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臣制臣：汉武帝的“霸道”
如果说秦始皇是以君制臣，那么汉武帝的高明或者说创新之处，是以臣制臣。
杜县有个人做长安的县丞，有事出门，让他的儿子留守看家。结果回来一看，肉让老鼠给叼走了。县丞大怒，责怪儿子：“为什么不看好肉！”
儿子回答说：“让我审老鼠，看它把肉叼去了哪里？”
于是儿子挖开鼠穴，把老鼠和剩余的肉全都找出来，然后严格按照司法程序，提审犯人（鼠）、严刑拷打（虐鼠？）、记录经过，最后给老鼠按律判刑，将犯人和证据呈堂结案。
县丞接过儿子的审案文书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文书用词严谨、逻辑合理清晰，俨然从事司法工作多年的老狱吏。
县丞的儿子叫张汤，张汤审鼠的事迹，一时成为美谈。他很快被官府录取为小吏，后来又得到丞相的青睐，征召为属官。终于获得天子的赏识，进入了汉帝国的司法最高当局——廷尉。
张汤司法，完全是看皇帝的颜色行事，汉武帝想要从严治罪的犯人，张汤就挑选最刻薄毒辣的手下去审理；汉武帝想要宽大处理的犯人，张汤就挑选最仁慈守法的手下去审理。
汉武帝也正是看中了张汤这一点，因此，凡是皇帝不便出面的麻烦事，都叫张汤去解决。汉武帝发行白鹿币，农林部长（大司农）颜异提出不同意见，惹怒了皇帝。但皇帝也不能因此就惩罚颜异，于是把害人的任务交给张汤。
颜异是个清官，廉洁正直，没有什么污点，但还是被张汤抓到了把柄。据说颜异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朋友批评朝廷的某一项政策，颜异没回应，只是微微把下嘴唇翻了一下。张汤便判决颜异有罪，理由是：“颜异身为帝国高官，见到政策不合理，不及时报告皇上，却邪恶地腹诽，当处以死刑！”
张汤如此为皇帝效忠，却也不过是皇帝“以臣制臣”的一枚棋子，而且是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御史中丞李文是张汤的政敌，日夜搜集证据对付张汤，张汤有个心爱的属下叫鲁谒居，帮助张汤扳倒了李文，为张汤除去心头大患。鲁谒居生病，张汤亲自为他按摩足部，表示感激。但是不久，这件事被人告发，鲁谒居却已经病故，他的弟弟不幸受到牵连，希望张汤搭救。张汤心里打算暗中营救，所以表面上伪装不理不睬。鲁谒居的弟弟误解其意，以为张汤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于是坦白全部内情，供出张汤。
张汤自身难保，却还忙着害人。当时发生了一起盗取先帝陵墓随葬品的案件，张汤负责审理，于是借机罗织罪名，将丞相庄青翟也牵连进去。
张汤的好运终于到头。丞相与他的秘书长朱买臣等三人商量，发现了张汤的漏洞。他们逮捕了一名姓田的商人，指证张汤说：“张汤把帝国机密决策泄露给田某，田某事先知晓帝国经济政策变化，所以囤积居奇，获取利润，与张汤分成。”
汉武帝以这项罪名责问张汤，张汤正在抵赖，鲁谒居的弟弟的供词也在这时报告上来。张汤百口莫辩，只能自杀谢罪。
张汤虽然替天子做打手，陷害了不少人，但为官却很清廉，死后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子女也不移民外邦，更没有海外资产，张汤的母亲，更用最薄的棺材埋葬张汤。汉武帝心里明白，张汤之恶，原因不在别人，在于朕！所以又派人查出丞相庄青翟与朱买臣等三人陷害张汤的真相，于是庄青翟自杀，三个秘书也被处死。
一场官场恶斗，臣子们斗得个个遍体鳞伤，皇帝却在一边冷笑，如此一来，朕无须亲自处理政事，也可以安心享乐了。
但是，以臣制臣，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官场越来越黑社会化，以致于内斗成为官场主题，真正的国家政事，反而无人用心了！
五、外施仁义：汉武帝的“王道”
如果汉武帝只是在秦始皇的“霸道”基础上更进一步，那不过是将韩非的权术玩得更纯熟些罢了，汉武帝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给法家的“霸道”穿上了儒家那件“王道”外衣。
“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儒家“亚圣”孟子，所谓“行仁政而王”，孟子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遵循人性的善良，实行仁政，便可以到达“王道”！
齐宣王请教孟子，什么是王政？孟子的回答，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句话：“君王要怀着一颗深切怜悯之心，谨慎地使用民力和自然之资源，轻徭薄役、减少刑罚、体恤鳏寡孤独，那么百姓可以免除饥荒之苦，国家也可以富强了！”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豸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其天，勿夺其田，数家之口可以无饥矣！这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王道乐土。
其实这样的“王道乐土”，在汉初道家黄老思想主导之下的黄金时代，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汉武帝对真正的“王道”，其实不甚关心，他看中儒家而不是道家，更多的是因为儒家对君主权威地位的百般维护和极力推崇。
汉武帝好色、好杀、好大喜功，这一切看上去都不象是儒家传说中的尧舜明君。但是汉武帝召集了很多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来作官，他本人也常常把儒家的那一套仁义挂在嘴边，说什么“我要象尧舜一样如何如何？”
汉武帝一说仁义，信奉黄老思想的汲黯就笑了。他毫不客气的揭穿汉武帝的把戏说：“陛下内心想着那么多欲望，至于仁义，对外说说罢了，难道陛下还真的想学尧舜吗？”
于是汉武帝便如泄了气的气球般拂袖而去。留下吓白了脸色的群儒和泰然自若的汲黯。
汲黯说得颇为准确，汉武帝的治国之术，不是纯粹的王道，而是霸、王两道杂用。这一点，为后世统治者深深吸纳，作为帝王政治不二法则。
第二节 大汉天下的苦乐人生
人的生存、生活，总是人类社会的最大主题。求学、谋职、结婚生子和抚养教育，又开始新的一个轮回。从这一点上来说，大汉朝廷治理下的子民们，过得是和今人相似的苦乐人生。
疑问之一：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生活在汉帝国社会底层的农民过着怎样的生活？
疑问之二：商人阶层在汉帝国的初期虽然不能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却在经济上达到了鼎盛，那么，这个阶层是如何在汉武帝时代急剧衰败的？
疑问之三：汉帝国的兴盛赖于一个精干务实的官僚集体，那么汉朝是如何选拔社会精英为官的呢？浓厚的德治色彩背后有着怎样的精密设计？
疑问之四：有事问策贤良，是汉帝国政治的特色。贤良大多来自民间，他们的言论反映了民间的疾苦。然而民间的发声往往是逆耳之言，天子与朝廷是否愿意认真地倾听呢？
一、大汉农民：社会底层之民生
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虽然没有汉朝劳工的直接诉苦，却有一个古代埃及人的述说，可以作为旁证：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晁错对汉朝农民的生活也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现在一户农民，老爸、老妈、老婆、孩子加上自己五口之家，一家能干活的不过老爸和自己两口人，能耕种的田地也就一百亩左右，收成也就一百石左右。春天忙着播种，夏天忙着耕耘，秋天忙着收割，冬天忙着储藏，还要砍柴、服官家指派的徭役。即使遇到刮风、下雨、高温、寒冻，也得出去干活，哪里有时间休息！再加上亲戚间总要走动走动，送个人情，吃口便饭，开支都得算在里面。这样的辛苦勤劳啊，一旦遇到水灾、旱灾以及官府的横征暴敛、繁重的徭役，奸商的压价，高利贷的盘剥，就只好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儿女来抵债了！”
但是汉朝初年，休养生息，农民的负担算是极轻的，秦朝税收制度是“泰半”， 泰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还多。汉高祖收多少，田赋改为十五税一，什么意思？农业税（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当时的百姓主要收入就是农业）是百分之六点六七，加上其他附加税收，也不到百分之二十。
汉文帝继续减税：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再减一半，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也就是是百分之三点三三，算赋（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做个简单的估算，譬如以一石三十钱来折算，收成一百石，那么可以估算出一家农户的年收入约为3000钱。三十税一的田赋100钱，四个成年人的人头税每人40钱，总计160钱，则这户人家的税后年收入，在2400钱左右，这点钱，可以应付其他杂捐摊派等等，大体上可以维持一年之温饱，或许还有所节余。
倘若这家里出了个迟迟不结婚的“剩女”，那就得加收人头税，女子从15岁到30岁，每3年一级，不结婚的，人头税每一级加120钱。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女子到了30岁还不结婚，她要缴纳的人头税是600钱，相当同龄男子的五倍。
这是在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到了汉武帝时代，首先是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40钱加至每人每年120钱。接着，增加了儿童税，每人每年23钱。
更可怕的是增加徭役。汉武帝不断打破常规，征发百姓服徭役。《盐铁论》记录说：“古代没有超过一年的徭役，现在我国的劳役，距离比较近的也要数千里，远的超过万里，时间很长。老百姓做父母的思念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子女思念父亲，可谓‘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 可见百姓对无休止的徭役，是何等愤怒！
这样一来，汉朝百姓的生活质量可就大打折扣了。
这是农民，大汉社会的底层社会，也是最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