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10月25日，亚当斯首次在日记中提到杰弗逊。他记录到杰弗逊跟随杰出的乔治·威思在威廉斯堡学了5年法律。他的这些经历给亚当斯留下了好的印象，亚当斯认为威思是大陆会议最能干的人之一。在捍卫美洲人权利方面，杰弗逊和亚当斯一样，都是不可动摇的积极行动者。杰弗逊对家庭、亲人和故土的专注决不亚于亚当斯。他们身上都带着出生地的明显特征，谁都不承认世界上有比自己“祖国”更好的地方。虽然谁都没有真正见过其他地方。亚当斯从没到过费城以南的地方，杰弗逊也没有去过纽约以北的地方。说到“我的祖国”时，杰弗逊通常指弗吉尼亚，亚当斯则指马萨诸塞。他们—个以身为弗吉尼亚人而自豪，另一个则以是个北方佬为荣。两人对文字、书籍和学问的热爱、在大陆会议的代表中无出其右。他们两人同样阅读广泛，同样学识渊博。其中一人最喜爱的作者名单可能也适用于另—人。
除掉对美洲和书籍的热爱，两人在其他方面有着显著不同，这些差异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他们的暮年都没有改变。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实在是太不相同，事实上，地域对人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个新英格兰海边农场上长大的人和一个像杰弗逊这样的有可观财富的人差别毕竟太大。杰弗逊认为自己算个有钱人，像个有钱人那样生活。他也继承了大量的债务和更多的奴隶，但在当时的弗吉尼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整个经济和生活都依赖于奴隶和债务，烟草种植主特别依赖奴隶的劳动以及用来年收成作为抵押、从英国债主那儿借来的钱。约翰·亚当斯则恰恰相反，没有任何债务和奴隶，他终身对这两者都深恶痛绝。
杰弗逊生来就享有他父亲彼得·杰弗逊积蓄的可观财富，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拥有广大的土地和人数众多的奴隶。如果说亚当斯作为一名律师，无法容忍任何不公和有碍行使自由权利的行为的话，杰弗逊对于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的保护也显得同样真实。
亚当斯认为杰弗逊是他在费城的被保护人；亚当斯在辩论中表现出的清晰的条理和勃勃的生机，以及“可靠的头脑”给杰弗逊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因此把亚当斯看作自己的导师。他们在委员会一起工作，杰弗逊到来几周后，工作节奏加快，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们每人都意识到另外一人对共同任务的重要价值。杰弗逊敏感地觉察到亚当斯在大陆会议的资深地位，或许也是为了满足亚当斯的虚荣心，杰弗逊对他一直都恭恭敬敬。
在会议上，亚当斯起初把杰弗逊看作了同道中人，但很快他就变得失望了。对于亚当斯来说，他说的毫无疑问就是他所想的；而对于杰弗逊，他说的话却总有些不明不白之处。私下谈话时，杰弗逊“精神焕发”，大陆会议开会时，他却和富兰克林一样，很少说话，即使偶尔说话，他的声音也小得几乎听不见。他很少反对一个观点，或当面表示与别人意见不同：“永远不抵触别人”。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憎恶争执”，回避政治中的异议，极力躲开任何形式的对抗。他似乎要使自己的一生不遇到一点阻力，在安静和乐观中慢慢度过。许多年后，亚当斯仍然困惑于杰弗逊在费城表现出的被动，他声称：“大陆会议期间，我一直坐在他旁边，却从未听到他连续说出三句话。”
杰弗逊性格中有其独特之处，他性子比较慢，决定自己的独立观点时，他比亚当斯谨慎、矛盾重重。在对待英国当局的态度上，他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1775年8月，杰弗逊写信给亲戚约翰·伦道夫，说自己“心怀喜悦，渴望和大不列颠的和解”。他渴望“回到幸福年代，那时候，一直事务缠身，我可以完全退出公众生活，在家庭生活的安逸和平静中度过余下的日子，摒弃后来的欲望，无论听到世上发生什么事情。”但在同一封信中，他宣称“与其屈从于英国议会赋予我们的权力——最近的经验显示这些权力都被如此粗暴地行使——我宁愿亲手将这个岛国沉入海中”。
到了1776年春天，当美洲与英国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之际，杰弗逊独立的决心毫不亚于亚当斯。也正是因为他们对独立的共同热情、同样全身心投入美洲的共同事业，这两人才能以一种互相尊重、彼此合作的精神全神贯注于共同目标，全然不顾他们之间明显的不同之处。
在困惑的同时，亚当斯根本不可能像富兰克林那样温和、平静；也不会像杰弗逊那样沉默和文质彬彬。他是一位斗士，在事关捍卫美洲权利的事情上，亚当斯知道当机会来临、自己应该挺身而出扮演领导角色时，他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即使在前方有太多阻难和挫折，他也会像唐吉珂德那样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
与迪金森的较量
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真正坚定拥护独立的只有新英格兰人，马萨诸塞的五名代表除了亚当斯本人，还有约翰·汉考克、罗伯特·特里特·佩恩、塞缪尔·亚当斯和埃尔布里奇。他们都一致表现出对独立真正的热情。其他中部和南部的代表们则各自有各自的立场，随着会议议题的不断深入，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也进入了较量的阶段。当英军的部队节节逼近时，形势的日益紧张令代表们更加难以统一意见。在不断展开的会议论战中时有惊人之举发生，热情好辩论的亚当斯和“亲英派”约翰·迪金森的直接较量就是其中最激烈的争斗。
约翰·迪金森是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的代表。宾夕法尼亚州代表团是反对派的堡垒，他们的代表都希望最终和英国达成和解而不是用武力的手段。约翰·迪金森在他们中间倍受尊敬，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生性小心、保守的迪金森是个出众的角色，他身材高挑，口才出色。他早期写过一本描述英国恶毒政策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名为《宾夕法尼亚州一农民致英国殖民地人民书》的书籍使他成为殖民地的英雄。他的名字被到处传颂，尽管他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个朴实的庄稼人。迪金森出身富贵，在特拉华州的一个庄园长大，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照顾。青年时代，他在伦敦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后在费城开业，并在那儿迅速成为同行中的拔尖人物。之后，他娶了一个贵格教徒的女儿，并继承了其岳父的遗产。迪金森生活铺张，喜爱奢侈。他经常乘坐四轮大马车穿越城市，马车由穿着制服的黑人奴隶驾驶。他自己的房子坐落在粟树大街州政府的斜对面，其巨大和奢华即使是他的妻子也觉得这所房子太大、太浮华。
迪金森曾经希望给亚当斯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他也做到了这点。第一次大陆会议时，亚当斯被邀请到费尔山迪金森的乡村别墅参加晚宴，他被深深地吸引了。迪金森“有着美好的心灵，国家的事业有赖于此”，亚当斯这样写道。一开始，亚当斯担心，大陆会议的愤怒情绪对这个外表瘦弱的人实在太过分了。虽然当时深受痛风病折磨，迪金森还是担任了费城一个军营的上校职务。他成了亚当斯一直渴望成为的“政治士兵”。但迪金森一直以毫不亚于亚当斯的决心告诉大陆会议，仍然有很大的可能用和平手段解决当前危机。他并不是个亲英分子，原则上也不反对独立，他只是坚持说，现在不是做出如此危险、不可变更的决定的时候。
莱克星顿、康科德事件，尤其是彭希山战役之后，迪金森仍然坚持说向国王请愿是恢复和平的必要手段。迪金森和那些反对独立者仍然希望这次危机能有个解决方法，坚持说还有可能和解，继续等待英国派出的和平使节。亚当斯对此极为愤怒，坚决抨击类似这样的行为。在大陆会议发表演说时，迪金森警告新英格兰的代表说，要是排斥恢复和平的可能性，他们就是“昏了头”。亚当斯立刻站起来激烈反驳他，驳斥他的软弱立场。两人争吵得非常激烈，各人都指责对方是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争吵持续了很长时间，迪金森在亚当斯的义正词严之下渐渐变得急躁，以致于亚当斯离开会议室时，迪金森还冲了出来，在屋外和他争论。迪金森愤怒地责问：“亚当斯先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新英格兰人反对我们的和解办法？”“你瞧，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们的和平计划，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和你们新英格兰人断绝关系，然后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开展反对独立的行动。”迪金森此时已经有些恼羞成怒，他“霸道”的语气深深激怒了亚当斯。尽管如此，亚当斯仍然平静地回答说，为了团结和睦，他仍然可以协商调和，威胁对他根本没用。
亚当斯在后来几年回忆道，其实在到达费城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那天，马萨诸塞州代表就收到了某些人的警告。本杰明·拉什、托马斯·米大林和费城的其他两三位爱国者骑马出城欢迎马萨诸塞州代表。在一个名叫法兰克福的乡村小酒店的密室里，这些新英格兰人被告知，他们“被怀疑在考虑宣布独立”。有人认为他们太狂热，他们绝不能在大陆会议中挑头。他们还被提醒，弗吉尼亚是殖民地中最大、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州，这些“非常骄傲”的弗吉尼亚人认为他们才有领导的权利。
依照亚当斯的说法，这些建议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结果乔治·华盛顿才被选为军队总指挥。对所有人，即使是反对独立的其他人，亚当斯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礼貌。这也证明，必要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有礼貌、自制力甚至是有耐心的模范。
亚当斯记录说：有一天清晨，迪金森和他在路上相遇，两人擦肩而过，彼此的距离“近得足以碰到对方的胳膊肘。”“但从我身边经过时，他动都没动—下自己的帽子、脑袋和手。我向他鞠躬，并摘下了帽子。他非常傲慢地从我身边经过……但我决意要鞠躬，这样能知道他当时的心情如何。”从此以后，亚当斯和迪金森成为陌路人，见面既不交谈也不互相示礼。在迪金森的影响下，其他人也拒绝和亚当斯讲活，大陆会议和整个城市似乎都对亚当斯怀有深厚的敌意。连续几个星期，亚当斯遭到人们的排斥，人们回避他就像“躲避一个麻风病患者”。亚当斯独自走在费城的大街上，“几乎成为所有人蔑视和憎恶的目标。”尽管这样，亚当斯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他一如既往地大声疾呼——美洲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成为一个新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