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一成立，俺村就分了三个生产队。生产队设队长，生产队长召集社员的唯一方法，就是敲钟。每个生产队或在树杈上或在屋山上吊上一个钟。生产队的钟并非都是学校那种用生铁铸的礼帽样式的钟，而是象征意义上的钟。有的挂一只破犁头，有的吊一块破铁板，只要用铁棍敲着响，就是钟。
我们家在第二生产队，二队的钟是吊在老槐树上的半截钢轨。据说这半截钢轨是一个老铁道游击队员带回来的，上面还散发着火药味。用铁棍敲起来声音厚重悠长，音质与其它两个生产队的旧犁铧、破锅沿有本质的区别。连邻村的社员都能辨别出来。
敲钟是队长的权利。钟与公章一样重要，公章对外，钟对内。从某种意义上讲，钟声是队长扩大了声音。是队长的喉舌，是命令。社员们听到钟响，正在吃饭的扔下碗筷，上厕所的提起裤子，做着话的放下工具，一齐跑到大槐树底下听队长吩咐。
敲钟的内容很丰富。上坡敲钟、开会敲钟、救火敲钟、防汛敲钟、分粮分卓敲钟、分布票敲钟、发放救济粮敲钟、割自留园敲钟，收尿敲钟、收草木灰敲钟、交爱国主敲钟，敲钟涵盖了社员们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部。
敲钟频率最高的就是下地干活，一天两次，那年代多数社员家里没有表，队长也不按时钟的时间，一切以他的时间为准俗话说。俗话说，官大表准。队长就是社员心目中最大的官，他掌握着派活的权利，重活轻活派给谁他说了算。也掌握着记工分的权力，给多给少他也说了算，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分粮分草、年底开支都靠工分多少来决定。县官不如闲管，管不着的官再大也没用，社员们只听队长的，大队长社长县长在社员心目中都没用口有一次，全县农业大检查路过俺村，碰到俺队那个犟老汉赶着马车正在装粪，马车挡着道，车队过不去。社长跳下来要老汉把马车先赶到一边去让开路，犟老汉好像没听到，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社长说我是社长。老汉说，你是天老爷我也不管，我只听俺队长的。社长气得去找村长，村长又找到队长，队长过去一招呼，犟老汉扬起马鞭：“驾驾”两声，马车让开了路。队长在生产队里是绝对权威，队长不敲钟，社员早去了也没用。队长早饭吃得早，上工就早，队长晚了饭，社员们就晚上工。队长敲完钟后，站在一旁，默数着陆陆续续来上工的社员，队里男女六十多名劳力，队长派活时从来不用点名。有的社员怕队长看漏了自己，就往队长眼前靠，队长连看都不看，心里早给你派好了活。“张三李四去南顶子送粪；王五赵六上老荒种玉米；陈七带着女劳力到西老茔锄地；其余劳力跟我到水沟子挖沟。”队长派着活，一拨一拨地走了。只要看谁来得晚了，立马安排他一个重活脏活。过午如果农活有变动，还要到这里派活，如果没有变动，社员们听到钟声可以自由在地上坡。到了坡里，干多干少干孬干好反正队长也看不着，晚上照样记工分。
敲钟的内容不同，钟声就有区别，尽管队长没向社员明确过，聪明的社员根据队长的性格脾气就能分辨出敲钟的目的。上工的钟声不急不慢，安详均匀。当当当当当……一般敲二百次左右。场园起火、河坝决口等应急钟声，敲得急而重。当当当当地拖不开韵，且越敲越急，次数约六七百下。这种钟声不常有，社员们一旦听到这种钟声，心里比较紧张，反应也快，短时间内就能集合齐。分粮分草等其它活儿钟声长短不定，敲得随意悠闲。只有开会的钟声队长敲得有气无力，慢。当一当一当一因为队长不乐意开会。他自己从来不开会，有事早上派活，晚上记工分时给大家说说即可。大队开会他不召集不行，因而钟敲得没劲。社员们一听到这样的钟声，在家里磨磨蹭蹭不快出来。每次村里开大会都等着二队的社员。“文革”时，有一次开批斗大会，他误了敲钟，差点把他揪到台子上批斗。皆因他是根红苗正的被难家属子弟，才饶了他。
队长有一个特点，爱与漂亮的女人拉呱，只要拉起呱来就忘了敲钟。社员们常常抓住他这个特点，晚上工或延长中午的休息时间。队里有一个外号叫地老鼠的社员，很会揣摩队长的心思。有一天过午他听说队里分菜园，就提前打好那块肥地的主意，正准备提前去菜园地，家里来了客。眼看敲钟的时间到了，又不好撵客人走，他就叫女人到队长家与队长拉呱。女人是队里的一枝花，在娘家当过妇女主任，举止大方能说会道。她知道队长喜欢好旱烟，就夹了几个烟叶到队长家里去。女人先烤了烟，捻细了让队长品尝。尝完了烟，又夸他女儿长得俊，夸他儿子学习好。队长是个喜欢别人夸的人。等女人把她家的鸡狗鹅鸭都夸完，地老鼠已在门外喊她。队长一看太阳偏西，急忙起身去敲钟。
队长还有一个特点，从来不让别人替代他敲钟，也不准别人敲钟。有一次他在家里吃中午饭，急促的钟声突然响起来。谁这么大的胆子不经过我就随便敲钟？他扔下碗筷就往外跑。社员们也听出不是队长敲的钟，很奇怪三十多年的钟声，把衬员们敲成一种惯性，只要钟一响就往外跑：队长来到老槐树下，钟声已经停止。有个卖虾酱的老汉推着两油篓虾酱拿着铁勺子在招呼着卖虾酱。队长见钢轨上留下的虾酱渣，知道是这个卖虾酱的老汉用铁勺敲的。质问道：谁让你敲的钟！老汉见队长那副凶样，知道惹下了祸。忙赔笑说：大哥大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您队里的钟不让外人敲。队长下手要给他推翻虾酱车子。老汉点头哈腰地求饶说：大叔大叔行行好，我赔您钱赔您钱。社员们听到钟声都到齐了。卖虾酱老汉见来了两个熟人，就找熟人讲情。队长不好再发作，招呼一声说：没事啦，都回家吧。
我们村离海远，社员们平时舍不得误工赶集，来个卖虾酱的是稀罕事。这个买一碗，那买一盆，不一会，两油篓虾酱卖了个糯光。老汉留了两斤托人捎给了队长。
最后一次敲钟是1982年春天，村里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里农具叫行。投标叫行结束后，完成了历史使命的队长把这半截也完成了历史使命的钢轨从老槐树上解下来带回了家。
从此，生产队的钟声消逝了。人民公社那段历史永远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史上，也永远留在人们的回忆之中。
此文由《当代华文文学》编辑部《当代散文作家文库》编委会入编《2010中国散文经典》一书，并获2010年度最佳散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