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印花税法风波
（第一篇）政治著作
约翰·亚当斯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他更加勤于工作，家庭的责任感使得他开始思考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英格兰清教徒的后代，他对自己所处的美洲的前途有着令人惊奇的预测。由于工作关系，亚当斯加入了一位名叫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大律师发起的法律俱乐部。这个位于波士顿的新的律师组织给亚当斯提供了开拓思路与了解其他律师思想的机会。正是在这里，他在格里德利的建议下开始写作人生中第一篇政治文章，后来，史学家把它称之为《论宗教法规和封建法律》。这篇文章，是亚当斯有生以来第一篇政治著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写作这篇文章时，亚当斯只有30岁，担任律师工作也才两年。
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史学家的重视，与其发表后在当时引起的轩然大波有直接关系。亚当斯在这篇文章里，起初只是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一篇小试牛刀的作品。然而当他发表后，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篇小文被许多人注意并且研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亚当斯的名字开始被更多对美洲政治感兴趣的人们所注意。
一切，都和当时发生的英国对美洲的“印花税法”有直接关系。
十八世纪时，北美英属殖民地人口增长很快，1702年的27万人，到1770年已接近220万人人，大约每过25年翻一番，在美洲的北部，人们从事自由贸易，南部则是大片的种植园区，一片人丁兴盛，事业发达的景象。如此繁荣兴旺的美洲，使得英国开始注意到其中的利益。英国国王曾规定：殖民地的自由居民对涉及他们的立法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殖民地居民的权利得到了部分承认。但是，时间来到乔治三世的时代，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年轻的乔治三世国王血气方刚，他的观点是：“不但要统而且要治。”1763年，英国在与法国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在战争中，虽然美国土著曾与法国一起在东北部共同抗击英军，但是魁北克依旧落入英国手中。但是当以英国人自居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为此庆祝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系列矛盾接踵而来的开始。
延续七年的战争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债务，总计13亿英镑的债务是战前英国外债的两倍。英国当时的胜利导致了两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在美国的殖民者觉得，再也不需要英国来替它出力对抗法国和印第安土著了；另一方面，宗主国英国却强烈感觉需要美国来为它的战争埋单，同时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地体系与由英国陆军和海军所负责的安全体系，也需要资金来维持下去，这些也应该由在美国的殖民者来偿付。英国人原本想在国内解决问题，但加税的要求一提出就引发了一系列骚乱。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海外殖民地，特别是美洲大陆，他们试图从那里筹措殖民地防务和管理开支。其中，英国首相兼财政大臣乔冶·格伦维尔说：“从殖民地取得某些收入是必要而又正当的。”他的提议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
1764年，英国颁布“糖税法”，对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到北美殖民地的所有食糖和糖浆，均要征收高额关税。在马萨诸塞，人们将糖浆加工成郎姆酒，这是当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而新关税将使这些工厂倒闭，进而连累大多数商家。为此，马萨诸塞拒绝交纳任何税款，走私迅速发展起来。英国方面对此有所放纵，也许当时有点顾虑，并不尝试将该条例强制执行，只是对过去每加仑征6便士的外国糖税减为3便士，但撤销各殖民地原享有的某些免税待遇，对输入美洲的外国食糖和奢侈品（如酒、丝麻)收取附加税。
1765年，英国颁布“印花税法”，这是首次出现在美洲英属殖民地的新税种。1765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印花税法”传到美洲殖民地，立刻就引起了骚动，特别是在马萨诸塞。从11月开始，除了私人通信和书籍，几乎所有手写纸张和印刷品，包括小册子、报纸、广告、契据、文凭、票据、合同、所有法律文件、船舶证件，甚至连结婚证书和扑克牌，都必须贴上半便士至20先令的印花税票，有的则要贴多达10英镑。
“印花税法”由英国议会通过，是英国首次试图直接从美洲殖民地征税，以支付法英七年战争的支出，支付殖民地军事力量的给养，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印第安人的进攻。虽然英国当局声称，征收这两种税都是供当地的防卫与安全之用，但此举却没有征求殖民地人民的意见。北美殖民地的每个人都深受影响，人们开始反抗英国的这个新税法。首当其冲的波士顿人民爆发了，他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满。征税员被涂上桐油，浑身粘满羽毛，印花税票被夺过来烧掉，木偶像被悬挂在火堆上点燃，维持秩序的陆军少尉托马斯·哈钦生的妹夫彼德·奥列弗的房子被人们冲击，就像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一样捣得烂作一团。不久，哈钦生自己的豪宅与其中无数油画、银器、瓷器与稀有书籍全被洗劫一空。
根据英国传统，财产是和生命与自由紧密相连的，如没有本人同意或他所选代表同意，无人可以侵犯他的财产。殖民地普遍认为，殖民地的权力来自英王特许而不是英国议会，而且殖民地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因此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直接征税。要征也得殖民地议会说了算。据当时的《波士顿日报》报道说，弗吉尼亚处于“极其惊恐”的状态。8月，波士顿愤怒的群众“像被释放的恶魔”，他们向当地官员安德鲁·奥利弗的住宅扔石头，因为奥利弗被指定负责分发税票；接着他们袭击并摧毁了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房子，误以为是他发起这让人厌恶的税种。
不寻常的一年
1765年的这桩税法事件，使得亚当斯开始在政治上引人注目。就在这一年，他当选为布伦特里的大道勘测员，这是一个他父亲曾经担任的职务。到了1766年，亚当斯又当选为布伦特里的镇管理委员会成员。政治著作加上日益增多的露面机会，让他突然成为公众人物。在他开始出名时，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才刚刚起步。“我永远都不会引人注目，除非某种大好的机会让我释放自己的全部能力”，他曾经这样写道，现在机会来了。“……在兴趣和雄心的驱使下，当然还包括荣誉、感激和职责，我必须为此付出我最大的能力”，他写道，由于一贯诚实坦荡，他没有忘记在其中提到自己的雄心。
亚当斯之所以开始提到自己的雄心，在于他自己对未来趋势的正确判断。当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并拟于11月生效时，亚当斯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在此以前，亚当斯只是把律师当作一种谋生手段，并没有打算投身政治。但当印花税法的消息于5月传至殖民地时，约翰心中浮起了一连串设想：英国如此粗暴地征税，殖民地人民肯定不愿支付，到11月1日时，整个弗吉尼亚将发生什么情景呢？到那时，必定会出现生意都要关门，法院也要关门，律师将无事可做，他的生活前途将告吹。另外，北美殖民地人们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亚当斯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相信整个殖民地民众都会反抗英国的不公正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亚当斯发表了他的《论宗教法规和封建法律》。亚当斯把这篇文章放在《波士顿日报》上，以不署名、无标题的形式发表。约翰·亚当斯在文中几乎没有提及印花税法。全文更像一份他自己的声明，声明他的炽热爱国之情，充分表现出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与尊重。作为从英国迁移至此的殖民地人民的后代，他坚信美洲的自由并非是有待争取的理想，而是根据英国法律规定，通过几代美洲移民的勇气和牺牲早就确立了的一项权利。很多年以后，亚当斯说，远在任何交火、流血事件发生前，革命就已经在美洲移民的思想中开始了。
“记住，无论冒多大风险，我们都要支持自由。我们有权得到它，这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自由，如果不了解它，它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取知识。即使我们本没有这项权利，但我们的父辈们也为我们争取、买到了这项权利，他们为此抛弃了自己的安逸、财产、享乐甚至鲜血。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天赋、不可割让、不能剥夺、神圣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
英国政府明显轻视了北美殖民地人们的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和敬畏。年轻的乔治三世没有意识到，在这块大洋彼岸土地上的人们，会比珍视生命更强烈地珍视自由。其实，早在“五月花”号船民登上这块土地之初，这种精神就以契约的形式被订立下来。
今天，“五月花”号的复制品停泊在马萨诸塞的海湾，在船舱里，摆放着一份文件的复制品，这份文件被称为美国最早的立国文本。“五月花”号上的41位男士在文件上签下了名字，他们是船上的成年男性移民，由于当时妇女没有政治权利，所以她们没有签署。在他们走上新大陆之前，在船上召开了一个会议，并最终签署了这份文件以记录会议的精神。《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写在粗糙羊皮纸的文书，内容很简单，但它开创了一个先例，也树立了一个典范：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行动，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行使统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人民可以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威予以强加。
《五月花号公约》中这样写道：“为了上帝之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人在此签署此文件，并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本着这样的精神，1620年12月25日后的一天，在普利茅斯上岸的“五月花”号船民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参加签约的人组成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自治体，这个自治体具有选举官员、通过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员的权力。从此，北美殖民地的自治意味着一切公共事务必须征得全体自由民的意见，由此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它标志着“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方可实行统治”这一原则得到认同并实施。《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方式和内容，在王权与神权并行统治的时代，暗示了民主政治的许多基本理念。因为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统治下普通民众认可的现状。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五月花号公约》只是此后无数自治公约中的第一个，但它所呈现出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理念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可以说，弗吉尼亚的这种精神成为后来另外12个州竞相效仿的模式，它也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美国精神的先驱。
投身政治热潮
“作者是个年轻人，年纪不会长于33或34岁，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判断力。”住在波士顿的资深牧师查尔斯·昌西看到亚当斯登载在《波士顿日报》上的文章后写信给罗得岛教土埃兹拉·斯泰尔斯时说，斯泰尔斯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校长。“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它为作者带来荣誉，遗憾的是作者并不为人知晓。”
以上就是查尔斯·昌西对亚当斯文章的评价，他所言不虚，这名年青人的文章确实令人印象难忘。在文章里，亚当斯并没有号召人们武装起来或举行更多的群众集会，但他文章的煽动性却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一点也许牧师没有说对，亚当斯已经在那时开始被政治人士所注意。当时，亚当斯已经完全投身到波士顿的政治热潮中，他经常和格里德利、詹姆斯·奥蒂斯、塞缪尔·亚当斯等人会面。在一次次热烈的讨论中，亚当斯不断汲取这些人的勇气和智慧，更加坚定了他投身政治的信心。
仔细观察过围绕在自己周围的这些人之后，亚当斯认为自己的堂兄塞缪尔·亚当斯“最透彻地了解自由的含义”。塞缪尔·亚当斯“对这项事业敏锐而热忱”，为人“一贯正直”，有着“少有的好性格”。萨缪尔·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远房兄弟，他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战斗人士。前者这一支久居波士顿，所以被称为城市亚当斯，后者这一支久居乡间，所以被称为乡间亚当斯。萨缪尔生于1722年，约翰生于1735年，所以萨缪尔不但在年龄上是老大哥，而且在革命道路上也是老大哥。1765年底，塞缪尔·亚当斯在波士顿组织了一个被称为“自由之子社”的秘密组织，他们领导城市居民放火焚烧成堆的印花，抢劫海关官员们的家，并迫使印花代售商辞职。约翰·亚当斯不像萨缪尔·亚当斯那样呼吁人们起来战斗。作为乡下人，他生来就不喜欢波士顿那样的“聚众滋事”，他甚至厌恶这种“对和平的粗暴践踏”。
亚当斯在文章中呼吁人们要团结起来，不向英国当局低头。他在文中写到：“政府统治是件清楚、简单、明智的事情，它建立在自然和理性之上，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受磨难的真正根源来自于我们的怯懦。我们一直不敢思考……让我们敢于阅读、思考、演讲、写作……英国人的自由并非王公、议会的恩赐……我们的许多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像普遍真理一样得到人们的认同，早在当初就确定，甚至早于议会就已经存在……让我们阅读、回忆并铭记我们祖先的初衷和抱负吧，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这不适宜居住的荒野……想想他们惊人的毅力、艰苦的遭遇吧。他们面对饥饿、寒冷毫不退缩，全都默默承受。他们从事强体力劳动：清理土地，修建房屋，种植食物，捕鱼捞虾，而且随时面临野兽的威胁。想想那些文明和宗教原则、那些希望与期待，依靠这些支持，他们才得以度过所有艰难险阻，始终耐心屈从……让我们把这回忆当做自由吧，自由的希望，为他们、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希望，这希望帮助他们战胜了所有的挫折、危险和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