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在这样重要的关头，说上面这段话的时候，开端竟忘记了加上（我们在上海的大学里所常听到的）When I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大约总有一班聪明博学的人，是要替他深为遗憾或惋惜的。
我在北平的时候所看到所听到的钱宾四（穆）先生，可算是当地很著名的质朴的学者中的一个，虽然他的家乡是江苏无锡，并不能够算是道地的北方人。顾颉刚先生也可算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故乡则是苏州。钱先生，我第一次见他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以上的年纪了，红红的面孔，矮矮的身材，非常的坚实强健。正像他的史学考据文一样，即使不是因为他的文章极不容易被人挑剔、攻击，他的身体也难得受到病魔的侵袭、纠缠。至少我可以证明，在朝夕相处的几年之内，他没有叫他的洋车夫送信给学校，叫注册组的人为他出过一张因病请假的布告。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都是两个钟点连起来上的，中间并不休息。当然，照着普通的教育经验看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教员虽然想并不休息，一个人继续演讲下去，学生的疲倦的眼睛在继续的注视了几十分钟之后，总是要随着值得沉醉的钟声而略微的闭上一闭的。何况北大二院的退课的大钟从来不是用电机钮去控制，而是有一架高高的，古旧的朽木座子，上面悬挂着一口黑黝黝重沉沉的铁钟，至少已有七八十年建造的历史。当初学校开办的时候，办事的人不知道从哪里物色得来，而至今仍由一位年纪已近七十，满面灰白的短胡须，身上穿着一件褪色得发白和起毛的蓝布短袄的老工友来敲打，每次约敲十六到十八响。这钟声，不但在北大二院，清声嘹亮，就是在一院、图书馆、研究院、东西斋、五斋、甚至于附近的景山、景山东街、松公府夹道、五老胡同，也没有不能够很清楚的一声一声的送到耳里的。同学们住在附近胡同里面的什么汉园公寓、宝祥公寓……的，早晨躺在满屋阳光中的床上，一觉醒来，听到清晰的上课钟声再起来穿衣服漱口都来得及。因此，这种钟声的富有诗意，自非普通的一掀即响的电钟所能及其万一。可是这诗意的、悠远的钟声，在清晨可以唤起人们的精神，在下午可就只有催人的疲倦，引人入睡的作用。这样的情形，虽在胡适之先生的课上也不能例外。然而在上钱穆先生的课，虽然他的课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你打瞌睡的下午一点到三点钟，然而在二院的大礼堂里面，黑压压的坐着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动着一百多支笔，在一声一声的肃穆雍雍的退课钟声的笼罩之下，每人依旧一个字一句话的记着钱先生的讲辞。因为正是钱先生在讲得起劲的时候，声音越来越洪亮，呼吸越来越急促，脸上也越加泛出一阵一阵的红润，带着一种南方之强的学者气息。这个时候，才使我明了什么是考语“实大声宏”的明确的解释，虽然钱先生的声调，身材并不比我大或高。而我的身材，据最近在上海的一家保寿险的公司的特聘医生的证明，也并没有大于我所等于的一般的普通身材的五尺二寸半。
那么，为什么钱先生有这样大的吸引的力量来号召学生？
在这里，我觉得要特别提起令人钦佩钱先生的地方，是时时刻刻蕴藏在他的脑子里面的一股新鲜活泼的动力和精神，因着这种动力或精神的至大至刚的继续不断的扩张、发展，自然而然的扩大了他的研究学问的内容，充实了他的强健不息的身体，其根本的原因，又可从他的治学的基本的态度来表达出来，那可归纳于他几十年来朝夕不忘的一句简短的话，就是：“从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动态波荡仔细的观察思考，今日的中国是绝对的有希望有前途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很简单，然而它却是钱先生几十年来研究学问积累而得的宝贵的结晶品。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学者或通人，无不是有着一颗顶热烈顶诚恳的爱国家爱民族的心肠，特别是这一颗宝贵的爱国的热心又一定是蕴藏在冷静的客观的头脑里，情感轻易不会发泄奔放。在民国二十四年的冬天，北平学生运动正在澎湃极盛的时候，我曾经有几次有机会听到钱先生对于时局的警辟的高论，这议论使我去年夏天在上海某处和他重新见面的时候，一方面回忆，一方面惊奇这一位外表像是埋在故纸堆里的学者的书生议论的奇验。他的对于近几十年的大局的议论的起点，是由于他积极的主张我们当前在生活着的这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到最近，都不能够说是我们悠久的历史上面的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在过去几千年里面，中华民族所遇到的几十百次的天灾人祸，黑暗荒淫，亡国播迁的惨痛苦难，结果总是在苦撑中得到支持延续，若干的例证都能够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抱负着一种自强不息的信仰，具有刚健坚忍的毅力和雄心。他所觉得担忧而且常常大声疾呼唤起国人猛醒的，仅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国民体力的孱弱，和普遍的精神退衰。体育事业的垄断，谬误的提倡选手制度，公共体育场建筑的落后，都市夜生活的奢靡浪漫、赌博、酗酒、吸食鸦片，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事情。他在北平的时候，因为常往来于城西海淀的清华、燕京大学，和城中区的北大，他不得不按月的包雇了一辆代步的破旧的洋车。他的家是住在东城马大人胡同，每逢他要离开北大而他的洋车还没有早来等候着的时候，他总好像是有急不容缓的事情似的，挺着胸脯，部分的敞着灰黑相间的旧围巾，冒了隆冬的严寒的气候，踏着大步走几里路回家，藉此来锻练一下他的本来就并不算弱的身体。他的头发左右分梳，面色向来红润，在讲书的时候，体力非常充沛，无锡官话可以说是十分的响亮。照例，南方人的国语向来是道地的北方人所不欢迎的，其所以不受欢迎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南蛮舌，不能听得明白清楚。可是，钱穆先生的国语虽然一句北平的俚俗土话也没有，却是连蒙古、广东、山西、绥远、云南的穷乡僻壤的远道负笈的同学，也没有一个人因为言语不通和他发生争辩误解。我不知道在我的秃笔底下现在所写出的钱先生的梗概会在他的心里面发生什么样的感想，也不知道在读者的心眼中的钱先生又是怎样。像我所知道的，在他的心里除了顾炎武、顾祖禹外他并不希慕任何飞黄腾达的学者。他于民国初年曾在清苦的小学教师的生涯里博览居停主人的群书，在内战频起骨肉离散的时候平心静气的整理那一部奠定了史学界的释古派的基石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这部书的自序可以让昔日的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史学研究生细读两天，而每十行文字又可以叫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的“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叹于他的精密。至今没有人敢为这书写下一篇五千字以上的书评，而五千字以下的书报介绍文字也从来没有比他的学生邓恭三先生所写的一篇更多，这真是我国学术界的耻羞，而更足于此显衬出钱先生的伟大。除了这部书和享名的《向歆父子年谱》而外，《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是卢沟桥事变前在北平城内轧轧的异国飞机声中写成的，述往瞩今，条细缕明，畅论汉宋学术是近三百年学问的渊薮，真够得上昔贤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的同样的豪迈的精神和气概。而他跋涉于湘滇旅程中所写的一部《国史大纲》，正像马一浮（浮）先生所印的《泰和讲录》，冯芝生（友兰）先生近年所著的《新理学》、《新世训》等书一样，又是这一位悲天悯人的学者哲人，在战乱播迁的动荡的时代里，苦口婆心的给予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指示、勇气和光明。
我在这里又不过是随意的写出一个眼前的例子。一个胡适之先生，一个钱穆先生，照我的看法恰巧可以代表北京大学的教授们的两方面的倾向。胡先生的一方面可以代表动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先生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在美国的赫贞江畔留学的时候已经掀动了文学革命的巨潮，其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整理国故，北京政府时代的提倡好人政府，国民革命成功后的刊布《人权论集》，以及新月派论文学的壁垒森严，《独立评论》谈政治的屹然矗立，都可以做动的教授这一方面的良好的证明。也不仅是胡适之，凡是历来在北京大学曾给予中国以至于世界在外型或内态上以很深刻的影响的教授们，都可以归在这一个范围里面。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黄侃、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林损、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陶希圣，都不能够越出这个范围。譬如说林琴南，他过去用清丽的桐城笔调的古文所译的一百多种的西洋小说，倘若照文字的古雅朴茂，选材的信达适宜而论，也未必赶得上鲁迅兄弟们所译的文言的《域外小说集》，然而周氏兄弟毕竟做了新文学运动的健将，而林氏反而做了复古旗帜下面殉道的前锋。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心理上，替旧制度辩护，故意众叛亲离，专作反面的或翻案的文章，倒行逆施，也未始不是一种很有面子的活动，何况还有旧社会的封建余孽在为虎作伥。同样的，辜鸿铭的英法德文，在当时可称做独步文坛，用外国文字所著译的关于中国文化和古代典籍的文字，至今仍受到欧洲的汉学家们的拥护推崇，名字流传在书籍论文上面。依照我个人的观察看起来，近年林语堂先生的英文著作，像《吾国与吾民》，《生活之艺术》这两部巨著，好像也仍在承受着他的八闽同乡的正确的意见和观察，而加上了个人的见解与补充。林氏为《摩登文库》编辑《孔子》一书，也正可以代表他的思想的观点和辜先生的接近。不过，辜鸿铭的时代较早，思想虽高，只敢痛斥西洋文化不及中国国粹的文明、合理，并努力灌输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到欧西去。林语堂则变本加厉，简直以为凡是身上多毛的人，其野蛮的程度一定要比少毛的人厉害，而西洋人的身体的汗毛较多，又是独裁者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史达林同志都不容曲讳的事实。这一点在《生活之艺术》一书里论饮食衣服的一章，最能够证明。中国人的头脑里，一向以为最野蛮的古代人才是茹毛饮血，而今日上海售价高贵的金门Restaurant，就常常用带着血肉的猪排，和像草一样的Creamed Spinach飨客，售价七元七角。这当然是西洋文化的衰落处，无可怀疑。辜鸿铭过去用中国的温、良、恭、俭、让去教训纠正或医疗第一次欧战以后欧洲人心理上的创伤，正像今日的林语堂讥德国的纳粹主义是中国法家的权术的余毒，斥希特勒的变态心理等于明末的魏忠贤一样。这一点大约语堂本人也不否认，所以他在从前编《人间世》的时候，为辜鸿铭出版了一个特辑。那一期的《人间世》的封面有一张泰戈尔和辜氏在北平清华园工字厅的合影，至今仍然很深刻的印嵌在我的脑里。不过我疑心这特辑的主编者在当时一定认为辜氏给欧洲的影响，真比泰戈尔对于中国诗坛的影响要大上好几倍，因而并没有十分推崇泰戈尔的心思，即使在今日，也未必十分推崇，虽然印度CheenaBhavana，Santiniketan，Bengal的这几年给中国人的印象很好，而且今年正是那一位印度诗翁的八十大庆。
然而辜鸿铭在生前，常常受到冷淡的漠视，并不是在国内的一个十分得意的学者或名人。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真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发表于第一次欧战休战的时候，在国内一无影响，却不知道正是一部震炫欧洲思想界的煌然巨著。因为在日本先有人译成日文，才又有某一位中国先生从日文节译出来，在民国十年左右的《东方杂志》发表，却把辜氏的大名误译做古姓。这才是我国翻译界的大笑话。结果呢，辜氏个人的情性既越转变越消极，又从消极变成积极的排外复古。他留下了不剪的长辫子，他穿着黄缎的马褂和紫红缎子的皮袍，他嗜爱弄玩小脚的姨太太。这个时候，在古旧和新思潮冲突的北京大学里，不再有人追问着他是否英国爱丁堡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他也从来不说他是。大家也许都记得他所主张的姨太太不可不娶的理论，这样的名论当时立刻受到赞美。就是，一个男子娶上几个姨太太，正像一把茶壶必须配上几只茶杯。这个时候，腐化，老古董的帽子又被辜先生轻轻的戴起来了，他自以为这是名士的风流韵事。可是你不能够说辜鸿铭先生不是动的，不但是动，而且是奇异的突变，和湍水急流似的反动。
动态的教授们的内心的情绪大约是这样，外表的行为也无一处不和他们的内心的变化相合。他们一定集会结社。即使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也有一个不赌博不饮酒不挟妓纳妾的进德会，参加的多是北大的教授同人。大约有了志同道合的人，就一定跟着可以有集会演讲，出版杂志，公开讨论争辩。新青年社、语丝社、太平洋学会、文学研究会、中国笔会、禹贡学会，……凡是这一类有影响有势力的团体，无不有北京大学的教授参与。他们常常在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反驳、以至于论战攻击，不管事情的大小高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把自己的学说和学生详细讨论，加意灌输，并且当众攻击另一位教授的议论的缺点。譬如，胡适之先生对于钱穆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而且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他在课堂里，同样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书的时代的论争，却不惜剀切陈辞的大肆抨击。朱光潜先生和冯文炳（废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家，又都是朝夕晤面的好朋友。然而他们论词的意境的看法各有不同，竟使他们为了王静安先生的一阕词而辩论了半个月，并且在课堂上公开的和学生们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