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饭后要大家题字，我偶然的写了“无门关”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几部书，胡先生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记郁达夫
唐
我初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风采，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的宴会上。那次《自由谈》编辑黎烈文请客，一来约请经常写稿的人岁首欢聚，随意闲谈，二则就为郁达夫夫妇饯行。那时达夫先生已经移家杭州，住在大家路场官弄，但一九三四年元旦他们是在上海度过的，当天下午打算遄返杭州，再有一个多月，便是阴历年底，家家户户，已在准备过甲戌春节了。
我和许多青年一样，读过名震一时的《沉沦》，不过说实在话，自己并不十分爱读这部书，我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特别是游记，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处处》，一见书名便使我喜欢。再就是他的旧诗，《钓台题壁》不必说了，“九一八”后，报刊上陆续发表他的一些感时诗，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例如《青岛杂事诗》第一首：
万斛涛头一岛青，
正因死士义田横。
而今刘豫称齐帝，
唱破家山饰太平。
悲愤忧郁，一枝笔横扫敌、伪、顽三个方面，诗人的爱国情杯也有所表达。寥寥数语，深入肌理。因此我喜欢他的游记和旧体诗，甚于他的小说。不过我们的读书会里有个同事，却是“郁达夫迷”，一部《沉沦》不知读了多少遍，凡是达夫文章，片纸只字，他都背得滚瓜烂熟。郁达夫追求王映霞，虽然报上登过消息，但详细情节却是他告诉我的。我对这类恋爱故事不感兴趣。不过新闻人物，近在眼前，自然也不能视若无睹了，好在客人尚未到齐，正有时间让我一面聊天，一面对他们细细端详。
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瘳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瘳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采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
“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王映霞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婚后不久，有一段时间他们住在静安寺附近嘉禾里，寒冬十二月的一天，有个朋友约达夫去浴室洗澡，洗完同去吃饭，直到午夜不见回来。映霸通宵没有合眼。天刚黎明，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阳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达夫进入屋内，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
这是真的。后来达夫先生多次由杭来沪，都由王映霞偕同，即使这样，他有时也要设法躲开映霞，偷偷地找朋友上酒店去。酒成了他们最初发生裂痕的原因之一。我也和他一起上过酒店，但我不会喝酒，只能陪着他聊天，吃花生米，他说这是罚我受苦刑，我说听他谈话是一种乐趣，这样的苦刑受起来心甘情愿。但我毕竟够不上做他的酒友，慢慢地，他就只找能喝酒的人，不来找我了。
达夫先生学贯中西，听他谈话确是一种享受，他讲外国文学，从希腊、罗马一直谈到近代，渊博精辟，时有独到之见。我简直插不上嘴。其时我正迷上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达夫先生是黄景仁的爱好者，他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每缝见面，我们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尤其是他的《都门秋思》诗。达夫欣赏诗意的凄苦，我以为重要的是诗人的寂寞之感。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仲则诗学李白，有点“狂”，但他也有“狷”的一面，寂寞之感来自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如果不是“有所不为”，他就不至于这样潦倒、这样凄苦了。达夫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读书多，对“狂”和“狷”又有许多发挥，给人以闻之憬然的启发。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听鲁迅先生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他说：
“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也许在什么笔记里吧？”
“也许。你不觉得这故事和《泰绮思》有点相似吗？可是思想完全不同。真有趣。”
鲁迅先生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某地有位高僧，洁身苦行，德高望重，远近几百里的人都仰慕和敬佩他。临死时，因为他一生未近女色，抱憾没有见过女人阴户，辗转反侧，不能死去。徒弟们见他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来是和尼姑的一样的啊！”说完就断了气。
我们都佩服这个故事含义的深刻。
达夫先生去福建后，除了鲁迅丧仪上见过一面，谈了几句，音信就断绝了。虽然有时我也想起他，只是人天遥隔，存问为难。一九三九年读到发表在香港《大风》上的《毁家诗纪》，凄婉绝伦，好夫妻成了冤偶，为之不愉者竟日。在我的印象中，达夫先生为人冲动，映霸女士又过于单纯，爱好虚荣，乱世男女，有此弱点，遂不免给人以可乘之机。等到日军投降，郁达夫在南洋殉国，消息传来，疑信参半。我总以为有朝一日，他会突然回来，像过去一样高兴地拉着朋友同上酒店，惭愧我毫无长进，仍然只能陪着他吃花生米，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被称为“苦刑”的日子啊。倘能再度聚首，重睹风采，即使受的真是苦刑，那也是完全值得的。我一直这样期待着。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季节又届春天，翻读相传是郁达夫一九四五年流亡苏门答腊时所写的诗句：“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恍然觉得我的想念达夫先生，同样是在罗浮梦里，“忆家”的达夫终未归来，那么，这种期待，恐怕永远只能是一点感情上的奢望了。
达夫先生二三事
叶灵凤
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多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一张穿西装的照相，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非常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
有一时期，他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一个人家的前楼上，小小的一张床，桌上和地上堆满了书。这简单的家具，大约还是向二房东借的，所以除了桌椅和一张床以外，四壁就空无所有。这时他好像正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回来，身体不很好，在桌上的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替代。这就便宜了本来不抽烟的我，有机会揩油吃糖果了。后来隔了不久，他又继续抽起烟来，自然是戒不掉，但是另一开戒的原因，据说是吃糖果比抽香烟更贵，因此不如率性恢复抽烟吧。
这时达夫有一个对他非常崇拜的年轻朋友，名叫健尔，是张闻天的弟弟，差不多每天同他在一起。达夫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戴近视眼镜善感好哭的神经质的青年，这个人物写的便是健尔。这时张闻天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做事，也住在民厚南里，健尔就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往来很方便。我那时也住在民厚南里叔父的家里，晚上在客堂里“打地铺”，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后，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达夫先生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了。他是不在家里吃饭的，因此，我们这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所谓“白烂”，乃是不用酱油的黄芽白丝煮肉丝。放了酱油的便称为“红烂”。我记得有一次到江湾去玩，在车站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歇脚，他一坐下来就点了一样“白烂”，可见他对于这一样菜的爱好之深。
后来为了反对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和他闹翻了。他在《日记九种》里曾说有几个青年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 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年。年纪大了一点，才知道自己少不更事，便写了一封信向他道歉。这时他的“风雨茅庐”已经建好了，住在杭州，回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是大家不必再提那样的事吧。这封信后来被人家收在《现代作家书简》里，可惜我不仅早已失去了原信，就是连这一本书手边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