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这些很感兴趣，同时出于政治考量，于1260年，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此外，忽必烈为了保证八思巴能顺利来往于北京和西藏之间，下令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这也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1260年，八思巴奉忽必烈的命令制订新的蒙古文字。蒙古人最初是没有文字的，成吉思汗灭了乃蛮以后，才让畏兀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书写蒙古语，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忽必烈很想创制一种新的文字作为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
八思巴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41个新字母来拼写蒙古语，于1269年正式公布使用，从此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通用于全国的官方文件。八思巴和他的弟子们，还把西藏佛教造型艺术传到内地，又把内地的雕版印刷术传到西藏。
1270年，忽必烈又提升八思巴为“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十三万户。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
阿合马专权
从元太宗窝阔台开始，元王朝的财政就是主要由色目人来主持。忽必烈执政的时候，色目族人阿合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财人物，他为元世祖设计了种种搜刮民财的方案：清理户口、垄断专利、滥发钞票等，以增加朝廷收入，满足忽必烈在财政上的巨额需求。
1261年，阿合马向忽必烈自荐，称自己有理财妙法，忽必烈任命他为诸路都转运使，负责管理国家钱财。俗语“新官上任三把火”，阿合马也确实有理财的才能，上任不久就做了两件漂亮事。
一是，在均州、徐州兴办炼铁业，每年产一百多万斤铁，铸成两万件农具，可以换成官粮4万石；二是，政府控制盐商的贩卖权，禁止私人卖盐，增加盐税，无论和尚、道士，还是士兵，都要交税。
阿合马通过这两种手段为忽必烈多收了大笔钱财，忽必烈很高兴，升任他为中书平章政事。之后，阿合马又采用各种办法，在全国各地增加赋税，又增加茶、酒等的税额，提高官卖农具的价钱，阿合马用这些办法，又为忽必烈搜集到大笔钱财，于是忽必烈更信任他了。
但是，对于阿合马的历史功过，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说：一方面，阿合马为元朝朝廷聚敛了大量钱财，充盈国库。另一方面，阿合马独断专行，运用各种手段从农民身上聚敛钱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首先是赋税，阿合马极力增加赋税名目，而且税额也不断增加。于是，在劝农政策下恢复了农业生产，经过阿合马之手充实了元朝的国库，却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其次是冶铁，阿合马实行官办冶铁，铸造农器官卖，价高路远，很不方便，甚至有时会耽误耕作，这样，又给农民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三是钞法，阿合马通过发行无本的纸钞来收揽人民手中的财富。于是，纸钞贬值，物价飞涨，造成当时社会出现经济危机。
阿合马做了中书平章政事后，还不满足，他要拥有更大的权力。公元1270年，阿合马请求设立尚书省，来代替中书省的权力，他做了尚书省平章政事。从此，他的权势更大了，他打击拥护汉法的官员，把自己的心腹安排到主要的地方。
阿合马感到遵循汉法建立起来的国家机构有碍于自己“理财”，便千方百计地去控制、变更或削弱这些机构。他又广收党羽，不少商贾向他行贿而取得官职。除此之外，他还广占美女，甚至献美女的人也可以得到高位。
阿合马的行为使元初已经推行的汉法受到极大的破坏。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汉法派大臣纷纷起来抗争。但是，阿合马多智巧言，这些大臣往往辩不过他。由于阿合马理财卓有成效，所以有时候忽必烈还是听从阿合马的主意。
阿合马专权暴敛，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怨恨。但是，汉法势力越来越弱，阿合马控制了许多权力，凡是反对他们的人都遭到排挤打击，甚至被迫害致死。1278年，中书左丞崔斌又奏陈阿合马的奸恶，忽必烈也开始觉察阿合马的问题，但还舍不得罢黜他。
1282年3月，忽必烈按惯例离开大都去上都，真金随同，阿合马、张易（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等留守大都。益都千户王著3月17日夜，与高和尚合谋，联络80余人，密谋杀死了阿合马。之后，王著、高和尚被缚。
忽必烈回京后，处王著、高和尚、张易以死刑。事后，忽必烈从孛罗处得知阿合马的许多奸恶，以及侵吞了大量财宝，于是下令将阿合马戮尸，让狗吃他的肉。阿合马的子侄全部处死，他们的家产全部没收，同党也多被罢黜。
当时南宋已亡，但是忽必烈还想征服更大的疆域。对宗亲勋贵的赏赐更有常例，而且不断增长。因此，忽必烈仍然需要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来增加国库的收入。此时，忽必烈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蒙古贵族嗜好征战和掠夺的本性。这就是忽必烈消极、保守的一面，使他在晚年不能坚持推行汉法，并且留下了“黩武嗜利”的名声。
于是，后来忽必烈又任用了卢世荣和桑哥两个善于理财的大臣。但是，这两个人和阿合马一样独断专行，甚至比阿合马更厉害。所以，他们也都没有好的下场，后来，他们也都被杀死了。
元建行省制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一次新的大统一。从地域上来看，包括东起黄海和东海，西达东欧和西亚，北到北冰洋，南至南海和今越南、泰国北部的广大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
为了巩固统治，元世祖将全国领土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由皇帝直接统治，主要是原来的金、南宋、西夏、大理等地区；另一部分则分给皇族的亲王统治，这主要是西域地区，如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
在元朝皇帝直接统治的行政区内，元世祖贯彻“汉法”，把所属区域划分为十二个大的政区，实施行省制度，确立了皇帝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废除了汉族地主封地的世袭制度。元朝的行政机构是同其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行省制度是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事实上，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央的行政机构开始称为尚书省、中书省等。
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类似于现代的国防部；御史台负责监察。各地方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每个行省各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
行省的职责是“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与其他朝代相比，元朝时期在岭北、辽阳、甘肃、四川、云南和湖广等，其他朝代国家管理不到的地方，都设置了行政机构，征收赋税。
当时共设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元朝的中央政务机构行省直辖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被称为“腹里”。“腹里”的设立是个行政区划史上的创举，它有效解决了困扰很多朝代的京畿防务及管辖问题，为都城建立了有效的缓冲带。
除了已设行省的地方以外，元朝廷还对新疆、西藏等地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1209年，畏兀儿亦都护主动归附成吉思汗后，蒙古国统治者一直优待畏兀儿，仍让亦都护管理内部事务，而派达鲁花赤进行监督。
此外，忽必烈与西北叛王斗争，争得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斡端（今新疆和田）等地，之后，于1286年设置了四驿。
从9世纪中叶起，西藏长期处于割据纷争的局面。13世纪中叶，驻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蒙古宗王阔端与西藏喇嘛教萨迦派座主萨迦班智达建立了密切联系。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从凉州延请八思巴到他在漠南桓州的王府。忽必烈即位后即封八思巴为帝师，依靠八思巴实现对西藏的治理。
至元初，忽必烈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由他任命的帝师执掌。宣政院一方面要管理全国释教僧徒，一方面要管理西藏的“军民财谷事体”。在藏族聚居地方，宣政院设有多处宣慰使以及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
总之，元代政治上的一大贡献是实施了行省制度，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女纺织家黄道婆
元朝统一之后，国内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棉花的种植很普遍，家庭棉纺织业逐步发展，替代了传统的丝纺织和麻纺织手工业，元代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道婆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历史上很少记载她的事迹，但她早年的不幸遭遇和对棉纺织技术的贡献，却在劳动人民中长期流传下来。
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龙华乡）人，约出生于南宋末年。她的真实姓名、生卒年代和详细身世，现已无法考证，“黄道婆”是后人对她的称呼。
据传说，黄道婆的家里很贫苦，父母没法养活她，让她去做了童养媳。在旧社会里，童养媳像奴婢一样，经常挨打受骂。黄道婆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半夜里她在茅草屋顶上挖了个洞，爬了出来，偷偷地躲在黄浦江边的一艘船的船舱里，随船漂到了现在的海南岛的崖州一带。
海南岛是我国少数民族黎族人民聚居的地方，黎族人民很早就开始种植棉花。南宋时，崖州一带的棉纺织技术已经很发达，黎族人民已创造出了一整套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当时黎族妇女已经能织出多种精美的棉纺织品。
黄道婆到了海南岛以后，和黎族姐妹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虚心向她们学习棉纺织技术，很快就熟悉了当地比较先进的制棉工具，掌握了全套的技术操作，并成为一个技艺精湛的纺织能手。
几十年过去了，年约半百的黄道婆越来越思念故乡。公元1295年到公元1296年黄道婆乘海船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
那时，江南地区土地贫瘠，粮食不够吃，棉纺工具和棉纺技术都远远落后于海南岛，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于是，她决心把自己从海南岛带回来的高超的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们。于是，黄道婆结合当地的传统工艺技术，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促使乌泥泾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改进纺织工具和提高生产技术。
她改进和推广了一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纺织生产工具：请工匠们制作了一整套擀、弹、纺、织等工具。
“擀”就是搅车，又叫轧车、踏车，是利用上下两个旋转方向相反的转轴，把棉花相互辗轧，除去棉籽。
“弹”就是弹棉花用的椎弓，黄道婆将原来只有一尺五寸长的弹棉花的椎弓，改为四尺多长，将手指拨弦改为木槌敲击弓弦。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棉花产量，而且也提高了质量。
“纺”是纺车。黄道婆指导木工将原来的单锭手摇纺车，改为三锭脚踏纺车。这样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成倍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织”就是织布机，黄道婆改造的纺织机究竟怎样，已无从考究。但是她那时候用的提花机，已经能织出许多美丽的花布。
黄道婆在自己从海南学回的技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又总结和创新出一套比原来更先进的织造技术，并广为传授。用她的工具和技术织成的被、褥、带、手巾等，上面织有各种各样的字样和花纹图案，像是一幅幅图画，非常精美。
在黄道婆传授和改进技术的基础上，江南一带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并很快传播、带动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域，改变了这一地区广大人民的衣着，使一般平民百姓从只能穿粗麻布衣服，到可以穿上又软和、又舒适的棉布衣服。
黄道婆死后，她所留下来的纺织技术从乌泥泾进一步传播，向全国范围推广开来。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已经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的中心，有“衣被天下”的盛誉。黄道婆以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作出的杰出的贡献，而被载入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史册，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元代杂剧
元朝时期有很长一段时间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前读书是为了求取功名，现在没有科举了，有很大一部分读书人开始从事写剧本，于是在元朝出现了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文学剧本。元曲主要是杂剧，它是一种把歌曲、道白、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戏剧艺术，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元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戏剧家，如杨显之、“元曲四大家”等。
关汉卿是元朝著名的剧作家，与马致远、白朴、郑光祖并称“元曲四大家”，关汉卿是最杰出的一个。关汉卿本是金朝的遗民，金朝灭亡后，他不愿在元朝做官，主要从事杂剧的创作、表演和研究。他一生写了杂剧六十多种，保存至今的有《窦娥冤》、《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望江亭》、《单刀会》等。
关汉卿作品的创作内容具有昂扬的战斗精神和强烈的现实性，他的剧作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他晚年的代表作品《窦娥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可称得上是千古名剧，是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王国维称“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
《窦娥冤》的主要故事情节：主人公窦娥是个命运悲惨的下层社会的弱女子，她3岁丧母。7岁时，穷困的父亲为了还清欠债，并筹集进京赶考的路费，把女儿窦娥卖给蔡婆婆做童养媳。窦娥嫁过来不久，丈夫不幸生病去世，家里只剩下了一老一小两个寡妇。
有一天，蔡婆婆去找赛卢医讨账，赛卢医还不起钱，就把蔡婆婆骗到郊外，要用绳子勒死她，抢夺她的钱财。地痞张驴儿父子搭救了蔡婆婆，他们乘机要挟，硬搬进蔡家居住，并要她们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俩，窦娥坚决不答应。于是张驴儿想用毒药毒死蔡婆婆来逼窦娥嫁给自己，谁知反而毒死了自己馋嘴的父亲。
张驴儿反咬一口，诬陷窦娥害死了他父亲，把窦娥扭送公堂。张驴儿买通了贪官，这个贪官把窦娥判定死罪。窦娥在刑场时，大骂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正，连天地鬼神都统统地大骂一通。她死后，阴魂不散。直到父亲做了大官，她托梦给父亲，才终于平了冤狱，惩治了坏人。
在这出剧里，窦娥的冤屈，具有震撼人心、感天动地的力量，也充分体现了关汉卿对当时社会的看法。
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是一出妇孺皆知的戏剧，剧本是一个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尤其是丫环红娘的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深受人民的喜爱。《西厢记》的文学艺术成就极高，被当时的文人推为杂剧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