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周代，由于受到礼乐制度的压抑，民间音乐及相应乐器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起来。因此，虽然中国当时是政治文化中心，但其世俗音乐及民间乐器却不甚发达。经过春秋和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雅乐失传。而在战争年代，民众穷于应付战争和沉重的苛税，俗乐的发展也极为有限。汉朝成立后，统治者苦于没有相应音乐用于其祭祀和庆典活动，不得不从俗乐中吸取音乐元素，各种俗乐相继登上大雅之堂，在各种政策的驱动下，俗乐及民间乐器的传播达到了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于是与之相适应的各种音乐和乐器也相继发展并繁荣起来。
1.筑的传播
筑是一种击弦乐器。据文献记载，其演奏方法是左手持筑，右手持棒敲击筑上的弦发音。《乐书》也说到了筑的用法：“筑者，形如颂琴，十三弦，顶细，肩圆。品声按柱。鼓法：以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
关于筑的最早记载始见于《战国策·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其中说道荆轲出使行刺秦王，于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唱歌。同样的内容也在《史记·列传第二十六刺客》中出现过。
高渐离是史载击筑的第一人。《史记·列传第二十六刺客》中载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与高渐离相厚，其内说道：“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可见高渐离在燕国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仅能与斗鸡走狗之徒厮混。该文续载道：“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便是高渐离的生平，由一个出色的音乐家，转变成为一个刺杀秦王的烈士。
高渐离是否出生在燕国，师从何人，无史料可以考证。许多文献以高渐离与荆轲同在燕国相遇为由，认为筑是燕国一带的流行乐器。在《史记》中，筑也曾出现齐国。《史记·列传第九苏秦》载：“（苏秦）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背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按这段话的含义来看，因为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因此筑应该也流行于齐国。
《史记·世家第二十九》载：“……太子勃代立为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这其中说到了“博戏，击筑”，说明常山至少有人会击筑。又《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其中说道连刘邦也会击筑，可见筑在当时确是一种流行乐器。
因为有以上关于筑的使用的记载，田边尚雄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中认为筑是按照以燕为中心，东传至齐，传至常山，然后传至高祖所在沛县，又加上田边尚雄有筑非中国所有的先见，他于是认为筑是由东北传入，首先为燕所用的，他说道：“例如周末至汉初所用之筑，原非中国固有之乐器，盖由东北传入于燕者。”
田边尚雄的这种说法仅是流于猜测，论据不够充分。首先，筑由东北传入的说法仅是建立在他所持有大陆板块漂移学说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大陆板块的漂移，汉民族乃向东迁移的原中亚细亚人。中亚细亚人的东进原本就流于猜想，何况中亚细亚人的东进路线也不明了，而东北乃苦寒之地，从地理上来看又处于中国之极东，中亚细亚人东进该先入中原，然后进入东北。在夏末和商末，由于战败，一部分贵族离开自己的居所，向东北和其他地方迁徙。这是史料中所载之事，即使不能确信于史料，但总比流于猜度来得可靠。以此论之，只是一部分人将一部分文化带到了东北地区，其文化断不能超前于中原文化。由于东北的地理缘故使然，那么筑断然只能是由俄罗斯这一渠道输入。然而俄罗斯国使用筑的历史不见于记载，并且东北之北的俄罗斯地区当是极其落后的，地广人稀，文化也应相当落后。
另外，田边尚雄的由燕至常山，再传至沛县的关于筑的传播路线也不太可靠。《史记》中所载之荆轲刺秦王、苏秦说秦和太子勃的事件年代相去不远，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筑要从一个地方传至另一个地方，并且成为一种普及的乐器，是不太可能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手工艺并不发达，制筑并不容易。而由于受到礼乐的排斥，加之民不聊生，少有时间财力从事音乐，俗乐本不发达。而况击筑乃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需要较高的技巧和长时间训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普及的程度。苏秦所说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这“无不”二字应该是夸张之词，不能全信，因为战国时之游方说客经常言词夸张，并且为了表达某种观点，以夸张之词使文辞顺口工整，乃是中国文人一向的习惯，“无不”云云说不定乃是撰书人所加也不无可能。
《史记》所载的击筑故事，如高渐离、齐人击筑和高祖击筑而歌，应该不是子虚乌有。从中相信在中原燕国地区、齐国地区和楚国地区有人会击筑，应当是可靠的。从这几件事的年代来看，高祖击筑而歌年代晚于其他事件近百年，如果说筑是从中原地区传向楚地的，其可能性应当是存在的。而刘邦早年乃一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连“好酒及色”的刘邦也能击筑，可以揣测筑在当时当是一种盛行的乐器。
筑从哪里来，为何人所造是一个谜。《三才图会》说：“不知何人所造。”这是实说。史料常有将乐器托为圣人所作的故事，如黄帝命人作琴等，完全不能相信，实则与这里的“不知何人所造”意思完全相同，因为不知何人所造，于是假托圣人所作。如果认为筑为与琴相似的乐器，亦非完全不可能。筑乃竹木类乐器，使用竹木类自然之物制造乐器，符合汉民族的习惯。在周代，琴、瑟等丝弦乐器亦有之，按技艺水平来看，也达到了能够制造筑的相应水平。
所发掘出土的筑仅见于南方，而且年代为汉以后。但这不能说明在北方就没有筑这种乐器，因为气候使然，竹木类乐器不容易在北方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与长沙马王堆3号墓筑一同出土的乐器还有笛、竽、琴和瑟，可见史料所载的“鼓瑟吹竽”图景并非妄言。
2.箜篌的传播
箜篌有两大种类，一种是平放弹奏，另一种是竖立弹奏。
《史记·本纪第十二孝武帝》载：“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闲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只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集解》徐广注：“应劭云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箜篌。”索隐应劭注：“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声均均然，命曰箜篌。侯，其姓也。”《杜氏通典》载：“箜篌，汉武帝命乐人侯调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晖所作，声坎坎应节，谓之箜篌。因讹为箜篌。侯者，因乐工人姓耳。”《风俗通》载：“谨按汉书，汉武帝常赛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人侯调，依琴作坎坎之乐，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曰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独坎坎耳？斯论是也。《诗》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骃注《史记》“南越”言：“南越及闽越。南越，今广州南海也。闽越，今建州建安也。”按此说法，箜篌当发明于汉孝武帝时期，为广州南海乐人侯姓者所造。但是，这时的箜篌究竟为竖箜篌还是卧箜篌，却不得而知。
《杜氏通典》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按此典记载，为避免矛盾，以上广州南海乐人侯姓者所作之箜篌应该为卧箜篌，而竖箜篌则应为汉灵帝时从西域输入的乐器。
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说道：“要之汉武帝时，由南越输入哈铺，名为空侯。此恐即前所述印度系之哈铺。乃极原始之物，印度支那早用之。至于相当古代埃及所见之哈铺，其名竖箜篌，后汉末灵帝时，始经西域输入中国。”按此，卧箜篌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竖箜篌则是由西域传入中国的。音乐史学家孙继南与音乐史学家周柱铨所著《中国音乐通史简编》言：“箜篌：有卧箜篌、竖箜篌两种形制。卧箜篌平放横弹似瑟，又称箜篌瑟。竖箜篌，又名胡箜篌，约在后汉灵帝（168—169）时由西域传入。”
箜篌分横竖，发音相近而放置方式不同。并且来源大不相同。中国史料所言箜篌为南越人所作之说若可全信，则箜篌应该在南越地区早有传播，否则凭个人的力量在一夜之间不可能发明出一种乐器来。如果早有传播，史料又不见其他记载，而汉及以前的文字对各种乐器的记载应当是臻于全面的，这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卧箜篌也有可能是由外族输入的，碰巧为侯姓人所掌握。但是，田边尚雄的卧箜篌来自印度的说法又实在可疑。田边尚雄的论据是卧箜篌与印度哈铺极为神似，而且又由于使用它的中亚细亚人向东迁徙，逐步扩张吸收外族文化的所谓板块漂移本原论，这本流于极为宏观的猜测，而乐器的传播极有可能为一件小事所引导，比如某个商人从某个地方来回，碰巧对某种乐器产生了兴趣，从而将之从这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因此，从根本上说，研究乐器的传播当从史料入手，去探究史料文字背后的所有可能性。从史料来看，所载卧箜篌之产地南越离印度有相当的距离。并且，在中国古代，去往印度是由西进的路线，不从海上行走，若印度有乐器传进，首先应出现在西藏、新疆，或者云南等地，不应该出现在南越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