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诚待人，伪亦趋诚
【原典】
沅浦九弟左右：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左季高对待弟极为关切，弟就应用真心相对，不可常心怀智术或迎或拒。凡他人用虚伪来对我，我用真诚去对他，时间久了虚伪者也和我一道趋向于真诚了。
待人以诚，容人以恕
对于如何笼络天下英才，为己所用，曾国藩主张“待人以诚，容人以恕”。正所谓“以诚恕招天下，则群伦影从”。又说：“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且记“处事让一步为高，退一步海阔天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基”。“恕”是忍道的修炼之道，更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为人如果心中无恕，丝毫没有容人之度，看谁都不顺眼，最后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鑫的湘勇，已经各有一定的势力，可最终却是曾国藩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此外还有河南人李盂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愿意聚到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立志杀贼外，就是因为曾国藩能够待人以“诚”和宽厚。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道德修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曾国藩说：“我认为驾驭下属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效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端。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自己的同乡都是无法长久的。凡是正话、实话，多说几句，时间长了人家自然就会了解你的心意。即使是直率的话，也不妨多说几句。”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他对容闳的赏识就可以看出来。
鸦片战争后，国外势力在中国急剧扩张，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曾国藩也就是在此时开始重视起通洋、经商等事务。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容闳从美国留学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来到天京，拜会洪仁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容闳未曾想到洪仁轩把他的建议都拒绝了。容闳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现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于商贸活动。
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的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的来信，都做出了同样的邀请。容闳怀疑曾国藩会因他曾投奔太平天国而加罪于他，但他毅然前往了安庆。容闳到安庆后就受到了曾国藩的亲自接见，原来曾国藩听幕僚们介绍了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每天都盼着能见到容闳，所以就催促幕僚们给容闳写信。谈话间曾国藩屈尊求教，待容闳为上宾，曾国藩虚心地向他请教：“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
容闳回答说：“中国今日欲建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所谓“普通基础”，就是说不单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曾国藩很快就采纳了容闳的建议，他后来对别人说：“这个年轻人‘制器之器’的想法，实在是比我一向主张的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明得多。”于是，曾国藩果断地向朝廷专折保奏容闳为五品衔，并专门拨了一笔钱让他到美国去买机器设备。容闳也为曾国藩的魄力所倾倒，他想：清朝有此等人才，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容闳尽心尽力，经多方洽谈，与美国朴得公司签约，由该公司按要求承造机器，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运抵上海。
容闳的宏才大略在太平天国被视为瓦砾，到曾府后却被当作珍宝，这正说明了曾国藩用人的诚意。
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他认为，一个人，特别是手握重权的将帅的度量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协调发展，进而影响到战局。人与人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有的是由于认识水平的不同，有的则是由于一时的误解造成的。如果身为将帅的人有较大的度量，以谅解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这样就可能赢得时间，使矛盾得到缓和，不会影响大局。反之，如果度量不大，那么即使为了芝麻大的小事，相互之间也会争争吵吵，斤斤计较，结果必然是伤害了感情，影响了相互之间的信赖。纵观古今中外，大凡胸怀大志、目光长远的仁人志士，无不以大度为怀，置区区小事于不顾；相反，鼠肚鸡肠、片言只语也耿耿于怀的人，没有一个成就了大事业，没有一个是有出息的。
用才首先辨才、知才、识才
【原典】
沅弟左右：
李幼荃有才，与少荃相等，将来必成伟器。穆海航德优而才亦并不劣，幼与海水乳交融。吾以无为付之二君，尚属付托得人。其城存钱米，俟闭城断接济时再行支放。火药余已解到万斤，弟不可疑余与幼、海毫无准备也。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有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然弟若疑幼、海为无才之人，所见差矣。
【译文】
沅弟左右：
李幼荃有才能，与少荃相差无几，以后必然成大气候。穆海航品德优秀而才能也不差，幼荃与海航水乳交融。我以无为托付给他们二人，属于托付得当。其城里存有钱财米粮，等到闭城断了接济时再行使用。火药我已运到万斤，你不能怀疑我与幼荃、海航没有一点准备。你说我用人往往品德有余而才能不足，不免有这个缺点，以后应当留心改正。但是你如若怀疑幼荃、海航是没有才能的人，这个见解是不正确的。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
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又说：“收之以其广，用之欲其慎。”薛福成评价曾国藩说：“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用人恰不恰当，关键在于对人才的把握是否正确。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很高，就连对手石达开也说曾国藩虽然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漏洞。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李鸿章认为他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便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想象得那么顺利。李鸿章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一定会召见自己，谁知他闲住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一点接见他的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与自己有同年之谊的道光丁未科进士陈鼐在曾国藩幕府中，陈鼐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与自己又是同僚，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既然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那曾国藩为什么要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问曾国藩：“少荃(李鸿章)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要对他拒之千里呢？”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恐怕承载不了他这样的巨船，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试一试他，再作留与不留的决定。”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终于进了曾国藩的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想接纳李鸿章，而是他知道李鸿章心高气傲，如果不磨掉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将不利于他的成长。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的锐气和傲气消磨了大半，最终成为晚清政府继曾国藩之后的一大顶梁柱。
在识人方面，曾国藩总是先通过与人谈话，听对方的陈述，然后给予他一个评语。后来有记载说他从来没有看错过人，甚至某个人能够发达到怎样的程度，都能通过谈话总结出来。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人向他推荐了陈兰彬、刘锡鸿两人。这两人颇有文才，曾国藩面见后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善终。陈生稳重一些，可官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的作为。”
后来，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对思想开明的郭嵩焘事事看不惯，因而经常写信告郭嵩焘的状，说郭“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
郭嵩焘也写信回来告状，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李鸿章便将刘锡鸿撤了回来，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十分怨恨，上疏朝廷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政府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所以对他的上疏不予理会。刘锡鸿更加气愤难平，经常出言不逊，搞得亲友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设宴请客，竟没有一个人去赴宴，不久便抑郁而死。而陈兰彬后来果真官至三品，但他为人不肯随俗浮沉，终究没有大的建树。
曾国藩对部下的评价，都十分准确。朝廷用他推荐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一般官员的，他们遍布全国，人数众多，都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举荐：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称李、沈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这些评价在后来都得到了应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