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观点，咱们暂且不论它是否符合实际，就先说说这些话的理论，不外乎是来源于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通过自由交易就不影响效率。这个所谓的“产权界定明晰”，实质就是要产权彻底私有化，要把产权量化到个人。在他们看来，私有制之所以能提高效率，就是因为它的“产权明晰”，从而有“饥饿纪律”的强制。一些迷信私有企业的人认为，私企的优越性就在于，“干得好的晋级，干不好的炒鱿鱼；前有晋升的胡萝卜，后有失业的大棒，效率就在其中了”。见丁冰文章《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建设的伟大成就不容否定》，载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插一句，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在资本的强制奴役下，不得不为资本家卖命，被逼出来的所谓生产“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回过头来接着说，他们的逻辑是，国有企业是“人人皆有，人人皆无”的“产权不明晰”的企业，因而势必会普遍出现“搭便车”的“懒汉”，所以“劳动效率普遍过低”，人人都想“化公为私”。
可是，我常常听到的，却是长辈们在感慨，那个“人人有工作”、“家家无铁门”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伴随着那个时代的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和健康平和的心态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谁说那个时代“工作态度消极”？根本不是科斯说的那么回事。那么又是为什么呢？丁冰说，事情是这样的，广大职工正是由于不是人人都拥有企业的某一部分财产，即没有把产权量化到个人（私有化），存在所谓“人人皆无”，才使人人真正切实地、共同平等地拥有企业的财产，实现了“人人皆有”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才能使人人感觉自己已成为企业的主人，人人都能自觉地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这也就是国有企业有可能优于私营企业的秘密所在。同上。
我说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国企职工生产积极性挺高的，人家不是懒汉云云，并不等于说每一个职工都有高度的积极性。国企职工由于各人觉悟程度的不同和具体处境的差异，个别人偷懒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也肯定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这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存在。
那么又有人说了，你看这么多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你说不是搞早了是什么？
首先，人家国有企业没有“大面积”亏损。1998年是历史上第一巨亏高峰，2005年是第二巨亏高峰，接近但好于1998年的水平。那么1998年以及1998年以前的其他年份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看个表，在说亏损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有代表性的国有工业企业。
我们可以看到，在1998年历史顶峰的时候（当然这不是什么荣耀的顶峰），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比例在47.4%，没有过半数，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那么在这之前，在很多年份，亏损面并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巨大。也就是说，我们能直观地看到，国有企业亏损比较严重的现象实际上是从90年代开始的。
咱们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四川省，四川省企业调查队对60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的多项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企业出现亏损的时间有80%始于1993年以后，其中40%的企业始于1993-1995年，还有40%始于1996-1998年；出现亏损的起始年份集中在1995年；亏损最为严重的年份是1998年。全国的情况也与此大体上相近。丁冰在其文章中更是谈到，全国的国有企业直到1996年1-4月才首次出现净亏25亿元，就全国国有企业中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来看，在1992年尚有25.4%，而到1997年却下降为6.27%，不仅大大低于1992年的水平，也大大低于“文革”末期1975年22.7%的水平。同上。
所以，咱们不能冤枉人家那三十年的国有企业，说人家都亏损得一塌糊涂，进而说那个时候搞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是搞早了，搞糟了。人家没有。
又有人说了，就是盈利什么的还凑合，那你经济效率低呀，那你是粗放型的。我承认，这三十年的增长，速度高也好，低也罢，确实是外延扩大型的增长，经济效率确实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与是不是国有企业在主导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粗放型的工业发展是必由之路，可以说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和基础，没有一定程度的数量上的积累，就不会发生质变。即使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国有企业，这个历史阶段也是绕不过去的。
经历了积累，试错，我们整装待发，似乎要朝着下一个选项指引的方向去改革了，虽然在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下一个选项是对是错，还得再试，不是吗。这道历史的选择题，我们用了排除法。
看不见摸不着的
说完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不是该说说看不见摸不着的了？
我想说说这些年里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
邓宏图、李亚在《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中提到，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他俩甚至把中国的过渡期前溯到了1956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并且认为这个影响一直波及到1996年。
这也就是说，始于1978年的改革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还是我开头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路径、轨迹的，它是从之前的那三十年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一路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
那么，《论十大关系》里关于经济建设都说了什么？邓宏图、李亚在文中说，“毛泽东意识到苏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致命缺陷，希望通过调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和实行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此后，我国的中央地方行政性分权体制、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保留自留地经济、组建社队企业等等，都是这种思考的具体落实。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所显露出来的系列改革思想、政策主张和制度选择尽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却不断启示着后来的改革者的政治思维，成了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策源地’”。见邓宏图、李亚，《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载于《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那么，“体制困局”又是什么？“但是，由于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如东欧的政治事变，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国内的“反右运动”等），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再加上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的特定认识，使他在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无法全面、彻底地贯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全部思想，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偏离《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实质和八大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体制困局’”。同上。
邓、李二人认为，《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及由此种思想所确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格局，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准备了“历史条件”，前者是后者的“历史逻辑起点”。始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绝不单单是某些人设计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上帝的礼物”。正是这个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改革轨迹与苏联、东欧国家完全不同。因此，“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有历史根据的。从时间上看，全面地超越“体制困局”则是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标志。“体制困局”并不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处在一成不变的状态，实际上，随着财政和社会需要，它总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当中。同上。
那么，到底是怎么个逻辑关系？也就是说邓、李二人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咱们先来看个表，理顺一下我在上文中说到过的东西。
开始年份政治冲击经济表现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新民主主义多元经济、多元所有制1954向社会主义过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国家资本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庐山会议经济下降1961政治冲击饥荒1963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6政治冲击与文化大革命、大民主、极端意识形态1969政治局面缓和、中共九大经济回升1971林彪事件经济调整、“三线“建设、经济回升1973尼克松访华、批林批孔、中共十大国民经济整顿、经济回升1975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济下降1977极左政治势力垮台1978新的工业跃进与改革开始经济回升资料来源：邓宏图、李亚，《过渡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1956-1996》，载于《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当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政府都会在客观上“回归”“中共八大”的精神和《论十大关系》所阐述的经济思想，也就是，“经典的、传统的计划经济是可以被改革的”；而当经济有所好转的时候，就又回去了，好像政治需要又压倒了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被扔在一边，重新开始搞“阶级斗争”；这样下去经济又面临困境了，就又得从“改革思想”中汲取必要的智慧，来修正现实政策中的偏误。
比如说吧，1961年的饥荒后是1963年着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好转后又发生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中央重新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政策，经济回升后，1971年又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之后中央财政压力和经济状况恶化，于是中央要求企业清产核资，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占用水平，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以及1973年，邓小平被重新启用参与中央日常管理工作，此后经济又有所回升。同上。
就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
为什么要折腾？
一旦把经济建设作为目标，商品经济就会内在地、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那么整个体制就有可能会向当时人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走去，这在当时是不能被容忍的。那么他们既能有非凡的洞识，知道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要着力发展经济，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底限的，并且还有能力有办法使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同时，又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对于商品经济的容忍是有一个上限的，因而难以连贯地、一致地形成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持久选择，所以总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貌似很折腾。
那么折腾的结果是什么？再怎么折腾也是有一个消停的时候吧。
邓、李二人说，在一定程度上，邓小平1975年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是对中共“八大”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回归”，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邓小平在《论十大关系》的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同上。
也就是说，邓小平同志延续了这个“洞识”，接下来又寻求突破那个“上限”。结果是他做到了，折腾也就渐渐停止了。
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总体上保持着增长，同时，政治冲击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增长路径中出现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它为什么老有政治冲击？它里头有个“体制困局”。这个“体制困局”老跳出来折腾你，没错，但是它同时也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准备了历史条件。它本身包含了改革的因素，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那肯定不同于苏联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的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并存，社队企业与国家计划内的大型企业并存，农村集体经济与自留地经济并存，中央集中计划管理与地方拥有相当比例的国营企业因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分治性利益并存同上。——改革开放前的这些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性，这些使中国的改革也具有了内生性、渐进性、过渡性等一系列的制度演化特征。
咱们再举几个例子，稍微详细点说说。
比如着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生产经营方式，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安徽等地的农民发明出来了，到了70年代末期之后逐步得到推广。
还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曾经有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乡镇企业，它的前身是社队企业，它是怎么发育起来的呢，就是当初集体经济与全民经济并存，这些企业兼顾了集体组织和市场寻利主体的双重优势，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优势越发明显，每个企业毕竟是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竞争使市场不断扩展。1984年之后，社队企业发展成为了乡镇企业，按邓、李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由历史逻辑起点决定的制度形式。
这就是所谓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其实我在这强调的无非就是改革的内生性。对于中国的改革，一直以来被说的最多的都是政府，政府的作用，我在这并不是说政府就不重要了，它是重要的，极其重要的，我只是想着重说说有时被遗忘在角落的一种让事物自然地（或不是那么自然地）演变的内生性。
可是，就连政府的见地，也是有一个内生的演变过程的不是吗，比如说，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后者与前者的相比，是包含，是螺旋式上升、“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即后人总是要剔除前人不正确或过时的东西，包含前人正确的东西，这就是政府的进步。见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述评》，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3月13日发布。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时间是不可停止、不可逆转的。但感慨的同时，我要说，时间其实是个好东西，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是要靠耗时间的。我常说，酒是靠酿的、肉是靠炖的、汤是靠熬的，这一切一切都需要时间（或者这样说不太确切，这个所谓的“时间”似乎应该是发生在一段时间内的所有事情）。改革亦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三十年，这让人不知该如何形容才准确、全面的三十年，没白过。它给予了我们很多。
那么这之后的又三十年呢？这时候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想知道我下面该怎么写，因为这下面的三十年由于太好，快被写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