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卫开始时设立了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7 个千户所，屯田1200余公顷，后来又增设了中前千户所。洪武十年（1377 年），调中前所于福山县，称为福山千户所，仍归登州卫统辖。至嘉靖中后期，统兵3200余名，分京操、城守、人屯、捕倭4 个组成部分。京操军即班军，指定期抽调赴京戍卫的军队；城守军又叫城守军余，是指防守卫所的守军；人屯军是亦战亦耕的屯田军队；捕倭军是属于机动部队。山东的所有卫所，分归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管辖。登州营负责防卫山东半岛北部沿海，下设登州卫、莱州卫、青州左卫，以及奇山、福山中前、王徐前等三个千户所。登州卫原有守御指挥19 名，正副千户30名，百户70 名。登州卫的常备军有京操军春戍1276名，秋戍733名，城守军250 名，人屯军114名，捕倭军828 名。登州卫还设有儒学、武学两种官办学校，设教授、训导两职，教育武臣子弟以应科举。自指挥以下，军官多世袭，军士也多父子相继。明朝时期的卫所设立，进一步强化了军事设施建设，为抗击倭寇和保卫海疆发挥了重要作用。清顺治十年（1653 年），登州卫被裁撤。
蓬莱两座备倭城
提起备倭城，人们便会想到蓬莱水城。其实，和水城备倭城同时存在的备倭城在蓬莱还有一座，就是栾家口备倭城。既然都称作备倭城，它的功能也是相同的，即防御倭寇侵袭，也就是一座军事防御城堡。明朝时期，海上倭患日趋猖獗，山东沿海屡遭侵犯。面对这种来自海外的严重威胁，山东沿海开始构建严密的海防体系。洪武九年（1376年）以前，山东半岛地区仅设了青州和莱州二府，鉴于登州地处半岛东端，战略位置格外重要，因此从这一年起，登州便升为府治，不再隶属莱州。这样一来，登莱青三府从东向西控扼着山东大部分海疆。在此之前，水城只是北宋时期留下的一座被称作刀鱼寨的水寨，其实只是一座马蹄形的沙堤围子。围子北边有一寨口与大海相通，舟船可以由此出入。登州升府之后，在沙堤围子的基础上筑起了土城，周长约2000米，城内面积约27万平方米。
画河入海口由小海改道城东，成为水城的护城河，而将旧河口疏浚扩大，形成了城内海，可以停泊众多船只。万历二十四年（1597 年）城墙改为砖石结构，此后又经过五次重修和扩建，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整个水城由小海、码头、城垣、水门、敌台、炮台、空心台、平浪台、防波堤等部分组成。城门有二，北为水门，俗称关门口，是城中小海通往外海的唯一通道，两侧筑有高大的门垛与城墙衔接，上架巨板，以贯东西，俗称天桥。南门振扬门，初设时为土门，后改为砖券门，门上筑有三重飞檐屋面开山门楼。
水城在明清两代都用于驻扎水师，登州备倭都司。登州镇和登州营等军事署衙，也都曾设置在这里。这里也是山东沿海目前惟一保留下来的古代水师驻地。
位于蓬莱城西约15 公里处的栾家口，南依峰埠山，北濒渤海湾，既是一处古老的海运码头，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因此，随着明王朝的御倭备战形势的发展，这里也成为一个军事百户所，建起了一座城防堡垒，城高约7米，厚约4米，周围里许。
因为栾家口城堡的主要功能，也是防御倭患，因此同样被人们称作备倭城。实际上，这座备倭城，当年只是一个军事百户所的驻地而已。从明朝的军事设置来看，山东海防主要分为卫、所、寨、司四级结构。“卫”是最高级别的军事单位，如登州卫，驻有重兵，兵民一体，由军事长官统一指挥。“所”是次一级军事单位，分布于沿海要害之地，归“卫”管辖，如登州升卫之前的守御千户所及栾家口百户所等。“寨”是比所更小的兵营，没有居民混住，如解宋寨、刘家旺寨等。“司”指巡检司，一般附设于村镇之中，只设少数弓兵，仅仅负责巡弋海疆，如蓬莱的杨家店巡检司、高山巡检司等。卫、所、寨、司以点连线，大小呼应，其中间隔空地带分设烟墩烽火台，以此构成海防体系。
栾家口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军事单位百户所，却被叫成备倭城，说明人们对于一些古地名的称谓并不是十分严格的，常常根据事物的特点和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些演变。今天，水城备倭城也好，栾家口备倭城也好，都成了一种历史的印记，并且会永远地存在下去。
蓬莱历史与民间传说
蓬莱历史，常常和一些民间传说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便有意无意地把这些民间传说当成蓬莱的历史，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许多传说故事在编造时就不严谨，加上传来传去的添枝加叶，便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走样。所以，如果拿这些东西来解读历史，未免太荒唐，太不严肃了。不妨举几个例子来予以分析。
先说蓬莱的由来，说是“蓬莱”的名字是因秦始皇的访仙求药而来的。故事说秦始皇寻找蓬莱仙岛，站在高处见到海里有一片红色，便向方士发问，方士在慌乱中便诓骗秦始皇说那就是蓬莱，蓬莱便由此而得名。其实不然，“蓬莱”这一仙山的名字战国时期就有了，并且最早来访蓬莱的也不是秦始皇，而是齐威王。秦始皇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寻找蓬莱仙山，说明“蓬莱”这一名字早就有了，怎么能说成是“蓬莱”因秦始皇的访仙而得名呢？如果说“蓬莱”从仙山名演变成实际地名是因秦始皇的访仙而来也不对。“蓬莱”从仙山名演变成实际地名是因为汉武帝访仙未果筑城而来的，因此与秦始皇也是没有关系的。
再说蓬莱城里磨盘街的来历，传说与一场人命案子有关。故事说的是唐神龙三年，蓬莱由镇升县后的第一任县令上任后首次升堂便遇到一棘手命案。有人在城外护城河中发现一尸体，身上绑着一盘石磨，显然是受害者被害后又被用石磨沉入河中的。于是，这位县令便以大唐天子东征需要磨面供应军需为由，将民间所有磨盘调集县城，从其中一片与尸体身上的磨盘相吻合找到了杀人凶手，使一起命案大白于天下。案子了结后，收缴的大量磨盘无法处置，便被铺在街道上。
这一故事乍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但仔细一分析，却发现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首先，故事中说道县令向民间收缴石磨的因由是大唐天子东征需要给军队磨面。而当地所传的大唐天子东征者唯有唐太宗李世民，事情发生在唐贞观年间，比神龙年间磨盘街的故事在时间上早了近百年，怎么能扯到一块呢？其次，故事在情节处理上也根本经不住推敲。人们都知道，旧时用作磨面的石磨必须是两片的，否则就无法使用。那么，民间百姓向官府上缴石磨也必须是成套的两片石磨，否则便是糊弄官府，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如此，那个杀人沉尸的罪犯居然将不成套的一片石磨送至县衙，岂不是傻到了极点？另外，假如这些石磨是专为侦破一起杀人案用的，那么，案子了结之后百姓们自会将石磨各自取回去，不至于撂在县城。因为当时的生产条件，从城里搬回两片石磨，远比从山里取石重新加工石磨容易得多。所以，用这一故事来解释磨盘街的来历是不可靠的。无独有偶，在栖霞市杨础镇的西柳村南，有一座用石磨铺成的沟壑桥，其来历也是一个石磨沉尸和清官破案的故事。看起来许多现象一旦说不出来由的时候，便有人生编出一段故事来，是根本不可信的。
那么，磨盘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隋唐时期的一些战争，特别是征讨高丽的战争，海上用兵时大军都曾经到过登莱一带，大批的军队吃饭确实需要足够的石磨来磨面粉。仗打得时间比较长，石磨也要长时间使用。战争过后，有的石磨被百姓搬回去使用，而被撂下来的废石磨便被铺在了街道上，形成了磨盘街。这种磨盘街不是蓬莱所独有，莱州城里也有。如此看来，磨盘街的形成与隋唐时期的对外战争联系在一起，是比较可信的。
还有八仙与蓬莱的传说，将八仙与沙门岛的囚犯联系在了一起。说的是当年沙门岛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朝廷每年配给犯人的粮食是个定数，而岛上的犯人却不断增加，粮食明显不够吃，看管犯人的守卫便将超出定量人数的犯人一批批扔进大海。一些犯人不甘死于非命，便趁晚上避开守卫，抱着木头、葫芦等浮具跳进大海游向蓬莱。途中，多数犯人丧命，到蓬莱后只剩下了八人。蓬莱的渔民们见他们形貌古怪，又得知他们是借助木头等简单的浮具渡海而来，便以为是神仙降世，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演绎成后来的八仙过海故事了。
这一故事乍听起来挺悲壮，也挺有趣，但是一推敲起来，问题就来了。历史上沙门岛的确曾经是军队犯人的发配之地，那是宋朝建隆年间的事。岛上因粮食不够吃而将犯人抛进大海淹死也是史实。但是把这一事件与八仙联系在一起的牵强之处是时间不对。沙门岛流放犯人的时间是宋初，而八仙中最后一个成仙的曹国舅却是北宋中期宋仁宗当朝时。当时曹国舅尚未成仙，怎么能将八仙与沙门岛的犯人扯到一起呢？为了把犯人和八仙扯到一起，故事中还专门编进一个女犯人，却不知宋代的女青年是没有应征入伍义务的，即使有一个花木兰式的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兵，又怎么那样凑巧就被打成了流放海岛的军犯呢？还有一个忽略了时间的民间传说就是“苏东坡访八仙”。资料表明，将人们今天所传的吕洞宾等过海八仙最后固定下来的作品，是明代吴元泰的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传》。苏东坡是北宋中期人，他在世时八仙人物还没定型呢，访的哪档子八仙呢？故事的编者把苏东坡访八仙的时间定在三月初三，显然也是不对的。人们知道，苏东坡来登州为官是十月十五日，在这里逗留的时间也不过二三十天，根本到不了来年的三月三，怎么能说成是三月初三苏东坡访八仙呢？开始的编者把苏东坡访八仙的地点定在蓬莱阁上，后来又有人改到了天后宫，并加入了一些新的情节，却也犯了个时间上的错误。史料记载，天后宫始建于1122 年，而苏东坡却在早于天后宫修建前的1101年就去世了。如果从苏东坡在登州为官的元丰八年———1078 年算起，天后宫的修建则整整晚了54 年，苏公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与八仙相会的。
那么，八仙传说是怎么与蓬莱联系在一起的呢？这首先缘于“蓬莱”这个来自大海的富有魅力的仙境名字。蓬莱是海上三神山之一，而三山五岳、洞天福地又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作为三仙山之一的蓬莱，本来就有许多仙人的存在，众仙会聚之地，八仙的积极加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其次，八仙与蓬莱的缘份，还应从吕洞宾说起。《白云观志》中把吕洞宾列为“蓬莱派”，钟离权的《赠吕洞宾》诗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吕洞宾自己的诗中也写道：“独坐蓬莱观宇宙，抽剑眉间海上游”，俨然一个蓬莱人。蓬莱阁从明代时就建起一个吕公亭，清代又建起了吕祖殿。既然吕洞宾是八仙的核心人物，又与蓬莱关系那么紧密，其他仙人跟随而来就不足为奇了。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间传说中，许多情节的随意性太大，主观臆造的成分太多，因此，缺乏严密性和真实性，乍一听非常生动传神，细一分析却漏洞百出。因此，许多民间传说只能听完了笑笑而已，切不可信以为真，更不能把这些民间传说当成历史，以讹传讹。而现实中却偏偏有许多人总是喜欢拿这些民间传说当成证据来解释历史，并且言之凿凿，所形成的一些错误结论改都难以改正。就说那个“唐二主征东”的传说吧，在蓬莱地域相关的传说可谓俯拾皆是，但是查阅正史，却死活查不出唐太宗到过蓬莱的记载。还有蓬莱的城门楼子三滴水的传说，总是把它与隋朝的杨林镇守登州的演义故事联在一起，殊不知，隋朝尚无登州，登州的设置始于唐武德四年，并且治所也不在蓬莱，而在文登。到了今天，在戏说之风愈演愈烈的情势之下，一些故事编者的脑瓜更是万花筒般的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一个文艺团体专门为蓬莱创作了一场历史题材的大型歌舞，开头便是讲述八仙如何从天上下凡到蓬莱，引来了秦皇汉武到这里拜仙求药，一些错综复杂的情节也由此展开。舞台上就那么热热闹闹地演，舞台下便是如痴如醉地看。从此，秦皇汉武访三仙山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便被改成了秦皇汉武访八仙求仙药了。甚至有些人便把这段胡编乱造的故事当成蓬莱的神话史来对待了，可悲不可悲？
戏说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戏说信以为真。“幕起幕落等闲看，戏散人空独自醒”，让人感到无奈的是不能自醒，一个要戏说，一个要相信，怎么办？就拿秦皇汉武拜仙的戏说来说，非要杜撰出个当年的拜仙仪式不可，那可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相当的热闹啊。热闹归热闹，但是只要能够用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就一定会发现其硬伤所在。秦汉时期尚无火药，哪来的鞭炮齐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