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府总是有意无意地认为自己比公众高明，以管理者自居，千方百计地限制公众并不危害社会的行为。公众又不服这类管制，于是双方玩起猫抓老鼠的博弈。其结果是政府获胜者少。
美国的一些城市，政府往往喜欢对房租实行管制（称为租金上限），或者规定住房的最高租金，或者规定房租的上升率，总之就是不让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自发地决定房租。政府这样做的动机说起来崇高得很：保证低收入者有房子住。但结果怎么样呢？政府规定的房租远远低于市场均衡的价格，有房子的人宁可让房子闲置，也不愿出租。没人愿意投资于住房建设，可供出租的房子不能随需求增加而增加，加剧了市场均衡房租的上扬。已经按低价租出去的房子，房东也不去维修，希望它破烂下去，房客自动搬走。十几年前我在纽约，住在朋友租的房子里，其破烂程度大大激发了我的爱国心——起码祖国没有这么破的房子。也就是在这时，我才懂得了萨缪尔森说的一句话：要破坏一个城市，除了轰炸以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房租上限了。
当然，公众不会甘心服从政府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就与政府玩起了小老鼠挑战大强猫的游戏。你不是房租有上限吗？我就按这个房租签约好了，但你的管制中并没有规定租用其他东西的价格。因此，另定一份合约，以某个价格租用房中原有的窗帘或其他物品。也许房中的窗帘或其他物品已经破烂不堪，根本无用，但租房者愿以高价租，房东也愿以这种价格出租，双方自愿的交易，政府无可奈何。政府规定的房租和窗帘或其他物品的租金加起来正好就是市场供求均衡的价。小老鼠仅仅靠这样一个小小的伎俩就斗过了大强猫，使政府巧心经营的房租管制失效。这种博弈的结局其实是一个必然结果，这里用得上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许多政府也会讲类似的话，甚至谦卑地补充一句：我们往往是渺小的。但从实际行为看，他们其实并不懂这句话，甚至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可这句话。政府的官员往往都是自恋狂，他们总认为自己或者是竞选中脱颖而出的，或者是由更高明的组织任命的，能爬上高位自然是人中龙，鸟中凤，能力见解高于芸芸众生。特别是他们手中有权，权力会使人找不到北，会使人飘飘然。飘飘然了，自然就高于公众了。
说实在的，政府官员当然是精英。拿一个官员与一个公众比，官员的能力自然是强的，但作为一个整体，官员绝不比公众高明。哈耶克用信息分散论解释了这一点，谁比谁高明关键在于谁掌握的信息更多。信息是分散的，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媒体、下级的汇报等）获得信息，官员的精力有限，所获得的信息自然也有限。而且，他们高高在上，往往会从媒体或下级的汇报中得到虚假的信息。如果他们以自己的好恶来筛选信息，获取假信息的可能性更大。根据假信息作的决策会失误，自然斗不过公众。公众通过媒体或市场来获得信息。他们每个人获得的信息量也许远远不如官员，但作为个整体他们获得的信息就要多得多。他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信息作决策，个别人可能作错误决策，但根据“大数原理”，整体决策不会有失误。市场结果（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均衡的房租应该是多少）必然比政府决策（房租上限）要正确。违背了市场自然规律，再高明的官员与公众博弈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在政府与公众的博弈中，政府官员作为一个主体出现（一只强大的猫），公众则是许多独立决策的主体（无数弱小的老鼠）。一个政府要面对无数可能的对手，一个政策要遇到无数可能的对策，如何去取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输的往往是政策，赢的往往是对策，各国皆然。
按照这个道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把市场能解决的事（如房租应该为多少）尽量交给市场，自己不要故作高明地去管。政府所要管的是那些政府应该做而市场又做不了的事。例如，制止危害社会和他人的行为（如污染），提供国防、立法、教育这类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时政府就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由管理者变为公仆了。
现实世界中许多政府的毛病都是管的事太多。连美国、欧盟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如此，何况其他。政府为什么改不了这个毛病？问题出在它的动机上。政府总认为自己是公众的代表，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社会更美好——控制房租使更多的穷人居者有其屋，社会就更公平、更和谐。从这种善良的动机出发，依据不完全的信息决策，错了还自以为是。这让我想起了哈耶克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坏的事都是那些动机善良的好人做的。从帮助低收入者的愿望出发，结果是穷人租不到房，或者住在破烂不堪的房子里，正是这种善良愿望引导下得出的恶果。把美国房租管制的事举一反三，可以悟出许多令人深省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