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父亲用他那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我：“跟到走！”
每一个经历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都有许许多多的关于长征的回忆，都有说不完的关于长征的故事。
可是，父亲却只有这么三个字！
不过，父亲讲的倒是大实话。长征开始，他那顶“右倾错误”的帽子还没摘，后来一直又没有任军事要职。再说长征嘛，二万五千里，本来就是走过来的嘛。
父亲自己不说，我只好又去东打听西打听，最后总算掌握了他在长征过程中的一些轮廓。
1934年10月，父亲随总政治部机关一道，开始了长征。他主编的《红星报》，因为行军的关系，改成手写油印。
父亲随着中央纵队，过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到了贵州的黎平，到了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上旬随中央进驻了贵州遵义。
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父亲是“跟到走”的。
跟着走的同时，在紧张的行军战斗中间，从10月20日至1月7日攻占遵义，他克服种种困难，编印了七、八期红星报。
到遵义会议前，1935年1月初，父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父亲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是因为在到达遵义前，绝大多数军内和党内的高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领导强烈不满，毛泽东被排斥领导的状况开始转变。那时，有很多的高级干部频繁地到毛泽东那里，向他反映情况，与他交换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已日益增大。
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后，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险境之中。
第二次是在长征面临重大转折之前。
就任中央秘书长不久，父亲旋即参加了遵义会议。
在会上，博古首先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报告，其次由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长篇发言，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等错误作了尖锐的批评。会上，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父亲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地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
遵义会议后，父亲随部队四渡赤水，再渡乌江。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那种和敌军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
父亲的意思是说，强大的敌人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昏头转向地团团打转，结果反倒被红军一再重创。大猫想捉小老鼠，反倒被小老鼠着实地捉弄了一番！
听完父亲的比喻，我大笑了一番。
这笑，一是因为，父亲的比喻生动而又形象；二是因为，父亲的这点“灵感”，应该归功于他的孙儿孙女们。因为我的女儿羊羊和我弟弟的儿子小弟，总喜欢在爷爷的屋子里看动画片“猫和老鼠”！
1935年5月初，红军主力从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
当时，前有激流恶水，后有敌人追兵，红军想方设法，在皎平渡搜来七只小船，三万五千人经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
当时的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率部在龙街渡几番设法渡江不成，遂奉命率部到一百二十里外的皎平渡渡江。他回忆道：
“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
“‘队伍来了没有’？
“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
“我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个崖洞里观望渡江部队。听说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观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1991年初冬，我去北京西郊李老将军的驻地探望他时，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告诉我：“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你的爸爸，知道红七军。这次过金沙江是第一次认识你爸爸，以后，我们就熟了。我以后在他领导下打了好多年的仗！”八十七岁的李老将军头发白了，眉毛也白了，他笑得非常非常的慈祥。
过了金沙江后，红军继续向北。先经彝族地区，再过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乃是清末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渡河不成导致败降之地。整整七十二年后，英勇的红军先以十七勇士凭一叶小舟强渡大渡河，再以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三万余红军神兵般地从铁索桥上飞渡而过，粉碎了蒋介石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父亲说过，在遵义会议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许多次会议各军团的军事首长都来参加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会议就是5月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召开的一次会议，那次会议开了两天，主要是批评林彪。
父亲告诉我，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就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红军长征的路途上，过了危险，还是危险，一路险象环生。当然，如果不是有着这些非人所想的艰难困苦，长征，也就不会最终成为一首壮烈的史诗而永载史册。
才过大渡河不久，红军又遇上了千年雪山。
这是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名叫夹金山。
夹金山山势巍峨，终年积雪。人行举步艰难，马行山陡无路。山顶空气稀薄，以至于不能坐下休息。因为只要一坐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们的红军战士，长期征战，人不能饱食，衣仅可蔽体，要爬过这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体力和御寒能力都相当的差。一些红军战士，就从此一坐不起，长眠在夹金山的千年白雪之中了。
父亲说，在过雪山之前，他的马死了，所以，过雪山时，别人还有马尾巴可以拉着借劲而行，而他，却是真正地一步一步地爬过这千年雪山的。
现在，在夹金山上，人们为纪念当年红军的这一壮举，竖立了一座金色的纪念碑。这座金碑，头顶蓝天白云，下踩千年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那金色的反光竟可以照射几十里之遥，成为一大奇观。今天，当人们看到这座金碑，仿佛就能看见当年红军战士在皑皑白雪上踩出的那条曲曲弯弯而又绵延无际的道路
过了雪山之后，红军到达了当时四川最西边的懋功。
6月14日，红一方面军和从川陕根据地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红四方面军原在湖北、河南、安徽交界地区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蒋介石的重兵“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经过千辛万苦，浴血奋战，历时两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于1932年开创了位于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交界地带的川陕根据地。后来经过对敌激战，形成了一个约有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也发展到八万余人之众。正当此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退出江西中央苏区开始西征。四方面军亦于1935年3月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离开川陕根据地，开始转移，并于6月间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在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父亲遇到了与他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傅钟。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法国，又一起在苏联学习，交情可不算浅。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傅钟那时候在四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颇有点权，他看见他的老战友的马死了，便立即慷慨解囊。
父亲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一个急迫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当时红军所在的川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虽然远离敌人控制的中心腹地，但人口稀少，地贫人穷，交通给养都很困难，十多万人的大军根本不可能在此久驻。同时，此时的全国抗日民主形势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的前线阵地。
基于对内外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到陕西、甘肃一带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陕甘地区地域宽阔，物产丰富，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易于生存和发展。同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可以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基地，使红军加入到抗日民主运动的前哨阵地。
中央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张国焘勉强同意了中央关于北上的意见。此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
7月10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
这时，张国焘依仗着自己下辖八万余人，兵力倍于红一方面军，竟然拥兵自重，要挟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并要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之大权。此举，实际上是要篡夺中央的军事大权。
中共中央一方面坚决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批评了他的错误，一方面为了避免分裂，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把原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
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会议重申北上战略方针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维护团结，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再次重申北上方针，批评了张国焘想拉红军西渡黄河的错误。
会后，左、右两路军分兵北进，开始进入了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爬雪山、过草地，历来被同引为长征艰难的象征。殊不知，过草地，比爬雪山还要艰难。
川西北的大草地，上面是野草无边，下面是黑水弥漫。这里没有村落，没有人烟，连可以供人吃的东西都几乎没有。这里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细雨霏霏，时而晴空万里，瞬息万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