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建立、维持和管理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存在，保证国家的安全，以及给予其国民享受的权力、安全宁静的权力、他们天生的权力和幸福的生活。不论何时，只要这些目标没有实现，人民就有权重组政府，为他们的安全、幸福和繁荣采取必要的措施。国家由自愿的个人结合而成。这是一个社会契约，凭借这个契约，全体人民与每个公民立约，每个公民与全体人民立约，约定为了全体的幸福，所有人都受一定法律的约束。”
在一条旨在防止形成世袭君主制的条款中，亚当斯对弗吉尼亚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作了扩充，他写道：
“除了为公众服务之外，没有人、没有社团组织有权获得便利或者是有别于社会大众的特别的、独有的特权……认为有人生来是地方长官、法律制定者或者是法官的想法荒谬而有悖自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必须交由独立的部门，以达到这是个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的目标。”
另外，在这本马萨诸塞联邦宪法中，有一段的标题是“鼓励文学创作，等等”，在此之前或之后写下的任何宪法中都没有这样的话。虽然以前的宪法从未提过，但亚当斯宣称，政府不仅有“义务”提供教育，还要“珍惜”文学和科学的影响——事实上，包括艺术、商业、贸易、制造业和博物学在内的所有学科。这完全是亚当斯自己的创造，是对马萨诸塞州宪法富有创意的贡献，是独具新意的天才构想。这也宣告了他对教育是良性社会基础的信念，这也是他的清教徒祖先们永恒的信念。人民的权力和自由的生存依靠智慧、知识和美德在昕有人之间的传播。
“要保障人民的权力和自由，必须使他们具有智慧、知识和美德，而这依赖于在全国各地和各阶层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广泛性，在国家今后一段时期，这将是立法者和管理者的职责，他们必须重视文学和科学及其发源地，特别应重视坎布里奇的大学、公共学校及城镇上的语法学校；鼓励创办私人社团和出版机构，为促进农业、艺术、科学、商业、贸易、制造业和这个国家的博物学提供奖励、免除负担；在他们的日常事务中支持灌输仁慈博爱、公共和私人慈善事业、勤俭节约和诚实守时的观念，向人民灌输真诚、好脾气和所有热爱社会和慷慨的感情。”
最后，制宪会议几乎完全通过了他拟定的草案，只有一两处明显的修改。实践证明，他撰写了美国革命中最伟大、不朽的文件之一。到今天。《马萨诸塞联邦宪法》仍然是是世界上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成文宪法。
在法国经历了沮丧和失望之后，这样让他能够重新散发光彩的机会简直是天赐良机。或许，如果在法国没有那些艰难时光、没有失败感，他现在就不会表现得这么好。无论如何，这次努力的结果是亚当斯一生中最令人羡慕、最经得起考验的成就。
（第八节）荷兰人的贷款
再赴法兰西
到了10月，刚刚从失望和紧张中恢复过来的亚当斯接到了大陆会议的来信：几乎是毫无征兆的，亚当斯将作为全权大使重返法国，和英国商谈和平、商业条约。这是一个他没料到的职位。这个决定事实上是一致通过的。“总而言之，我相信，大陆会议对你的人格的尊敬是美国绅士中最高的”，埃尔布里奇·格里写道，知道再没什么比这更能令亚当斯高兴的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亚当斯接到任命后，在第一时间就把自己在法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忘得干干净净。他太渴望为国家工作了，特别是在法国为国家服务。
在一封贺信中，亨利·劳伦斯极力为亚当斯曾遭到的大陆会议的不公平待遇道歉，正如劳伦斯所院的“被无褒无贬地解职了”，但劳伦斯恳请他为了国家接受这项任命。吕泽尔也主动表示，返航的“感性”号可以捎他一程。在波士顿港整修之后，“感性”号很快就要启航。亚当斯马上做出决定，他要再度踏上旅程。
与上次的原因一样，阿比盖尔还是得留下来。但这一次，9岁的查尔斯要和父亲一起走，还有约翰·昆西。约翰·昆西一开始表示反对，说他更愿留在家中，准备考他父亲曾经上过的哈佛。但母亲却不认为这是适合的时机，她建议儿子应该继续出去游历。在一封衷心祝福的道别信中，她以这样经历里蕴藏的巨大机遇说服了他，她把明智的旅行者比作一条河流，水量越大，离开源头越远。“我的儿子，由于在父母慈祥的看护下，你养尊处优，但你应该显出和优势相匹敌的提高和进步。”
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弗朗西斯·达纳也一起同行，亚当斯的私人秘书约翰·撤克斯特同时兼任孩子们的老师。此外还有两个仆人，这样他们一行共7人。再没有什么职位比和谈使者更让亚当斯想出任的了，亚当斯写信告诉吕泽尔恩，但是还有一丝谨慎：“哎呀！想到这份差事的重要性、微妙性、复杂性和危险性，我就觉得自己很不称职。”
亚当斯没有幻想过和平近在咫尺或者是自己有捷径可走。如他在信中坦白告诉大陆会议新主席塞缪尔·亨廷顿的那样，因为这么多事都与此相关，他现在甚至比第一次去法国时感觉更痛苦。这样，回家3个多月后，亚当斯又在横渡大西洋的路上了。风向很好，他11月15日在“感性”号的甲板上写道。孩子们在这儿表现得很好，他宽慰他们的母亲说。她的“面目清秀的”查尔斯“像石英一样坚强”，“能像小说主人公一样讲法语”。“他是个令人高兴的小伙子，我非常爱他”。
就像上一次赴法的旅程一样，亚当斯一行仍然遭遇了太多想不到的磨难，甚至比1778年的那次更加好事多磨。他们离开波士顿才两天，“感性”号就遇上了猛烈的东北风，船出现了一条裂缝。在修补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船员们只好用抽水机昼夜不停地抽水，但漏水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恶化。
好在洋面上一直没看见英军巡洋舰的踪影，对亚当斯来说，那是比暴风雨可怕百倍的最坏的恶魔。第二个星期，“感性”号又遭遇强风暴，海面澎湃起伏，西北风一直吹个不停。在狂风呼啸中，“感性”号只能挂着前桅帆坚难地前进。“一阵非常猛烈的大风”，亚当斯写到，为了做记录，他不得不手脚并用趴在舱房的地板上。
风暴过去后，船体的泄漏情况再次加重，必须用两台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工作。所有人都参加了这项持续不断的工作，其中也有乘客，包括约翰·昆西。情况令人担忧。如果遇到另一场风暴或遇到敌人，船长解释说，他们根本没机会脱身。惟一的办法是在最近的港口停靠，向西班牙前进，“谨慎地张开这艘船能够承受的所有的帆”。
1779年12月8日清晨，实在无法坚持的“感性”号抵达了位于西班牙西北角的埃尔费罗尔。这是比任何人们想象得到的港口都要近的停靠点。在埃尔费罗尔下锚后半小时，抽水机一停下来，船舱里的积水就让人瞠目结舌。“我们又一次死里逃生”，亚当斯在海岸上这样开始一封给阿比盖尔的信。“再来一次风暴就很可能让我们葬身海底”，约翰·昆西告诉母亲时补充说。
考虑到船舶修理需要连续几星期，亚当斯要求开始办理陆路通过手续。他不愿意就这样被打等待。周围有人劝他正视糟糕的天气和崎岖的陆路，但他不能容忍像以前在法国那样静静等候，听任环境和被别人的安排所控制。他决意要走，有关困难的话对他几乎没有作用。事实上，对于亚当斯这种性格的人，这样的话只会促成他做出决定。
从他们登陆的地方到巴黎，足足有1000英里远。他们要穿过西班牙东部、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达法国边境。这几乎是最难走的路途之一，亚当斯被警告说，在冬天尤其如此。但“天气、道路和住宿条件如此不利，人们认为我不可能在30天内到达巴黎”，他写信向大陆会议主席塞缪尔·亨廷顿解释。“但如果等这艘三帆快速战舰修好，那可能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决心充分利用陆路。”
12月15日天一亮，亚当斯、他的儿子、弗朗西斯·达纳、约翰·撒克斯特、仆人、西班牙向导，还有两个“感性”号上的美国人一起出发了。他们骑在骨瘦如柴的骡子上，约翰·撒克斯特指出，这看上去就像《堂吉诃德》中的场景，而后来证明，这次旅行确实是堂吉诃德式的。也许有人会注意到，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愿意在冬天翻越比利牛斯山，并且这个人还是地位很高的人。
旅途开始之前，亚当斯就已经精疲力竭。从登陆以来的那个星期开始，他几乎没有一夜睡着过，跳蚤和臭虫的骚扰如此厉害，他称它们是西班牙的“休息的敌人”。他们在拉科鲁尼亚购买给养。三辆古老的大篷车——笨重、颜色鲜亮的两轮马车——也加入了他们的车队。它们的皮椅撕裂了，破损的马具用绳子和麻线连起来，这些马车由脖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铃铛的骡子拉着，更显得不同寻常。从拉科鲁尼亚开始，他们沿途经过曾经是加利西亚王国都城的贝坦索斯、卢戈、阿斯托加、布尔戈和比尔巴鄂。“这儿有我所见过的最多的狂野、不规则的山脉”，亚当斯写道。但道路比他想象的还要糟，布满石头、险象环生，因此他们在旅行途中大部分时候都必须步行。
“今天没什么值得写的，除了一直爬山”，约翰·昆西在12月31日写道。还有一天，他们走的路“几乎是垂直的”。在父亲的鼓励下，这个男孩开始记日记，这成了一项他终身坚持、持续68年的习惯。
虽然路途艰辛，但更加令亚当斯感到难过的还是他的沿途所见。西班牙人的悲惨处境令他感到非常震惊。“路边客栈肮脏不洁，厨房和马厩的每个地方都弥漫着烟雾，房间里也烟雾缭绕……让人难以看清楚东西，呼吸困难”，亚当斯在一家客栈写道。“骡子、猪、家禽和人住在一起”，亚当斯这样描述乃一晚的住所。所到之处，他都会看见贫穷和悲惨，人们衣衫褴楼。“除了教堂没什么能看得上眼的建筑，除了教士就没有胖人了”，他难过地写道。
有些天下雨、起雾，有时还下雪，山势无止境地增高，山峦就像“起伏的海面”。孩子们因为着凉而生病。弗朗西斯·达纳病得如此厉害，以致于人们怀疑他是否还能继续旅行。“我们一边走一边喘，打着喷嚏，咳嗽，好像更应该上医院而不是住路边客栈”，亚当斯写道，他自己也变得筋疲力尽。这是他经历过的最糟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在一封从毕尔巴鄂寄给阿比盖尔的信中他承认，选择陆路是自己犯下的大错。
尽管当时西班牙宫廷根本没兴趣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但他们沿途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作为法国的同盟军，西班牙已经参加了对英国的战争，因为此，在经过一座座城镇时，亚当斯及其同伴遇到的殷勤接待和友好欢迎仍是其他政府代表未曾有过的，他本人骄傲地描述了这些场景。
在一个月之后，亚当斯一行终于在178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跨过了位于圣强德卢兹的边界，在天黑前到达了巴约纳。离开了西班牙，他们信心大增，继续乘着驿马车前进，几天后就到了波尔多。他们不顾大雾和结冰路面的阻挠，在2月9日抵达了巴黎。虽然旅途使所有人都疲劳，但大家还处于“尚好的”健康状况。当时离他们从埃尔费罗尔出发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3个月前他们启航离开了波士顿。一封充满担忧的阿比盖尔的来信已经在黎塞留大街的德瓦卢瓦寓所等着他，亚当斯打算这次住在这里。
到达巴黎之后，亚当斯一点时间都没耽误，第二天一早就给孩子们在位于帕西的住宿学校报了名，接着去拜访富兰克林。紧接着，在富兰克林和弗朗西斯·达纳的陪伴下，亚当斯在凡尔赛宫“有幸谒见”年长的法国首相让—弗雷德里克·费利波·德莫勒帕。亚当斯还要会见法国海军大臣加布取埃尔·萨尔迪纳，以及非常重要的外交大臣维尔热纳伯爵。
根据富兰克林的估计，法国宫廷对美国事业的“倾向”再有利不过了。第一次讨论结束后，亚当斯对此的看法甚至更为乐观。在一封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重点指出，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位法国外交大臣表态“如此坦率、明白、坚决”。最令人鼓舞是，他们谈到了法国的海军支持，就自己听到的所有内容而言，他变得更加乐观了。法国最大的舰队还在准备航行。罗尚博将军指挥的4000多名士兵很快也要出发。
“现在看来，法国宫廷每天都越来越相信这项好决策，而事实这正是精力充沛地投入美国战争所需要的”，亚当斯告诉詹姆斯·沃伦，“他们因此做了大量准备，决心在战争中保持明显优势。”
令人恼火的是，维尔热纳对亚当斯的使命表现出明显的不悦。亚当斯主动写了一封信解释，说自己被大陆会议选为全权公使，负责与大不列颠协商和平协议和商业条约。大陆会议希望，为了节约时间，必须有一位得到授权的美国特使呆在欧洲，以便有可能实现和平的时候能与其他强国的大臣们谈判。更重要的是，大陆会议和他都希望，没咨询过路易十六陛下的大臣们的意见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2月15日的回信中，维尔热纳坚持说，由吕泽尔恩接任的法国驻美大使康拉德·杰勒德回到巴黎、解释清楚大陆会议给亚当斯的指示之前，他对此无话可说。与此同时，亚当斯被告知：“为了谨慎起见，你应该隐瞒自己最终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必要保持警惕，保证你的使命不为英国宫廷所知。”
亚当斯非常惊讶，觉得自己被深深地侮辱了。他解释说，自己所受指示与杰勒德无关。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英国还不知道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伦敦的报纸已经报道了他到欧洲的消息，还报道说，他来“听取并接受任何”来自英国的“和平建议”。“维尔热纳伯爵在（向英国)传达我的权力时表现出的微妙方式和我的思维方式不太协调”，亚当斯写信告诉大陆会议。如果能够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他会采取“更为大胆的计划”。但在这个法国外交大臣的指示面前，他几乎没能做什么。对此，富兰克林没有表示要提供帮助，亚当斯也没有提出过要求。就像三人使团的时光重现一样，亚当斯满怀希望的来临，却又一次在欧洲闲着无事可做。虽然没有大陆会议的消息，亚当斯仍然决心使自已有所作为。如果没有别的事可做的话，他还能写作——亚当斯总是在写作。别的人或许会放松一下、等待良机，正如别的人会在埃尔费罗尔等待修理船只，而不是奋力走向西班牙的山脉。
以笔为枪
在弗朗西斯·达纳和约翰·撒克斯特的帮助下，亚当斯抛开受冷落的现实，决心增加欧洲人对美国事业的了解。他写了大量信件、报告和供报纸刊用的文章。在维尔热纳的准许下，亚当斯成立了自己的信息及宣传办公室。他开始给—家名叫《法兰西水星》的周刊提供匿名稿件，另外，亚当斯还专门为英国新闻界写文章，交由一个在伦敦的叫埃德蒙·詹宁斯的人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