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内容、传播者、传播媒介与传播受众构成传播学的四要素。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人是音乐传播的当然传播者与受众，也是一种传播媒介。在音乐传播史上，时期越早，人在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多。新旧石器时代，不但人在音乐传播过程中扮演了传播者、受众与媒介的角色，由于特定的人才具有某种音乐才能，这种音乐才能即音乐信息无法通过文字记在纸上，也无法通过像今天的多媒体技术记录到磁碟上，因此这些人本身就是传播信息。
对于音乐传播而言，在部落时代，无法对传播者与传播受众区分得更为仔细，可以简单地认为某个部落的所有成员都是当然的传播者，而受众则是同一部落的所有成员。部落时代音乐传播的受众不包括其他部落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落与部落之间是敌对和竞争的关系，几乎没有沟通和交流，这一观点可以从观察现代动物群落间的关系中得到印证。尽管部落与部落之间没有主动的交流和沟通，但某个部落成员在演奏某项乐器时，极有可能被其他部落成员听到和见到，从而形成部落间的音乐传播。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容易发生的。首先，原始部落成员过着渔猎生活，生活在密林之中，对于视听形成了天然的障碍。其次，仅凭一两次聆听，无法成功模仿某种音乐或者乐器。
由于音乐传播者和传播受众都仅限于本部落成员，所以研究部落时代的音乐传播途径可以采用追溯部落发展演化的方法。
对于音乐而言，传播媒介相对单一。特别是在部落时代，没有现代和各种音响设备和记录设备，也没有文字，能够传播音乐信息的物体便只有人本身和乐器。因此从音乐传播媒介的角度来看，研究部落时代的音乐传播，可以从研究部落的发展变化和乐器的发展变化入手。
另外，音乐传播无论是在横向各不同个体之间，还是在纵向的各代之间，都只能依靠耳口相传的形式。耳口相传的传播决定了传播的距离和速度都十分有限，这是音乐传播的开端。传播过程的成功与否完全受到媒介的控制，由于部落时代的生存竞争压力比较大，人类对音乐的态度是随意的，一种音乐形式或者乐器很容易就会被丢弃，音乐传播的影响显然是很微小的。
由于人需要代代繁衍，音乐在纵向传播上就呈现出很强的偶然性。譬如某个人学会了某样音乐技巧，或者发明了某种乐器，在他所生活的有限社会范围内，如果在其有生之年没有人学会他的技巧或制作及演奏他的乐器，这种技巧或乐器便会从此消灭，并且很有可能永远再无人去发现和发明它。从这一角度来看，某种音乐形式和乐器能够被传承下来，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应该具有某种普遍的特质。首先，被传播的音乐形式应当具有能够被其受众的大多数人接受和掌握的特点。如果某种音乐形式只能被少数人所掌握，一旦这少数人因为某种原因远离了音乐传播的媒介，则这种音乐形式的传播便会从此中断，这种音乐形式便会如山中的野花一般自生自灭，无人问津，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考古学中常有此发现，所发掘出的乐器不但现在见不到其类似物，而且在史籍中也不见记述。其次，被传播的音乐形式的受众应当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强盛的民族中产生的。而弱小的民族，其文化和音乐也将会呈现式微之势。某个民族或者部落也许在某个历史时期十分强盛，创造出众多灿烂的文化，但后来呈现衰落之势，则其文化也会一同衰落，甚至会消灭。在历史长河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在原始社会时期，这种事情当然更容易发生。
（2）关于古乐产生的年代和地点
即使是没有乐器，并不表明音乐尚没起源。人类在进化过程之中，最为重要的文明里程碑之一便是语言的产生。语言是人发声功能的延续，音乐也是发生功能的延续。语言与音乐的产生孰先孰后，实是难以言清。从声律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交流性的语言与成为音乐的语言的差别只在于频段宽度和节律，通过改变同一语言的频率和节律，人们可以表达出原有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情感和意思，即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逐此论之，音乐可与语言同时产生，譬如孩童之呀呀学语，长短声相间，一声一韵，实难分清究竟是唱还是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音乐起源得比语言还要早。
乐器则是人们通过使用工具来表达情感和语言的一种方式。人类语言与乐器的产生孰先孰后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人类语言尚未产生之时，人们需要交流思想感情，也可能是需要在天敌到来之时起到预警和通信的作用，人类偶然发现通过吹奏某种竹棒或是某种孔形物不但比人声高出数倍，起作用的范围更广，而且声调统一和独特，容易识别，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它是建立在语言晚于人手产生这一基础的。人类或许是在手脚分化之前，已经有了作为交流用的语言，此时人类尽管手的功能没有完善，但可以就着某种固定的筒形物吹奏发生。然而，即使有如此之事件发生，也并不表明在这一时代已经产生有乐器。
在音乐形式和功能被政治和社会所区分之前，乐器和音阶则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根据出土文物，远在五帝时代以前就已有了吹奏乐器，如孔笛和埙，打击乐器如石磬、铃、钟和镛等，并且，这个时候对音阶已经有了认识，出现了编钟、编磬和编铙等演奏乐器。《史记》中最早出现的乐器是琴，但如绪论中已引证，丝弦乐器的出现应晚于其他乐器。
七孔骨笛是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的，相似骨笛在江苏也有出土过。埙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有出土，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山西万泉均有出土。这些事实说明远在黄帝之前，律管已经得以发明，于是丝弦乐器的出现是有可能的。然而，音乐考古学没有证据支持丝弦乐器得以存在。在古代，若以木为桩，引绳为弦而制器，则历经几千年早已腐朽不见，因此考古学不存在丝弦乐器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就不存在丝弦乐器。
叶伯和先生在《中国音乐史》中将音乐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即发明时代、进化时代和变迁时代，黄帝以前的时期称为音乐的发明时代。叶伯和先生总结的史前乐器发明内容包括：《礼记》载伊蓍氏作土鼓，《山海经》载鼓延为钟，此二者为打击乐器之起源；《吕氏春秋》载朱襄氏使上达作五弦之瑟，伏羲氏作五十弦之瑟，黄帝改瑟为二十五弦，神农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上为弦乐的起源；女娲作笙簧，这是管乐的开端。
但是，关于上古社会的史料都是后人所撰的，其可信度必然大打折扣。如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就认为这些史料不足信，他通过古人类的进化论学说，认为中国的音乐文化的许多成分都不是本土的，其中一些观点流于猜测，对于部落时代的音乐及其情况应主要遵循考古学的发现，以之为准绳。
无论是考古学证据还是后世传说，都说明我国在国家出现之前音乐及乐器都已经发展到较高的阶段。据现有资料来看，当时的人类活动在中原地域，笛、埙和鼓等乐器和音乐是在中原地域上萌芽、发展和成形的。然而由于史料的不确切，而传说中的华夏先祖分布在西至陕西、东至山东、北至内蒙、南至湖北这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笛和埙最早产生于何地已经不可知了。
尽管考古学发现的属于上古时代的乐器有笛、埙、鼓、陶钟和陶铃等，但是陶钟和陶铃只是一种发声的器具，不具有音阶和演奏乐曲的作用，因此在本质上，这二者算不得是乐器。对于鼓，尽管现代乐队中用之控制节奏，在音乐旋律尚不发达的上古社会，鼓极有可能也只是一种发声的器具。因此，只有笛和埙能代表音乐发展的水平。由于骨笛仅再现于晋察豫一带，而埙也在这个地方被发现，因此可以认为今河南一带的音乐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域高，是一个音乐文化中心，其音乐文化会随着后来人类生活足迹而向四周各地发散。
（3）部落发展变迁与音乐传播
《白虎通德论·号》有载：“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史记·本纪第一·五帝》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尧者，放勋……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是为帝舜。”此即五帝。然仍有认为五帝为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颛顼者。《国语·晋语四》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借以推之，黄帝与炎帝早期应活动在姬水与姜水域。《史记·本纪第一·五帝》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东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姬水、姜水地处陕西黄土高原，阪泉、涿鹿则属今河北。可见，黄帝发源于陕西，然后将势力扩大到了河北、河南一带，乃至东止于海西止于甘肃地的黄河流域。历代史学家都认为黄帝及炎帝乃华夏始祖，由其所传承的文明乃中华文明。
继黄帝之后，其孙颛顼始居于今河南，打败少皞，进一步将黄帝部族的影响力扩大。喾帝则主要活动在山西西部至河南商丘一带，即西亳与东亳之间。尧帝主要活动在山西一带，舜帝主要活动在山西、山东及河北一带。
从考古学证据可见，史料所记载的三皇五帝所活动的地域大致是准确的。音乐考古所发掘的骨笛、陶埙等乐器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山西、山东一带。因此可知，三皇五帝时期的音乐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会随着各个部族之间的迁徙与兼并一起产生、传播和融合。除了各地所发掘的陶埙具有较大相似性外，骨笛的差异则十分巨大，多数地域仅存在开有一孔的骨哨。这种证据表明，在上古时期，人们所生活的地域跨度是有限的，音乐传播的地域也是有限的。根据被普遍所认可的音乐发明程序，即先有声乐然后有乐器，先有打击乐然后有丝弦乐，再次才有管乐，先有乐器然后有音阶，先有音阶然后有乐曲，可见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原音乐已经发展到了既有声乐、又有管乐，不但有音阶，还有乐曲的地步。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音乐、诗歌和舞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对于音乐和诗歌，有时甚至难以将其区分。上古时期的音乐主要以上古歌谣的形式见诸典籍之中。如《吴越春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三皇五帝时期有专司声乐的人，足见音乐已经发展到了创作乐曲的阶段。《史记·本纪第一·五帝》载：“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
除了因为部族征战，音乐可以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因为部族融合，民众相互杂处而导致声乐交流与扬弃之外，一个部族因为臣服于另一个部族而主动仿效其声乐也是音乐传播的一种方式。《史记·本纪第一·五帝》载：“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三皇五帝时期，各种文献都表明音乐受到了极大重视。相传有伊蓍氏作鼓，朱襄氏作五弦之瑟，伏羲作五十弦瑟，神农造琴，女娲造笙。这些部族的首领都曾涉于乐器制作，尽管典籍可能流于虚幻，但是部族对于音乐之重视则是真实之事。由于学者对史料缺乏信心，对于中国上古社会是否存在丝弦乐器存在着很大争议。考古学没有发现关于存在丝弦乐器的证据，但因为丝弦乐器是以木材为器的，容易腐烂而消灭，因此不能作为没有丝弦乐器的证据。从考古学发现了骨笛这一乐器来分析，三皇五帝时期已经存在丝弦乐器。因为骨笛有七声音阶，表明当时的音乐文化水平已经很高了，既然可以通过骨来制乐，自然界中的丝弦类物体如马尾、藤条等存在得更为广泛，更容易被用以作乐，并且人类用以作弓，有更多的机会听到弦所发出的声音。
所以，在三皇五帝时期，对五声已经有了认知，所使用的乐器包括笛、埙和丝弦乐器，随着炎黄部落在陕西、山西和河南一带活动，有关管弦的音乐及文化在这些地域上散播发展，但由于部族社会的相对封闭性，音乐的传播主要是在部落内部进行的。
三、夏代
1.夏代的社会结构及文化
舜老后，禅位于禹。禹以治水有功而蹑天子之位，他走四海，通水渠，三过家门而不入，历时十三年，终于治水成功。禹曾与地处今湖北、湖南和江西一带的共工、三苗部落发生战争并且取胜，进一步扩大了其部族的影响范围。
禹死后，其子启接位，打破了有史以来的禅让制，家族天下从此开始。因为启的接位，位于今陕西境内的有扈氏起兵反抗，与启战于甘，被启所灭。启的部族及地位得到了巩固。根据中国多数学者的观点，国家至始形成。夏代的初始活动范围在河南、山西境内。史料记载的夏代都城点包括邑、大夏、阳翟等地，均处在河南和山西地域范围内。《逸周书·度邑解》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也表明，夏的活动范围在河南境内。
启死后，太康继位。太康时期，其政权曾被地处今河南滑县至洛阳一带的羿部落所夺。后太康夺回政权，其部落自始逐渐向今洛阳一带迁移。夏至桀被商所灭，夏遗部分部族开始向各个地方迁徙。虞、夏部落向北和西迁居，至后匈奴所在地，太行山侧。大夏、月氏部落则经过数度迁徙，从陇西至大宛，至今新疆境内，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豕韦人则逐渐北迁至今黑龙江及内外兴安岭居住。季连部落南迁至淮水、汉水流域，与当地居民杂居，当是后世之楚地。
不单是因为家天下的原因使夏代成为华夏文明国家出现的标志，而是因为夏代拥有了一套明确的国家机器。到了夏代，官制开始出现，夏代早期的职官包括审理军事的六事之人，车正、牧正及庖正等。
夏代已经具有了一整套国家机器。其军队不但数量巨大，而且作战能力较强，出兵往往是三五千人，多至近万人。这支军队对保证夏王朝的统治起着决定性作用，夏王朝依靠这支军四处征讨，扩充自己的实力和统治地盘。在人类刚进入文明时代，战争依然是十分残酷的，不但在战场上敌我双方残酷地厮杀，而且他们往往以活埋、断肢断首等残酷的方式对待战争俘虏。夏王朝还制订了严酷的刑罚，如挖心、炮烙和分尸等来对待触犯规章和触怒王公的人。夏代的刑罚规定夏王及族的管理者对所属的一切人和畜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然也包括囚禁的权利。夏代已经有了专门的用于囚禁“罪犯”的监狱。《史记·本纪第一·夏本纪》记载：“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便是监狱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