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的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记郁达夫
唐
我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那时达夫先生已经移家杭州,住在大家路场官弄,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们是在上海度过的,当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再有一个多月,便是阴历年底,家家户户,已在准备过甲戌春节了。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例如《青岛杂事诗》第一首:
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悲愤忧郁,一枝笔横扫敌、伪、顽三个方面,诗人的爱国情杯也有所表达。寥寥数语,深入肌理。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却是“郁达夫迷”,一部《沉沦》不知读了多少遍,凡是达夫文章,片纸只字,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虽然报上登过消息,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不过新闻人物,近在眼前,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好在客人尚未到齐,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
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瘳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瘳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采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洗完同去吃饭,直到午夜不见回来。映霸通宵没有合眼。天刚黎明,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阳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进入屋内,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阴户,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冲动,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流亡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达夫先生二三事
叶灵凤
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多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一张穿西装的照相,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非常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
有一时期,他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一个人家的前楼上,小小的一张床,桌上和地上堆满了书。这简单的家具,大约还是向二房东借的,所以除了桌椅和一张床以外,四壁就空无所有。这时他好像正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回来,身体不很好,在桌上的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替代。这就便宜了本来不抽烟的我,有机会揩油吃糖果了。后来隔了不久,他又继续抽起烟来,自然是戒不掉,但是另一开戒的原因,据说是吃糖果比抽香烟更贵,因此不如率性恢复抽烟吧。
这时达夫有一个对他非常崇拜的年轻朋友,名叫健尔,是张闻天的弟弟,差不多每天同他在一起。达夫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戴近视眼镜善感好哭的神经质的青年,这个人物写的便是健尔。这时张闻天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做事,也住在民厚南里,健尔就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往来很方便。我那时也住在民厚南里叔父的家里,晚上在客堂里“打地铺”,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后,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达夫先生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了。他是不在家里吃饭的,因此,我们这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所谓“白烂”,乃是不用酱油的黄芽白丝煮肉丝。放了酱油的便称为“红烂”。我记得有一次到江湾去玩,在车站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歇脚,他一坐下来就点了一样“白烂”,可见他对于这一样菜的爱好之深。
后来为了反对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和他闹翻了。他在《日记九种》里曾说有几个青年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 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年。年纪大了一点,才知道自己少不更事,便写了一封信向他道歉。这时他的“风雨茅庐”已经建好了,住在杭州,回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是大家不必再提那样的事吧。这封信后来被人家收在《现代作家书简》里,可惜我不仅早已失去了原信,就是连这一本书手边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