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后，共产党的部队相继占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九江、南昌、安庆、金华、上饶等城市，以及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浙江全部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的部分地区。
人民解放军的战线，正在以迅猛之势向中华大地的南部和西部推开。
要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就要以连续作战的精神，以兵贵神速的干劲，以勇追穷寇之豪气，一鼓作气，全面出击。
中央部署：
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
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
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
第四野战军，先取广州，解放中南各省；
华北军区，攻克太原，解放华北全境。
时不我待，我各部大军，不分先后，早已如弦上之箭，倏然而发。
刘邓要率第二野战军奔赴西南了。
刘邓告别了陈毅。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刘陈邓并肩作战，第二、第三野战军并肩作战，打胜了淮海战役，打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解放了上海。
毛泽东曾说过，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而是一个质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数学公式是：1+1＞2。
父亲说：“这个质的变化，一开始就体现在扩大中原局，调陈毅来当第二书记。特别是淮海战役前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刘陈邓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亲自对我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任务。”
总前委的使命完成了。刘陈邓的二、三野战军又要分开行动了。
根据进军大西南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解放大西南的任务，落在了第一、第二野战军的肩头，由二野从东向西，由一野从北向南，两路出击，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全部消灭。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进军，开始进行川黔作战。
是日，南京城内，各界人士，热烈欢送刘邓大军向西南出征。
进军大西南的作战，开始了。
刘邓总部于10月23日到达郑州。
28日进驻武汉。
要打大西南，核心是要拿下四川。
因为四川乃是大西南的心脏。
蒋介石再次披挂上阵，亲自到重庆坐镇。
国民党以四川为其防守重点。川东、湖北、贵州一带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且有白崇禧十余万人，因此蒋介石判断，共军主力不会由东入川，而会由北向南推进。
蒋介石的判断又错了。
刘邓先是作出佯动，假示大军要由郑州向西动作，实际已令陈锡联的第三兵团从东直入川东地区；杨勇的第五兵团向南迂回，进入贵州，切断敌人南逃后路。
刘邓大军从东西五百公里的地段的突然多路进击，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也正是所谓的兵败如山倒。
国民党部队已溃不成军，只有夺路逃窜一条路了。
这国民党军逃命可也是逃得真快，原来中央定的我军稳健进军的方针，也“稳健”不行了。敌军跑得快，我军必须追得更快！
我军冒着阴雨，踏着泥泞，爬高山过丛林，不顾休息，不顾吃饭，争先追敌，神速地切断了川军向南撤退的退路，并已将战剑直指重庆、成都。
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拿下重庆，等于摘取了大西南的皇冠。
蒋介石不久前还在重庆督阵，这会儿，他已经非常识时务地携军政大员们飞走了。
11月30日，陈锡联三兵团轻取重庆。
重庆失守，蒋介石又令其部队撤至成都地区。
刘邓下决心，将蒋介石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歼于成都盆地。
12月20日，我军完全截断了胡宗南的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袋形包围，由杨勇统一指挥。
胡宗南曾在陕北骄横一时，而如今，已成为笼中困兽。他手下的数十万之众，也已军心大乱了。
胡宗南抛下他那已陷于绝望境地的众兵将，坐飞机只身逃跑了。
12月27日，成都之敌为刘邓大军全歼。
成都宣告解放。
这时，在云南的滇军宣布起义，陈赓第四兵团解放云南全境。
此后，陈赓又率第四兵团在四川西昌地区歼敌一万，致使残存于西南地区的蒋介石正规部队全部肃清。
在大西南，只有最后一个地区还未解决了，那就是西藏。
1950年1月31日，西藏班禅堪布会议厅致电毛泽东、朱德，反对拉萨当局背叛祖国的行为。
毛泽东授命刘邓大军，担负起进军西藏的任务。
1950年10月，我军用十八天的时间，在西藏东部大门昌都发起战役，歼灭藏军五千七百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在我对西藏各界人士多方工作和和平诚意的感召下，西藏地方当局决定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京，和中央政府代表谈判。1951年5月23日，谈判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8、9月，刘邓的部队开始向世界屋脊进军。
他们攀越了十余座雪山峻岭，跨过了许多条怒涛激流，穿过了壮丽的原始森林，走过了无边无际的草原沼泽。他们不畏气候严寒，不怕空气稀薄，踏着千年积雪，终于10月、11月间进入了西藏的首府——拉萨。
西藏，是一个宗教习俗极其浓厚的地方，而且还处于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相交织的时代。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不住民房，不进佛堂，不借民具，宁愿风餐露宿，宁愿日晒雨淋，把铁的纪律和保护尊重民族、宗教习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时，他们还积极与各界人士接触交流，给缺医少药的藏族人民看病治病。
解放军严明的军纪，民族平等的作风，打动了西藏人民的心，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情欢迎。
解放西藏后，人民解放军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立即开始进行勘测和设计，要在世界屋脊上修筑第一条公路——康藏公路。
西藏和平解放了，中国大西南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刘邓大军以勇猛不可阻挡之势，行进二千余公里，光荣而又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任务。
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残余部队九十万人，消灭盘踞在大西南无恶不作的土匪九十万人。
在刘邓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的同时，我第一野战军解放了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
第三野战军进军华东南地区后，解放了福建及东南沿海大部分岛屿；
第四野战军解放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中南地区；
华北军区解放华北全境。
东西南北中，从此中华归于一统。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实践了他们的诺言：用战争的手段，最终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
几千年以来，二十五次朝代更替，数不清的烽烟战火。
中国的江山，改朝换代，从来都是用武力夺取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的历史法则。
历史是无情的，无情得令人为之不寒而栗。
历史又是有情的，在好一番天旋地转之后，历史，又终于把掌握它的命运的舵轮，送到了人民的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同于四千年中任何的一次封建帝王式的改朝换代，它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这个在世界东方沉睡了多少年的巨龙，苏醒了。
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面貌焕然的中华民族，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曾几何时，中国人被人耻笑为男人梳着长辫，女人缠着小脚的弱小民族；曾几何时，中国人被人无比蔑视地称为“东亚病夫”；曾几何时，中国人自己都看不起中国人，漂洋过海地去异国他乡，只为找口饭吃……
何其幸哉，这一切，这一切的屈辱，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共产党人，和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挺起了腰杆。
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全靠我们自己！
脚下的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这路，走得壮丽，走得豪迈。
这路，还刚刚开始。
这路，还十分十分的遥远，十分十分的漫长。
这路，还要靠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但，这路，毕竟是向前走，笔直地向前走。
1949年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举行进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的入城式。
重庆人民男女老少，各行各界，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夹道欢迎仪式。
12月8日，刘邓率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
在此之前，中央命令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
在此之后，中央命令成立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为主席。
再继此之后，中央命令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
全中国，共分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华北、东北六大区域。
西南的工作，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主持。
刘邓大军驻扎在大西南了。
这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从西北高原，走进晋冀鲁豫战场，经过中原大战，挺进华东战线，最后，一直打到大西南。
这支部队，在刘邓亲率下，从太行山，跃进至大别山，又从大别山，最终一跃而上喜马拉雅山。
这支部队，先后歼灭国民党军二百三十万人，消灭土匪一百余万人。
这支部队，为中国革命，为伟大而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现在，这支部队，拥有六十万的精兵强将，据守着六千万人口的西南一隅。成为人民军队中战功显赫，声威大振的一支劲旅。
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中，许许多多人被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将领，被选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行政要员。
这支部队的政委，邓小平，是用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平和的口吻来形容这支部队的。
他说：“不务虚名，注意内部团结，这种作法贯穿到二野部队整个作战过程中。所以二野内部是非常协调的。各纵队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更下层一点，彼此关系都是很协调的。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具体的战斗行动。有的战斗是陈再道指挥的，有的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有的战斗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杨勇、苏振华指挥的，还有的是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采取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一个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信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锻炼指挥员的能动性很有好处。”
他说：“总的来说，在战争中二野挑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就是这么个历史。苦头吃了不少，但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平平淡淡，就这么几句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任何的骄傲和自夸。
就好像一个老人，在给后人们讲点什么故事。
言无重话，语不惊人。
但是，其中所具有的内涵，其中所包括的艰难与辛苦，其中所含纳的功绩与荣耀，其中蕴藏的激情与壮烈，又怎能用三言两语所能叙说得完，讲述得清？
刘邓夸奖的是他们的部下。
而刘邓的部下，敬重的是刘邓。
在我为了写这本书而进行的采访中，那些现在都已白发苍苍的老将军们，言谈之中，无不对他们的刘邓首长充满真挚的深情，充满无限的崇敬，充满衷心的爱戴。
刘邓的部下，为有刘邓这样的首长，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和这些二野老战士的交谈中，我时常为他们的那种真情所感动所激动。
有时，仿佛，我不是在采访他们，而是和他们一起在行军，在打仗，在完成刘邓交付的艰巨使命。
是啊，从初上抗日战场，到解放大西南，十三年的战斗生涯，整整十三年的时光，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段短暂的时光，更何况，那十三年，还是那种充满了腥风血雨，充满了悲壮艰辛，充满了胜利与荣耀的十三年。
凡参与其间者，谁，能够忘记呢！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
有人说，时间可以磨掉一切人生的痕迹。
但，却磨损不掉在人们心目中那高高耸立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