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弄清这个问题，也许需要了解一下孔子的正名思想。孔子认为为政首要的是“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因而，在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当下就表示赞同，他说：“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的这种正名思想其实就是为了确立社会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样一来，做臣子的要永远服从君父的意思，无论它是对是错。这种服从的极限就是死，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绝对的社会等级秩序的确立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无数忠臣惨遭昏君和奸臣的毒手：比干、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等等。事实上，孔子同样说过：“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并特别提醒当政者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看来，孔子对为政者的提醒没能发挥作用。忠君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与孝的冲突。孔子曾经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事君固然为立身扬名带来了可能，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却背离了事亲的孝，因为忠君的同时会失去尽孝的机会，因而“忠孝不能两全”的慨叹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桓公人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世说新语》）
最早对国君出言不逊的大概是孟子。尽管他曾提出“劳心劳力说”为统治阶级辩护，但是他视桀、纣为“残贼之人”和“一夫”，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因此还不失为一个以民为本的思想家。真正从根本上对国君加以抨击的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髄，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
这种对国君的批判必然是独立的个体意识觉醒之后的产物。只有独立的个体意识觉醒之后，高高在上的国君才会从云端跌落下来，跟其他人一样站立在众生平等的大地上。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忠义是密切相关的。大致来说忠用于君臣之际，而义用于哥们之间；忠基本上是天然生成的，义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由结盟。但他们都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对大哥的义与对国君的忠几乎处于同一个层次上。义其实源于儒家规范里的悌。悌即在兄弟之间弟弟要绝对服从哥哥，因而儒家往往把孝与悌相提并论，所谓“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来，悌由一家而拓展至四海之内，并随之而演变为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大哥的绝对服从同样可以达到以身殉义的地步。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张顺是死得很惨的一个。当时宋江久攻杭州不下，张顺为报答宋江对他“许多年好情分”，只身潜过西湖，想从涌金门人城放火为内应，但被水帘阻隔，就决定扒城墙而上。刚扒到一半，上面梆子一响，他跳下水池，未及凫水，弓箭、竹枪、卵石纷纷射落，张顺死于水池之中。宋江在帐中梦见他浑身血污低低道：“小弟跟随哥哥许多年，恩爱至厚。今以杀身报答，死于涌金门下枪箭之中。今特来辞别哥哥。”（《水浒传》）
与忠相比，义具有广泛的民间基础。随着民主观念的不断发展和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忠将成为一个趋于消失的概念，而义仍然有广阔的生长空间。
（第三节）礼
孔子相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他看来，为政之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仁。何谓仁？《说文解字》上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的本义指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孔子在回答樊迟提问时说仁是“爱人”，用的就是其本义。从字形上看，仁体现的是一种二人关系。二人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但是，仁排除了二人之间的其他关系，只保留了爱这一种。这表明爱是孔子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仁很接近于墨子所说的“兼爱”。墨子认为天下大乱起于不相爱，因而提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观点。他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墨子的兼爱观是其“天鬼人”系统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生在世就要“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因而，他把“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的行为称为“天德”，反之，就是“天贼”。跟孔子的仁不同，墨子把天作为了一种使人敬畏的力量。
那么，如何把仁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呢？这在“周代三礼”中有极其烦琐的规定。不过，其共同点是所有的礼都由人的身体来执行。这些礼节有相当一部分体现的都是等级秩序，诸如晚辈向长辈问安，仆人向主人回话，臣子拜见国君、后妃，如此等等。这些在《红楼梦》中都有具体的反映。比如奴才见主子：
贾政便问跟宝玉的是谁？”只听外面答应了两声，早进来三四个大汉，打千儿请安。贾政看时，认得是宝玉的奶母之子，名唤李责。因问他：“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吓得李责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
这里写到的礼节就有“打千儿右手下垂，左腿向前屈膝，右腿弯曲）和下跪磕头等。亲友平辈之间见礼多是打躬作揖。祭吊时行礼尤其不可或缺，甚至就是贯穿整个祭吊的中心环节。《红楼梦》中对贾府祭祀宗祠作了如下描写：“只见贾府诸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琼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乐奏，三献爵，拜兴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
为了以礼行仁，孔子提出了两条具体原则：“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者是从正面来说的，所谓仁就是以自己的爱心达成“立人”和“达人”的目的；而后者则从反面告诫人们，自己不想接受的事情和态度，也不要施与别人。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其实就是以一种近似于绝对的爱心对待别人的态度，是一种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哲学。曾子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但是这种一心为别人着想的哲学可能会使自己受到约束。在答颜渊问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其具体内容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作为仁的核心的礼成了一种由人制定而又制约人的外在力量，并且直接把身体作为了限制的对象，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都要符合礼义规范，所有与礼不符的行动都在禁止之列：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更不能做。这无疑是对人的一种严格限制，其实也有悖于孔子本人所称道的中庸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最高明的，却很不容易做到。所以他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实孔子倡导的那种以“克己复礼”为纲领的仁也并不怎么理想。所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固然能营造一种严格的秩序，但对于人性未免太压抑了。也就是说，孔子的“克己复礼”一样没能体现出他推崇的中庸之道。倒是《毛诗大序》中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比较接近一些。因为它不再一味强调“克己复礼”，而是十分看重感情的意义，认为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感情的驱使，感情成了行动的出发点和推动力，一旦感情和礼义发生冲突，人们就应该适当调节自己的行动，以符合礼和义的规约，从而达到与他人的和谐。仔细想来，这种说法也许更能体现中庸之道。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礼才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不是压制感情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