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晋文公攻打原国，只携带着可供十天食用的粮食，于是和大夫们约定十天做期限，要攻下原国。
可是到原国十天了，却没有攻下原国，晋文公便下令敲锣退军，准备收兵回晋国。
这时，有战士从原国回来报告说：“再有三天就可以攻下原国了。”
这是攻下原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
晋文公身边的群臣也劝谏说：“原国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兵力也用尽了，请国君再等待一些时日吧！”
文公语重心长地说：“我跟大夫们约定十天的期限，若不回去，是失去我的信用啊！为了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我办不到。”于是果断地下令撤兵回国。
原国的百姓听说这件事，都说：“有君王像文公这样讲信义的，怎可不归附他呢？”
于是原国的百姓纷纷归顺了晋国。
卫国的人也听到这个消息，便说：“有君主像文公这样讲信义的，怎可不跟随他呢？”于是向文公投降。
孔子听说了，就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并且评价说：“晋文公攻打原国竟获得了卫国，是因为他能守信啊！
人无信不立，守信是做人之本。一个人行事只有说到做到、信守诺言，才能赢取众人的信任，有了信任，别人自然就会对自己爱护和拥戴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言而有信的品质。和上文中的重耳同时被赶出朝廷的夷吾就没有重耳那般“幸运”了，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言而无信所致。
夷吾想争夺晋国的君位，为了得到秦国的帮助，夷吾对秦国许诺说：“我若当上晋国君主，黄河以外的五座城池就献给秦国，作为谢礼。”
秦穆公贪图这份厚礼，于是派兵送夷吾回国，帮他当上了君主，夷吾成了晋惠公。晋惠公上台之后，秦国派人向他索取城池，晋惠公却是不肯认账。
晋国的一位大臣劝谏晋惠公说：“老百姓尚且讲究诚信，何况一国之君呢？主公既然有言在先，就该按约定办事。这样做晋国虽然吃亏，但可以示信于人，从长远看，还是对晋国有利的，主公不能出尔反尔。”
晋惠公不听劝告，坚决不给秦国城池，秦国愤恨不已。几年之后，晋国遭受天灾，晋国派人到秦国求购粮食。秦国的大臣有的主张不卖给晋国粮食，说：“晋国君主言而无信，可见他不是一个有道之主，这样的人我们决不能再帮他了，应该趁机出兵讨伐他。”
大臣于桑却说：“夷吾不守信用，看似小事，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埋下祸根，他不会有好下场的。如果我们现在再帮他一次，他还不报答，晋国百姓一定会看清他的面目，和他离心离德。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攻伐他，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秦穆公听取了于桑的建议，救济给了晋国大批粮食，晋国度过了危机。
第二年，秦国发生灾荒，遂向晋国求购粮食，晋惠公却不答应秦国的请求。晋国大夫庆郑劝晋惠公说：“秦国对晋国有恩，这是百姓都知道的事，如果主公恩将仇报，百姓就会说主公不讲仁德了。卖粮事情虽小，却关系主公的名声和民心的归属，不可轻率啊！”
晋惠公还是拒绝，他说：“我不把粮食卖给敌国，有什么不对呢？秦国实在太傻，才会做出卖粮食给我国的蠢事，我不是个傻瓜，这样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秦穆公得知后大怒，派兵攻打晋国。晋国民心已失，士兵都无心应战，结果晋国大败，晋惠公也被生擒活捉了。
晋惠公失败的根源是在小事上犯错、言而无信从而失去了民心。他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却捅了天大的娄子。而秦国对卖粮之事却是认真对待，极为重视，秦国的胜利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垫才取得的。
可见，诚信者才能成功。
古往今来的诸多历史名人，都把诚信看作立世的根本，早在春秋时期，曾子就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去让自己的孩子感悟“诚信者得立”的道理了。
一天早晨，曾子的妻子起床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出门去赶集。刚出了家门没多远，儿子就哭喊着从身后撵了上来，吵着闹着要跟着去。
孩子不大，集市离家又远，带着他很不方便。因此曾子的妻子对儿子说：“你回去在家等着，我买了东西一会儿就回来。你不是爱吃酱汁烧的蹄子、猪肠炖的汤吗？我回来以后杀了猪就给你做。”这话倒也灵验，她儿子一听，立即安静下来，乖乖地回家去了。
曾子的妻子从集市回来时，还没跨进家门就听见院子里捉猪的声音。她进门一看，原来是曾子正准备杀猪给儿子做好吃的东西。
她急忙上前拦住丈大，说道：“家里只养了这几头猪，都是逢年过节时才杀的。你怎么拿我哄孩子的话当真呢？”
曾子说：“在小孩面前是不能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经常从父母那里学习知识、听取教诲。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虽然做母亲的一时能哄得过孩子，但是过后他知道受了骗，就不会再相信妈妈的话。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
曾子的妻子觉得丈夫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心悦诚服地帮助曾子杀猪去毛、剔骨切肉。没过多久，曾子的妻子就为儿子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曾子用言行告诉人们，做人要言而有信，即便是对小孩子的允诺，也应去兑现它。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
诚信是立身之本，诚信能够彰显一个人良好的品质，他可以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诚信。
第二十四节
[原文]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译文]
踮起脚想站得高一点，是站不稳的；急切地大跨步前行，反而走不快；自我表现是不明智的，自以为是是不清醒的；自我夸耀的人，是不会成功的；骄傲自大是不会长进的。
从“道”的观点来衡量，以上这些急躁炫耀的行为，可以说都是剩饭赘瘤，惹人厌恶，所以有“道”的人是不这样做的。
[本章要旨]
本章说明躁进自炫不足取。
[评析]
本章说明躁进自炫不足取。这是老子以退为进的辩证思想的具体化。老子认为事物不能过分，过分了都要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此强调不能“自视、自见、自伐、自矜”，要做到“不争和退让”，以“无为”达到“无不为”。
[实例应用与分析]
自矜者不长——做人要不骄不躁
《道德经》中的“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原意是：踮起脚想站得高一点，是站不稳的；急切地大跨步前行，反而走不快。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做人要不骄不躁”。
老子说的没错，“自矜者不长”，所要世人要不骄不躁。凡是欲成大事者，都应力戒骄傲与浮躁。骄傲使人不思进步，浮躁使人难以脚踏实地，只有不骄不躁才能稳步向前。
事物都是由小到大的，当人们处于较低的地位时，一般都比较谨慎，事实上也没有理由自高自大。但当事物由小的积累而逐渐接近大，人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时，就最容易自高自大了，这正是把事情引向失败的根源。这就是所谓“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的道理所在。
老子告诫人们始终不为大，即使事实上大的时候，也要谦虚谨慎，这样，便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所谓“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始于无为、终于无为，便可无不为。
反之，如若一个人骄傲自满，势必会遭到失败。历史上的明末李自成起义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挺进北京城，崇祯帝获悉后吊死在景山。李自成安排好祟祯皇帝的遗体和其他善后事宜，就忙着进行稳定京师人心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
他首先向民众发布公告：大顺天子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市民听之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同时他也注意到自己部队中的纪律问题，严禁士兵侵扰百姓。有两个士兵因为抱了前门地区铺中的绸缎，被立即正法，并将他们的手足钉在前门大栅栏上，以儆效尤。
接下来，对明朝的那些罪恶昭著余党进行了清理，对于中小官员，凡有投报的则酌情使用。不几天，北京城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百姓安居、商贾乐业，一片和睦繁荣的景象。大好的形势，使不少农民起义军领袖们开始自我陶醉了，也随之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以为只要举行了皇帝即位典礼，表明天命归顺，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在京的文武官员都忙于筹备皇帝即位典礼。
以宰相自居的牛金星此时则忙着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好友。其他官员也效法而行，骄傲自满情绪抬头了。以刘宗敏为首的武官开始忙于追赃助饷，在京城的旧官按官位大小，摊派饷银，多者十万，少者数千，如有不交者，则严刑拷打。追赃风从北京迅速波及各地，追赃范围竟扩大到幕僚小吏以至于商人，手段也日益残酷。各地官绅富户，如受汤火之苦，人人自危。
李自成发现此事，认为各级义军首领，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只为钱财，一味地专事追赃，对大顺政权有害。他于是下令，凡在押官僚不论是否交足银饷，一律释放。这样一来，北京的追赃风虽有所收敛，但各地却还在变本加厉地进行。
义军部分首领的胡作非为，直接影响了军纪，士兵常违法乱纪，而对他们的惩处却远没有刚入城时对抢绸缎的士兵那样严厉了。大将刘宗敏则自恃功高、把持军务、大力追赃。李自成虽然生活简朴，但是却以帝王自居，深居内宫，对部下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
此时，已经答应归顺李自成的吴三桂等重要将领，正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途中，吴三桂得知义军在京大肆追赃，严刑拷打众官，自己的老父也受酷刑，爱妾陈圆圆又被刘宗敏强占，于是大怒叛变，率部队回师东退。
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以“为君父复仇”为名，出卖民族利益，要求清统治集团出兵，联合进攻北京农民起义军。此时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急召文武官员商议，本拟派刘宗敏、李过率军收复山海关，但此时的二将，志得意满、毫无斗志，不得已的情况下李自成只好亲征。
李自成对久怀入侵关内之心的清统治集团本来就缺乏必要的警惕，这次则根本没考虑到吴三桂勾结清军共同来犯，李自成只率领六万兵马贸然出城，结果仓皇败退。
李自成退回北京以后，清军跟踪而至，李自成命令刘宗敏、李过、唐通等将率兵抗击，再次大败，刘宗敏负伤逃回。而此时北京周围的地主武装也纷纷组织起来，袭击农民军，而义军内部因为认识不统一，不少将领图享安逸，主张退回关中，李自成匆忙称帝之后，率军西退，最后以失败告终。
刚刚取得胜利，就被一点点胜利冲昏了头脑，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所以成功与失败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李自成由一个成功者变成一个失败者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成功之后应该怎么做，他并不懂，所以放纵部下，不再谨慎行事，使浴血奋战夺得的政权很快丢失了。
因此，一个人越是在成功以后，越应该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否则，多年来的努力必会付诸东流。
大凡能力出众、又受赏识的大臣，与君主之间都有一个合作无间的“蜜月期”，但时日一久，为臣者往往恃功而傲、恃宠而骄，于是擅权越轨等行为越来越多，一旦引起君主的猜忌，一切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真正的智者从不因成绩而沾沾自喜，他们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谨言慎行。
卫青能够在二十几年的时间内，由一个奴仆当上了大司马大将军，固然同他的国舅身份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凭借了他个人的人品、才干和功业。
而在功成名就、位高权重之后，卫青既没有擅权乱政、胡作非为，也没有因谗被毁、身家难保，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个人品质和为官做人智慧有关。
其实早在他的征战之中，卫青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韬晦之谋。卫青不但自身对敌勇敢、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且号令严明、赏罚公平、治军有方。公元前124年，卫青出高阙击匈奴有功，汉武帝格外施恩，封其三子为侯。
卫青坚辞不受，并说：“我待罪军中，全靠皇上神灵，战争取得了胜利，这都是诸将校的功劳。”
由于卫青的奏请，随同他出征的十一名将校，才得以封侯赐爵。田仁是卫青的一个侍从，很有胆识，多次跟随卫青从征，立有军功。对于这样一个奴仆，卫青也是有功必赏。他上报朝廷，汉武帝便任命田仁为郎中。
卫青不但不掩他人之功，而且为将清廉不贪。有时候，皇太后赏赐给他的金钱，他也量才均分给部下将吏。
卫青虽然功高一世、位极人臣，却始终忠于朝廷，且向来为人谦和。卫青的谦恭卑顺、不敢专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比如在汉初，一些裂土受封的侯王，功高震主的将领，大多数招贤养士，培植个人势力，结果都没有好下场。这些人都是卫青的前车之鉴。
因此，当友人劝他结交宾客、招徕士人，以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势力时，卫青马上拒绝道：“亲待士大夫，选举贤人，罢黜不肖，这些都是皇上的权柄，做臣下的只要奏法遵职就行了，为什么要参与养士呢！”
卫青之所以如此谨慎行事，还因为他也有过教训。有一次，主父偃建议汉武帝把豪强富户迁到茂陵，以便朝廷集中控制时，卫青为关东大侠郭解讲情，说郭解家贫，不应在迁徙之列。汉武帝却不软不硬地反驳说：“郭解这个贫民，居然有力量让大将军为他求情，这说明他家并不贫。”
郭解终究还是被迁到了茂陵。这件事使卫青不能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倍加谨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