；而且，那天正好是迈克的生日。他几天前就约好了，要我一定给他再烧一次鱼，并叫她太太到超市买了最好的鱼。
最后一次给迈克烧鱼，我多少有点伤感，自然烧得比平时更认真，也更成功。晚饭是在花园里吃的。英国的夏天日落得很晚，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太阳还在天上。夕阳的余晖洒在花园里，洒在我们每个人脸上，也洒在那盘具有“中国特色”的红烧鱼上。
晚饭后，迈克看着自己盘子里的鱼骨头，请我把红烧鱼的配方留下来，以后，他太太好看着配方给他烧鱼。以前他也向我要过“配方”，但每次我都支支吾吾的；不是我保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烧菜一般是没有什么配方的。菜烧得好，全凭一种感觉或经验；只有外行才边看菜谱边烧菜。其实，我给迈克烧的鱼，也就是用我们平时常见的烧法：把鱼在油锅中煎炸到7成熟，加葱、姜、酒，加水、糖和酱油，再加上一点我从国内带去的四川豆豉酱，用文火慢煮，直至所有的调味品被鱼体充分吸收。这样，一盘液汁黏稠、色泽金黄、咸甜辣适中的红烧鱼便成了。
因为以上的原因，我最终未能给迈克他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配方”。我知道，迈克所要的配方，是要具备一些确定的数字的。比如，鱼多少克，姜、葱多少克，盐、糖多少克，等等。而这些，我在烧菜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想过。搁多少盐，放多少糖，我们凭的是经验，是眼力，甚至是第六感觉。
由这小小的红烧鱼，我们也可以看出东西方在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从古希腊起，就显示出其科学传统的特点。在西方人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探究的，大到宏观的天体、宇宙，小到微观的细胞、原子；同时，一切都是可以言说的。他们认为感官有时是不可靠的，而相信定量，相信刻度。中国文化从古代开始便缺少这样一个科学传统。我们似乎更相信感知，一切凭印象。中国文化认为，一切美的东西，是难以言说的；好的诗歌就在于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我们古代有世界最好的抒情诗，但我们没有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只有点评式的“诗话”。
东西方不同的时间观念也是各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西方人讲究精确，强调严格按照时间表来安排活动，强调计划，反对“变化”。新年的第一天，很多西方人会把一年当中的重要活动确定下来，甚至定到哪一天。有一次，一位英国老师请我吃饭，她捧着她的时刻安排簿问我，下个月的23日中午12点15分有没有空，我请你吃饭。而我们请客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主人订好了饭店，忽然想起打电话给某人，某人却正好在家里吃晚饭；主人则说，你把碗放下来，现在就打的过来。在表示距离和时间时，我们的古人还有这样一些说法：一袋烟的工夫，行船要5天，骑马要3天，等等。在购物方面，西方人喜欢在去超市之前，列好一个清单，到了超市，按照清单上所列的项目，一一购买；而我们（尤其是女性），则爱“逛街”，可能会买很多，有时逛半天一样东西也不买。
当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东西方文化的互识和融合也日益显着。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多地吸收进一些科学因素。但是，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对外来文化的抵御性。我相信，下次迈克见到我时，他还会向我要红烧鱼的配方，而我同样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