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音乐本身是高贵的。周王朝的统治者为各种不同身份的贵族人制定相应的音乐，而且规定了在各种不同的祭祀场合该使用什么音乐和如何使用音乐，为了彰显他们的特权和神权的不容侵犯，统治者规定了庶人不得使用这些种类的音乐。“礼不下庶人”，实际上就意味着乐不达庶人。西周建立完善的学校和教授各种礼乐，然而这些学校是不允许庶人进入的。
由于贵族本身被认为是高贵的，那么如果贵族人演奏了不高贵的音乐，则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西周所制定的音乐，也即被统治者所认可的音乐被后世称为“雅乐”，这种“雅乐”被认为是适合贵族阶层的人欣赏和使用的，下层庶人是无权利欣赏这种音乐的。西周王朝对音乐的这些限制不符合人类追求音乐美的规律，长期使用相同形式的音乐，无论这种音乐怎么“尽善尽美”，最终都会让人觉得兴味索然。所以，到了东周时期，许许多多的贵族人士放弃了所谓的“雅乐”，代之以欣赏“新乐”。如《礼记·乐礼》载：“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由于用于明尊卑的“雅乐”被抛弃，那么礼教也就无从维持了，于是出现了孔子所认为的“礼崩乐坏”的局面。于是，西周王朝关于音乐是高贵的，音乐只能是高贵的，这些脱离人类审美追求的一厢情愿的思想最终破产了。
第四，音乐不应与个人情感相联系。音乐的源功能是娱乐，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强权的出现，统治者为了利用音乐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服务，逐渐否认音乐的娱乐功能。史上有关于夏桀和商纣亡国都是因为纵情声色的记载，并且对这种事件都是以批评贬抑的态度对待的，可见对于音乐娱乐功能的批判影响之深远。西周统治者看到了音乐对于人的作用，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维持自己的稳定统治，他们首先利用政治手段规定只能欣赏和演奏哪些音乐，继而否认音乐的娱乐功能。西周统治者不断“作乐”，实际上是借乐来颂扬自己，同时让别人接受他们的统治。他们认为如果让人纵情声乐，他们就会忘记礼教，从而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大武》。”在西周，这种制乐之举经常发生。大量的礼乐产生，再加之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制性规定，音乐的娱乐功能实际上被抛弃了。
人有七情六欲，并有悲欢离合，当人处于某种情绪之中的时候，往往以大声宣泄自己的情感，或哭，或笑，或吼叫，或长啸，使自己得到缓释。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也如壮忌在《哀时命》中所言：“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这种使用音乐表现个人思想感情的做法被西周统治者大加贬抑，他们认为音乐须得“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而使用音乐来表现个人的思想情感则往往容易表现过激，使声音愁苦若泣，欢声若淫，缠绵不休，浪荡往复，如“灵魂之便溺”，当人处于一种激烈的情绪中并处于这样一种声音世界之中时，往往容易失去控制，并且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十分显然，这对统治者的统治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声乐应当“八音相谐，无相夺伦”。
《尚书·尧典》载帝舜命夔主乐而提出“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以及“八音相谐，无相夺伦”的音乐主张，而西周统治者才是这一音乐主张的极力拥护者。在这一音乐主张的指导下，西周的制礼作乐有了明确的思想基础。这一音乐主张被后来的孔子大加褒扬，继而提出了“温柔敦厚”和“诗无邪”的理念。孔子是礼乐思想的极大拥护者，他极尽所能地对西周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吹捧，由于孔子的儒教被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奉为正宗，因而温宽谐和的音乐思想对中国后世的音乐思想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思想在广泛领域中的存在。
2.西周的音乐及其形式
被后世所大加颂扬的《大武》是西周最为著名的乐舞。《荀子·儒效篇》载：“（武王）返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濩》废”。《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武王）又作《武》”。都说《大武》乃是歌颂周武王伐殷取得成功的乐舞作品。这一乐舞作品从时序上描写了周武王伐殷的全部过程，首先以击鼓开场，继而身着战衣的舞队从舞台的北边进入舞台，舞队的表演内容包括齐步走、踏步等，其中有手拿盾牌的武士伫立以待，歌者始以轻柔婉转的声音进行歌唱，然后乐舞队列进入到战争场面的表现阶段，包括敌我双方的相互拼杀，战队的冲刺和种种杀戮的动作，然后进入到描写战事取得成功的阶段，乐舞然后转到描写武王军队征伐南方部落并取得成功，大统天下，最后以表现武王之威和众人之敬告终。《礼记·乐记》记载：“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可见《武》实分六节，每一节有各自的中心内容，并且，这样一种表现过程是以现实取材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乐舞。
《象》是西周时期的另一个乐舞。《墨子·三辩》载：“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有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除了《武》《象》两篇乐舞之外，尚有《万》《明明》和《诗》中所载的颂周诗歌。《毛诗·周颂》郑氏笺孔颖达疏曰：“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毛诗·周颂·我将》的内容为：“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歌中所谈的是祭祀之事。《毛诗·周颂·武》：“于皇武王，无竟为烈。允文文王，克昌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诗歌中所谈的是文成武王的功绩。《毛诗正义序》言：“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为生灵。”道出了周颂之原委和动机。
西周统治者的制礼作乐完全不是依靠少数几个负责作乐的人就创造了完整的礼乐，他们的作乐是建立在利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的，通过对民间音乐的修改和发展以及修剪，形成符合统治者审美情趣的音乐。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将乐舞概括为六代乐舞，即《六乐》，包括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唐尧时期的《大咸》，虞舜时期的《大磬》，夏禹时期的《大夏》，殷商时期的《大濩》，和西周的《大武》；《小舞》，包括使用丝织品条形物作为道具的《帗舞》，利用对半分开羽毛作为道具的《羽舞》，利用整只鸟的羽毛作为道具的《皇舞》，执牛尾的《旄舞》，用盾牌作为道具的《干舞》和利用衣物袖子作为道具的《人舞》；民间乐舞散乐；其他部落的乐舞四夷之乐；以及祭祀用乐舞，如《舞雩》等。
西周对音乐的使用场合进行了限定，其所作的礼乐限于在如祭祀和重大政治活动等场合使用，主要的使用场合包括祭奠先主和天地，祈祷以期改变自然气候，如求雨，号召进行战争，庆祝战争取得胜利和贵族的集会等社会活动。礼乐的演奏主要包括合奏和合唱，以及二者同时进行的方式。实施礼乐演奏的人大多是没有人生自由的音乐奴隶，这些专门从事音乐的人是从属于贵族统治者的。西周已经设有专人掌管音乐，被称为少傅。文献记载中有许多瞽、曚及瞍一类的盲人从事音乐活动，如《诗经·周颂·有瞽》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殷商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到了西周时期，教育机构已经十分完备，其中涉及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礼记·王制》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候曰泮宫。”可见西周的直辖地和诸侯国的封地上的教育机构是有所区别的。《诗经·大雅·灵台》言：“虞业为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雍。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在辟雍这样的学校之内，有盲人演奏钟鼓之乐，显然学校也是音乐传播的地方。西周的学校主要可以分为小学、辟雍、学吕、射庐、泮宫等，涉及的教育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基础的文字教育、礼仪、军事、音乐等各个方面，有趣的是，舞被寓于骑射的教育机构之中，属于武的范围。《礼记·射义》载：“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候岁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候也。是心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可见，礼乐属于少数贵族才能接触的事情，也是学校的教授内容。
西周的燕礼音乐演奏曲目主要有工歌、笙奏、间歌和乡乐。工歌是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乐工演唱《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个单曲。笙奏是利用乐器笙来演奏《南陔》、《白华》和《华黍》三个曲目。间歌则是由歌者唱《鱼丽》，笙奏《由庚》，歌者唱《南有嘉鱼》，笙奏《崇丘》，歌者唱《南山有台》，笙奏《由仪》，这样唱奏相间三次。乡乐是众多歌者合唱《周南》、《关睢》、《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薇》和《采苹》六个曲目。
《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同属《小雅》。《鹿鸣》言：“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该诗歌以鹿之来食为比兴，表现了主人热情好客的胸襟，用为燕礼之首曲，实为恰当。《四牡》言：“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驾彼四骆，载骤载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意思是说看看那马儿不停地飞奔，道路迂回悠长，连马儿也喘息不停，看看那鹁鸪飞飞停停，上下翻腾，再看看我骑马为了王事忙忙碌碌，而家中老父老母在堂，无人供养，这些事岂不让人悲伤，岂不让人想回故乡？在燕礼之时以此曲叙离家之愁苦来答谢宾客，实为当时礼乐的一大特点，想象当时为宾者听之戚然，情绪盈怀，由此感怀主人的理解与热情，兴许有却把他乡当故乡，从而纵情欢畅的场面。《皇皇者华》言：“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我马维骐，六辔如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我马维骃，六辔既均。载驰载驱，周爰咨询。”描写的是使者在乡间奔走，察访民情和乡间的美好景色。将此曲用于燕礼宾客，可以猜测这三曲连唱可能是周天子宴其诸侯来使的诗歌。
由上观之，以上几种燕礼之乐当有其各自的使用场合。
史料记载的西周的乐器包括鼖、鼓、县鼓、箫、管等。考古学发现的西周乐器多达70多种，大多是钟磬之乐，而如箫管等丝竹管弦之乐仍然没有得到考古学的证明，盖因这些乐器容易腐烂，无法在地下经过数千年的侵蚀而保存到今天。甬钟是西周时期十分重要的一种乐器，也是在诸如祭祀和集会时常用的大型乐器之一。甬钟的代表包括出土于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西南天马曲村遗址8号墓的晋侯苏编钟，出土于陕西宝鸡市南郊竹园沟？？伯各墓的？？伯各编钟，以及出土于陕西扶风齐家村的柞钟。晋侯编钟全部16件，其中有两件上有铭文，一曰：“年无疆，子子孙孙”，一曰：“永保兹钟”，其余编钟上的铭文记载了周厉王时晋侯苏受其命前往东夷地区讨伐的整个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资料。全部16钟可被分为三大种类，第一种类有旋而无用于悬吊的斡，是用于架设于架上进行演奏的，该甬锥径较小；第二种类的晋侯苏编钟与第一种类的区别在于用于悬吊的斡，表明它是悬挂之后进行演奏的；第三种类的编钟与第一和第二类相比有了较大变化，其甬不再空心，而是用泥填平，或者直接铸满。研究表明，这三种编钟是先后继承的，从演奏的方便性上看，悬持演奏能使钟发声洪亮，音色清脆，而在甬体内填入泥土或直接铸满能使钟在演奏时减少其晃动程度，使得演奏者能够很好地进行控制，说明这三类钟是不断向方便实用方面发展的。
镈是商代就已经存在的乐器，也是西周时期的重要乐器之一。所发现的镈包括出土于陕西岐山法门寺任家村一西周窖藏的克镈，出土于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青铜窖藏的编镈，故宫收藏的四虎镈和鸟兽面纹镈，以及出土于湖北随州市三里岗镇毛家冲村的毛家冲镈。与殷商时期的镈相比较，西周时期的镈出现了较为复杂的饰纹，表明这个时期青铜的铸造技术有了极大提高。而且，镈的出土大多在远离中原西周的中心地区，它可能是周缘部落或少数民族所使用的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