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一个文明毁灭了另一个文明
“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
——《图腾与禁忌》
文明的曙光，按照《圣经？创世纪》里记载的，是亚当与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偷偷吃了智慧果才开始的。在众多人的集合体中，必然存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文明就发展了。人类总是想要造一座通天的高塔，最终想让人类能够登上塔顶，然后灵活地驾驭一切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至这座高塔就永远成了人类文明的终极梦想。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仇恨与屠杀，陪伴我们人类文明前行的步伐，那些血泪写就的历史，已经变成了无数的英雄豪杰们成功的谱系，成为通向高塔的台阶上的一块基石。
历史为鉴，一个延续长久的文明需要多少年？文明总是经过一代代人的认可，经过无数生命的延续在其中交融，文化的积淀才得以形成。然而文明的毁灭却只是在屈指可数的几年间。我们看到了文明的长河，让那碧绿流水的秀色曼妙消失了，让那两岸森林茂密的青青群山与小桥流水的村庄消失了，让那一派自然雅致的生机勃勃消失了，一时间，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
文明如果有生命，她会哭。树倒了，因为这里马上铺了路，在树原来生长的地方，水泥柏油掩盖了一切罪行。人类为了一个文明去毁灭了另一个文明。
对禁忌的违反是个体行动的推动力
自我理想和自我的分离也不能长期维持，需暂时击破，这是可以假设的。加在自我的一切否定和局限中，固定地违反禁忌是一种常规。
——《精神分析引论》
对弗洛伊德来说，文明包括了两种事物：各类物质技术和精神文化的积累和道德宗教社会制度的积累，这就决定了文明的基本特征和文明发展的基本途径：禁忌往往导致理想性。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理想与自我需要暂时击破，即违反禁忌。
很显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禁忌。例如，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所带来的对神灵和祖先的尊敬和畏惧，道德规范导致的不许说谎、禁止偷窃等忌讳，家族、阶级、国家关系中无数的规范，以及在婚丧嫁娶等事务上的风俗习惯等等。各种禁忌都带有时代感和历史感，却都成为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的一种约束而保存下来。
而固定地违反禁忌是一种常规。节日制度正是这一现象的很好的例子。这种节日制度自源头来看正好是法规所允许的越轨，而节日的愉快气氛则是因它们而引起的释放。古罗马的农神节、现代狂欢节在本质上其实跟原始人的节日是一致的，常以各种类型的放纵和对其他时刻最神圣的戒律的侵犯而结束。在节日的庆祝中，恰恰是对禁忌所发起的挑战，而节日制度的确立，表明固定地违反禁忌则是一种常规。
对禁忌的违反往往是个体心理发展及行动的推动力，只有经历了束缚和禁锢之后回归，才是文明的进步。
如果存在双重的道德标准
一个存在双重道德标准的社会，必然不能做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所以只能导致其成员堕落成不顾真理、虚伪和自欺欺人的程度。
——《爱情心理学》
弗洛伊德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双重的道德标准，那么就会因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多样性，导致社会成员不再以统一的标准来规范自己，逐渐堕落成不顾真理、虚伪而又自欺欺人的程度。举例来说，在婚姻生活中，道德是没有双重标准的，如果你坚持恋爱婚姻自由的道德标准，那么人们往往会追逐幸福而不会顾及在追逐幸福的过程中是否破坏了他人的家庭；如果你坚持婚姻感情需要遵循担当与责任的道德标准，那么就会遵循道德法律的规定。道德的标准需要和谐统一，才能真正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评判依据。
《周语》有云：“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放眼世界，世间万物都源自一个“和”字。古人有云：“性命和则生，人物和则清，人天和则灵，无有和则生阴阳，阴阳和则生天地，天地和则生万物。”由此可见，有和才有生命，才有秩序，才有信任，才有合作，才有帮助，才有发展，才有和谐，如此这般，道德有统一的评价标准才会成为普通大众的共识和行为规范。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统一和谐的道德标准一旦深入人心，即使人们的职业、年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都存在差异，但也会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最终必定能创造一个多元化的和谐的社会。
牺牲本能的享乐有助于文化的进步
我们相信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曾经竭力放弃原始冲动的满足，将文化创造起来，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
——《精神分析引论》
弗洛伊德认为，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本能的压抑是文明的基础，个体的自由要求与社会要求的无休止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个人在社会中地位问题的重要契机。弗洛伊德提醒我们防备接受以下观念：“即文明就是日趋完善的同义词，就是人类注定要借以达到完善的道路。”实际上，“人们不可能无视文明的建立要牺牲本能满足到何种程度。文明的存在要预先假定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到何种程度。这种文明的剥夺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因此文明，总是寄希望于个人本能享乐的牺牲。诸多事实证明，文化之所以不断地改造，也由于历代加入社会生活的各个人，继续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享乐。
马卡连柯曾说：“任何一种不为集体利益打算的行为，都是自杀的行为，它对社会有害。”整个历史文化的前进总少不了个体做出的伟大牺牲，南非总统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为了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曾在牢中服刑了27年， 27年的个人自由，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牺牲，然而正是这样的牺牲才使得“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取得成功，他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用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文明的进步源于个人牺牲本能享乐，如何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才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法律从本源上是野蛮的暴力
法律从本源上即是野蛮的暴力，而且即使在今天，如果没有暴力的支持，法律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文明与缺憾》
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民族与民族之间频繁不断的暴力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极其惨无人道的战争，构成了一幅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画卷。
人类采用暴力来解决利益冲突，这与动物界在争斗过程中相互残杀极为相似。既然人已经超出了动物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各种暴力冲突呢？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弗洛伊德找到了答案，谁将成为物品或谁将成为首领的纷争，是由身体力量的强大与否确定的。在争斗的过程中，由武器被用于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到智力的优势开始代替粗野的肉体力量的过程中，争斗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一方强迫另一方放弃权利或者肉体力量。而胜利者不再杀死敌人，而是迫使敌人从事有用的服务，由此胜利者的暴力满足于征服敌人而不是杀死他，胜利者通过野蛮的暴力或以智力支持的暴力获得支配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便诞生了。随着文明的进化，占支配地位的不再是一个个体的暴力，而是一个结合体的暴力。法律作为一个结合体的暴力，制订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防危险，并组成权威机构来保证法律得以尊重。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更为紧密，这是法律的精神支柱。
从暴力到法律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趋势，法律的不断完善才是文明不断进步的归宿。
宗教对不属于它的人总是冷酷的
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
——《图腾与禁忌》
宗教是关乎信仰的，弗洛伊德认为任何宗教，即使是自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姑且不论弗洛伊德本人的宗教观点，从本质上看这恰恰说明了灵魂的归宿所在。
真正的宗教精神只关涉个人的灵魂，与世俗的教派无关。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灵魂中发生危机而求自救，那么无论他怎样救世的热情，宗教始终是外在于他的东西，那么不论宗教是否博爱、是否无所不包，对于灵魂不属于宗教圣地的人们，总会冷酷无情。
古希腊人凭借着本能将自我的灵魂交给了神灵，中世纪人凭借着逻辑将自我的灵魂交给了上帝。现代人用自己的理性扼杀了本能，又用非理性摧毁了逻辑，最终灵魂没有找到安放的空间，只好跋涉在无神的荒原上，任凭风吹日晒，任凭艰难险阻，没有方向，没有慰藉。
宗教本身是根植于人的天性和人生的基本处境的，那决非科学进步和社会改造能够使之消灭的。人生的某种根本缺陷是永恒的，无论何人，只要执意在短暂的人生中求永生，在人生的不完善中求完善，他便已经具有一种宗教倾向了。反之，倘若一个人的灵魂不会归属于任何宗教，那么即使博爱的宗教也会对他冷酷无情。请为自己的灵魂寻得一片净土，那里必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们生活在焦虑的时代
焦虑这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
——《精神分析引论》
著名心理学家Auden曾指出，现代的年代是“焦虑的年代”，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疾病的增加。“壮志因愁减，哀容与病俱。”患焦虑症的人被称为“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焦虑症让人长期陷入到不愉快之中，产生各种模糊的恐惧感，拥有莫名的紧张和担忧，惶惶不可终日。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当今的社会是一座欲望与疲倦并生的社会。岁月的沟坎和重荷，打磨着每个人的肉体与灵魂，生活的时光正无情地刻画每个人的人生。斗转星移，世事的沧桑变化依然给每一个人留下不断演变的纹脉。我们很少感受到幸福的氛围以及幸福感周身荡漾。相反的是，总会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焦虑的气息。
我们也许改变不了环境，但我们可以改变心境，随时保持最佳的情绪，就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时代的汪洋大海。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留下了宝贵箴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忍耐，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现今却总是令人悲哀，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感情的冲动是一种欲望冲动
感情的冲动更接近于基于性本能的欲望冲动。
——《性学三论》
弗洛伊德可谓是看到了爱情的本质。然而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们总是把感情形容的十分美好，于是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文化。其实，这种爱情的赞美是被人们刻意地进行了升华，而 “爱情”和“文化”等等这些词语也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概念罢了。
我们总会看到电视剧或电影里面的那些深入人心的经典镜头，沉浸在爱情歌曲的中那些经典歌词的唯美中，爱情其实绝大多数是以性冲动为基础的、人们的基本的生理需求罢了，是人类欲望的最原始的表征。
当然，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层面进行分析，人们倾向于把爱情描写的非常美好，其实是符合进化论的意义的。人们把爱情描写得更加美好，就解除了人们对性原罪的顾忌，人们不再对这种性冲动产生过分的厌恶，取而代之的是对崇高唯美爱情的期待与追求，这就更有利于人类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结合，更是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繁衍的。
当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冲动是魔鬼”，于是苏轼的这句“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深情劝慰，在中华大地上就回荡了近一千年，人们不再继续成为冲动的俘虏，然而实际上，这恰恰成为对本能的压抑。重新思考爱情的意义，不要试图用冠冕堂皇的头衔模糊了最初的界限。
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控制之中
在人的潜意识里，人的性欲一直是处于压抑的状况，社会的道德法制等文明的规则使人的本能欲望时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
——《弗洛伊德论美文选》
弗洛伊德总是在对人类的文明做着反复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在人的潜意识里，人的性欲本能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而这些压抑的因素恰恰就是社会道德法制等文明的规则，它们将欲望始终控制在理性之中。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一切出于自然的创造者皆好，一经人手却变坏了。”人们创造了文明，然而文明反过来却成了束缚人的枷锁。我们用理性给自己的本能欲望戴上了文明的枷锁，但是打开枷锁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我们所有的本能、所有的性欲、所有的智慧都已经无法摆脱社会道德法制的控制，我们所有那些理性的习惯也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似乎从生到死都无法摆脱理性的修剪与重塑。
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心灵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理性的羁绊，所有的活动只是受本能的冲动。人总是依靠理性和经验生存，而将自身的本能隐藏起来。于是我们从先辈们那里继承了所谓的是非、善恶、真假等观念，这些观念渗透到我们的身体里，融化到了我们的血液中，铸成了我们思想和行动的理性的枷锁，然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察觉。
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有太多压抑，太多理性的羁绊，其实那更是文明的枷锁。迷失在文明的海洋中，释放自己的本能欲望，才是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根稻草。
忏悔是寻求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
不准屠杀图腾和不准与同一图腾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就与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两条罪恶不谋而合，也与小孩的这两个原始欲望互相偶合了。这样一来，图腾崇拜的远古起源，也许就从这个等式中有所发现了。
——《图腾与禁忌》
弗洛伊德指出，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于图腾动物的崇拜往往是对父亲崇拜的一种替代物，但是人们对待图腾的方式已经超出了悔罪的需要。人们往往企图通过与图腾动物这位“代理父亲”的关系，来减轻他们自己的罪恶感，从而在父亲那里为他们自我的性罪恶寻得谅解。
进一步看，图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与父亲订立的“契约”。这种契约允诺给予一个父亲所能提供个他的孩子们所期望的一切——保护、照顾和恩惠；而在他们这一方，他们保证尊重他的生命。而那些图腾宗教起源于这种子孙的罪恶感，起源于企图减轻这种痛苦，而用推迟性服从的方式求得父亲的宽恕，之后所有的宗教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一点上看，图腾崇拜才是一切道德和宗教的起源所在。
巴金在《家》中写道：“他本来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跑到里面去，跪倒在妻的床前，向她忏悔他这几年来的错误。”可见，忏悔成了人类寻求自我救赎的一个有效途径。在图腾崇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忏悔往往只是一种自我开脱的借口。要知道忏悔不是逃避而是担当，忏悔不是死亡而是再生，忏悔不是绝望而是希望，因此希望在图腾崇拜的背后会有新的意义。
信仰实际是灵魂的一种状态
当图腾兽不再成为父亲的替代物之后，这位既可畏又可憎、既受尊敬又被妒忌的原始父亲，便成了上帝的原型。
——《图腾与禁忌》
弗洛伊德在获得了关于宗教的原始形态之后，他明确指出了人类的第一个社会的宗教制度其实就是图腾制度，而图腾制度可以被看做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宗教现象。这其中就涉及信仰的问题。无论是原始对图腾动物的崇拜，还是后来对上帝的崇拜，尽管崇拜的对象发生着变化，但是人类在信仰崇拜的层面上一直是执著的。
关于信仰，我们通常会认为是一种彻底的崇拜，没有丝毫怀疑。然而对待图腾抑或上帝，我们需要保持一个更为清醒的头脑。乌纳穆诺说，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正有一个上帝存在。此话道出了宗教的真相。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不是盲目的信仰者，而是一个渴求者，充满着内心的冲突，他一辈子都在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是真正相信上帝。伟大的基督徒，如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摆脱过怀疑的折磨。
图腾也好，上帝也罢，很多信仰的替代物只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它们由某种东西构成，但随后便超越这种东西。周国平认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你是否信教，信什么教。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主要是看他在精神追求上是否真诚和执著。信仰实际上是灵魂的一种状态，当你的灵魂被这种最高的力量支配着的时候，你就是有信仰的。
心灵的逃亡并非脆弱的表现
心理症的利己本质具有它基本的目的，即逃离不满意的现实而逼近较愉快的幻想世界。现实世界，心理症所逃避的地方，是由人类社会和它所群力造成的习俗控制着。逃离现实，也正意味了逃离社会。
——《图腾与禁忌》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心理症的患者往往对现实感到不满意，继而从心理上逃离不满意的现实而进入到比较愉快的幻想世界中，完成了心灵的逃亡。
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处都充斥着人类社会和它所群力造成的习俗，这些在我们成长、生活的历程中或多或少都成为一种压抑与磨难。当我们厌倦了这种充满压抑的生活时，与其在生活的摧残中丧失生命的希望，不如转一转身，逃离那里，另寻一方让心得以轻松的天地。
三毛，面对现实的种种压抑虽然选择了心灵的逃亡，但她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财富，她的思想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没有心灵的逃亡，就不会有《万水千山走遍》后心灵历程的丰富多彩、《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困惑、《哭泣的骆驼》与《撒哈拉的故事》那快乐的旅程。不要以为心灵的逃亡是脆弱的表现，那正是来证明生命不应该在压抑和打击中默默承受。世界本不完美，对于生命的个体就更不完美，活着的我们能感受她留给我们美好的文字、美好的想象，就已经足够了。
人世间总是纷纷扰扰、尔虞我诈，人类不愿再被现实压抑，那么就背着行囊行走在没有物欲横流的自然天地间，让一切压抑都留在逃避的地方，那才是心灵的逃亡。
人沉迷于权威带来的极度愉悦
集体是一种无限的力量和难以克服的威胁。集体暂时取代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权威的行使者，它的惩罚使个人感到不胜恐惧，最安全的办法是效仿周围的人，甚至可以不惜与豺狼为伍。由于服从新的权威，他可能会丧失以前的“良心”，完全沉溺于因取消种种抑制而自然带来的极度的愉快之中。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
集体，一个令无数人向往的称号，在集体中就意味着拥有统一的目标以及行动力。然而弗洛伊德指出了集体的本质，集体无非是对人的本性进行压抑的另一种力量和难以克服的威胁，集体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权威的行使者，在对人的本能进行压抑的过程中，必然要采取各种惩罚措施。面对残酷的惩罚，人们往往模糊了自我的价值标准，服从于集体的权威，处于危险之中却陶醉其中。这就是集体的真相。当弗洛伊德揭开集体这一新的权威形象那虚伪的面纱之后，面对一切堂而皇之的权威形象，我们更应该有一个理智的清醒的头脑。
在这个急速的年代里，很多人都会崇拜权威，因为在这种对权威的膜拜中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灌注在身体内。不可否认的是，权威的崇拜有其合理性，然而真正的权威不应该成为对本能的压抑，不应该成为个性张扬的绊脚石，而是应该成为前行路上的一种指引。无论是对心理上的满足，还是对心理空虚的一种精神慰藉，权威总会从另一个别样的高度给予指导，，其目的在于引导并非压抑。然而，在这样一个权威泛滥的时代，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何种态度面对集体权威。在批判中吸收才是最好的方法，尼采说上帝死了，人成为真正的自我之后，我们需要尊重性冲动，坚持理性认知与判断。
以毁坏自然为前提的文明将一片荒芜
人类的决定性问题在于，他们的文明发展能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住他们的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对于他们的集体生活的干扰。
——《图腾与禁忌》
关于人类文明，弗洛伊德表达着深深的忧患，他认为人类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以致他们可以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毫无困难地进行自相残杀直到最后的一个人，而这一切所谓文明进程中所引发的不安、痛苦和焦虑的心情都将无法排解。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的本质来自其广义的内涵和根本的目的，而文明存在的本身则体现了文明社会与原始时代、野蛮时代的区别。文明这个词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风俗，这些成就和风俗把我们的生命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命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弗洛伊德指出科技和权力在社会文明总体结构中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他说“人类用其科学和技术发明已在这个地球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未来的时代将在这个文明领域中取得可能更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进步。”当然，文明的发展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对自然的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是否会对人类自身的集体生活有所干扰才是令人担忧的。
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地面沉降严重、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等等问题，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让我们反思。倘若文明是以对自然的毁坏为前提的，那么文明的未来将会一片荒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