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总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在线支付公司 PayPal 遇到一个大麻烦：一伙俄罗斯犯罪团伙对公司实施诈骗，数额高达每月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PayPal 创立者皮特·泰尔和同事乔伊·朗斯代尔意识到，他们必须开发出一款系统，更好地追踪 PayPal 资金流向。简单标记个人交易和用户已经远远不够。渗透者的适应性发展迅速，上一个虚假身份失效了，就会更新用户身份，并选择一个新的地址。泰尔和朗斯代尔知道，如果他们能更好地记
录每笔钱如何流入系统，又如何流出，何时支付，买了什么，他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中接触到了什么。
他们开发出一套新程序来解决问题。俄罗斯犯罪行为被击破，诈骗终止了。而正是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找到了用于拖延时间的方法。从中央情报局投资分支机构 In-Q-Tel 获得注资后，他们建立了帕兰提尔技术公司，命名依据是《指环王》中的魔法球（Palantir 也意指“魔法球”——译者注） 。
2012 年 8 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我来到帕兰提尔总部，大厅里有很多年轻的编程员，墙上布满涂鸦。而将帕兰提尔标示为一个军事和警务服务供应商的唯一特征，是前厅里几位肩膀宽阔、执法者形象的工作人员。我与公司发言人和隐私专家科特尼·鲍曼会面。鲍曼有着深厚的数据建模经验以及哲学背景。在帕兰提尔工作时，后者的价值与前者相当。
如今，帕兰提尔是一个为不同执法目标和机构协调和管理文件的平台，就像保密或重要信息的操作系统。公司本身并不用收集证据、探访调查，而只是提供软件解决方案，融合、提炼信息，尤其是在大量数据库和参与者之间实现信息可视化。
如果你是本地执法部门人员，对最近枪案有个疑问，可以打开桌面上的帕兰提尔界面找到相关记录，包括逮捕记录、嫌疑人网络，甚至最近的追查记录。但是，系统不会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权限，因为各部门和代理机构的许可级别存在差异。然而，如果你想知道某个记录的来源，最后更新的是谁，系统也可以给你答案。如果你想看看某个人是如何同时牵涉到
某个案子或交易中，系统也会在证据之间测绘关系图。
“帕兰提尔的作用在于， ”鲍曼说， “从笔录管理系统、逮捕档案和其他很多来自警方的合法数据渠道，获得模型结果或热点意见、犯罪前科记录，并综合所有信息，重演犯罪发生过程、定位嫌疑人或行为模式。 ”
比如，你在网上观察两个嫌疑人，他们有好几种方式可以发生关联。A有特殊的购买行为，比如，抢劫银行前买了 12 卷厕所卷纸。第二天，B 也到便利店里买了 12 卷厕所卷纸。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可能也想抢银行。但是，这不构成逮捕证据，只是暗示了一种潜在行为模式。连接跟踪（Connection Tracking）手段在情报工作中是极其有效的，即便能观察到的仅仅是某种连接。2003 年，美国军方花了好几个月试图从萨达姆·侯赛因的高级军官和内部成员口中探听到他的下落，但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后来，他们运用了一种叫 i2 的社交网络绘图工具，分析他几名司机之间的联系。后来，终于锁定了提克里特的一个农舍，并成功抓获了萨达姆。
战争期间追踪一名独裁者的社交网站没什么奇怪，但是分析数百万美国人之间的关联就显得有些争议了。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准备开始做的。行动隐秘的国家反恐中心（NCTC）例行公事地记录个人交易信息、航班信息和其他普通美国人的数据，尽管他们从未犯罪或有犯罪嫌疑。这一做法已经持续了 5 年，理由含糊其辞，说是这些信息有利于未来的调查取证，虽然采集信息当时并没有任何相关、充分的理由。
这一交易监管系统的对象是“恐怖分子身份数据市场环境” （Terrorist Identities Datamart Environment，TIDE）黑名单上的人，这个数据库中罗列了已知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嫌疑人、与嫌疑人有某种关联的人（养蜂人、小学老师等）——共有 50 多万种可能的连接方式。政府也给自己放权，在各部门甚至其他政府间分享数据，虽然根据《1974 年隐私法案》 ，这一行为是禁止的。
如果扩展监管范围举措在法律、技术和公共关系方面的成本都维持在现在的低水平，可以想象，执法部门会拓展连接和交易网络监管。但是，并不是所有执法中的连接跟踪都是令人担忧或充满争议的。比如，你是一名调查员，某个帮派里的无赖，就叫他约翰·杰特吧，被人谋杀了。你现在已经知道，他是在周五晚上的草地上被杀的。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团伙，所以你不仅想查出凶手，还需要推断，在敌对帮派（鲨鱼帮）成员中，谁最有可能成为报复性打击的受害者。要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必须分享各部门信息，甚至根据相互联结做出推断。但是，这一情况下，你可以调遣某个反帮派特别行动组，在特定时间前往特定地点，不用担心侵犯到任何人的公民自由。
国家反恐中心或许不认为要对公众负责，但帕兰提尔脱不了干系。这就像一个贝塔测试，提供某种反馈，帮助帕兰提尔改进系统，使其变得更有价值。鲍曼解释说： “政府会声称，收集可疑行为报告非常重要，因为你无法预知这些信息何时会体现价值。隐私倡导者会跑过来说： ‘那么，请向我证明， （具体某个人的私人信息）何时可以真正变得有价值？’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此平台表明，什么情况下这些信息被用到，那么就能开始缩小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差距，并解释为什么这些是有价值的信息。 ”
帕兰提尔下一步计划是，在未来几年内，推出一种建模产品，帮助实地作战的执法者们判断，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否足以提起诉讼。如果你可以对诉讼案件建构数据，正如圣菲研究所里一些人正在做的那样，你就可以推测出庭审案件的成败概率。换言之，未来不久，我们不仅能提前预测犯罪的发生，还能提前判断法庭审判结果。
如今，我们说服自己，要获得更安全的公共环境，必须放弃自由。但是，或许不远的将来，孩子们认为这一交换是非必需的、缺乏想象力的。我们在利用公共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同时，可以既给个人授权，又不会让他们感觉暴露隐私或处境危险，而我们似乎低估了这一事实的可能性。去了解一下本地部门如何利用或计划利用现今的分析手段。创建一个脸谱网主
页，讨论一下，为了更安全的环境，我们是否应该提交更多数据给本地警察局。或许没人搭理你，或许你会惊喜地发现，一群明智的公仆正期望更多公民的参与。如果警察局长开始考虑收入、就业、住房密度、教育、税收，甚至城市规划如何影响到抢劫、袭击、谋杀的发生，那么他们似乎就不仅是警察，更像是社会学家了。
除了纽约，当属孟菲斯的前瞻警务系统发展最成熟，它几乎影响到了城市中所有人的生活。但是，该系统未引发群众抱怨、法律诉讼或其他任何争议。詹尼科斯基将此归功于外勤工作。过去 2 年中，他和副警长共走访了 200 多个社区，到社区挨家挨户敲门，召开会议，告诉大家他们在做什么，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这些会议中，他说： “不管只有 5 个人还是 500 多号人，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我们解释手头的工作、开展工作的理由、希
望得到什么结果。通过外出走访、和群众解释， ‘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我们从未遭遇其他城市可能遇到的阻碍。 ”
或许有人会质疑说，詹尼科斯基这么做的同时放弃了战略优势。他可能向潜在犯罪者透露了太多信息。詹尼科斯基说，正因为他们共享信息、主动走向公众，而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个计划的存在，他们才得以获得群众支持。而要想项目最充分地发挥作用，公众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