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照老庄的说法，希腊的那学问化并非好事，倒是坏事。我可以代老庄说明理由。原来，数学是从非数学之处发想来的，而且是向非数学之处发想而去的，但你把数学来学问化了，则数学自成一体系，永远与非数学之处隔断了。
比方说，零是从太极发想来的，而太极并非数学，是在数学的范围之外。当初亦并没有特意去想到数学，单是因于太极的好玩，而不知不觉的发见了零了。但是数学一旦成了体系化的学问之后，凡关于数学的，皆从数学出发去思考，不能再从非数学之处出发去思考，如此即数学的机能萎缩了一大半了。
《易经》的“物生而后有象，滋而后有数”，皆是从非数学之处发想出来数学。而数学自成一个体系化的学问之后，物之生与象与滋皆不在数学的学问范围之内，要思考只可从数的定义来思考起，如此就没有办法对付无理数的问题了。
诸如负数的发见，比例与代数的发见等，皆是中国人从非数学之处，阴阳消长与卦之爻位，亦即大自然的虚虚实实处得来的发想。而把数学来学问化了的希腊人则不能发见负数、比例与代数等。譬如诗文，把诗文变成理论体系的学问化了，反而会有害于诗文的创作。
诗文并非不可以理论学问化，而且有此必要。譬如《诗经》的兴赋比与风雅颂的理论学问化，它可以帮助创作。但是不能以之创作，若以之创作反为有害了。创作是别有天机。儒学亦是如此。孔子是知道这个的，所以说钟鼓非即乐，俎豆非即礼，虽然礼乐要有钟鼓俎豆。但是后世的儒者就很少知此了。他们甚至以为只此是学问，其他的都不是学问。
上面以数学为喻，数学是从非数学之处而来，而且要向非数学之处而去。数学上的创作是要向着非数学的范围去冒险。现在向着电子计算器而发展，是做的太在数学的本份内之事，数学上新的冒险毋宁是要去对应生命的东西，譬如中国的与日本的书画的点线与结构，若能对应得这个，才是数学上的真的创造。
这亦可以拿物理学来比方。物理学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而不知何以会有此现象存在的理由。要研究此理由，是在物理学的范围之外了，西洋的物理学者就不去费这个神，惟有汤川秀树提出此问题，且要求解答它，甚至成了物理学的自我背叛亦可，此即是物理学向着非物理学之处去发想。
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是要有发见数学，发见音乐的本领才好。儒学亦如此。儒学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英雄美人。我觉得历史上有刘邦的王业，北魏文明皇后冯氏的生涯，以及苏轼的文章，那都是儒学的向着非儒学之处去发想，如果是孔子，一定会欢喜他们的，如他的也喜欢管仲，也见卫侯的夫人南子。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他当然不曾往，但这欲往就非常好，孔子是从非儒学之处而来，而且是随时皆在向着非儒学之去处去发想。
而且孔子是喜爱数学与物理学的，从他的研究《易经》与对于自然界之物的博识可以知道。儒学是一切学问之中最大的学问，但亦和一切的学问一样，是要好花开出墙外来才好。而老子庄子特别提出学问与非学问的话，则真是孔子的知己了。
学问之事亦是世俗之事，学问的累积与世事的累积，其毛病亦是一样。亦可说世事累积的毛病是从学问的累积而来。譬如现在的世事，办厂制造商品，开商店贩卖商品，而为一件商品加上几重包装，拆下来便都成了垃圾，于是为清扫诸大都市的垃圾要动员几十万辆搬运车，而为制造这几十万辆车的工厂又要流出工场的废水，如此累积，至于庞大无类，现在就是这样，在把地球都要破坏了。人类史上，老子最早就看到了这个，学问的累积、世事的累积、资本的累积、人口的累积，都不是好事，天地不仁，有一天必要把这些来一下子全部都扫荡毁灭，才又有个清旷的世界。但是人自己先少来轻狂，有一个清平简静的世界岂不是好呢？所以他主张不可走得太远，随时随地都要回想想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
老子的大本领就是于万物万事知其有，而用其无。西洋人只知有而不知无，其实他们是连有亦不知，因不知物之无，即不能真知道物之有的。不但现在他们不知素粒子的所以然，便如前此他们自以为知道了的巨视的世界的现象与法则，他们亦没有真的知道。
所以历史上他们所做的事到底是一场空亡。而现在他们是在走向毁灭。但是印度人说了许多即色即空的话，亦没有老子的“知其有，用其无”的说得好。
黄老之道是每在非学问处为学问，一面说五音五色不好，而黄老之人最会音乐与色彩之美；一面说非兵，而古今名将多是黄老之人；一面说不要政治，而中国史上从来打天下开启新朝之人又几于全是黄老。老子与庄子都反对聪明机智，而老庄之徒如张良与崔浩他们正是最富于机略智谋的。于非学问处为学问，于无处以为有，就有这样的大威力。
老子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最是知道得清楚，短短的五千字中，说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天地万物的成形，其演绎性与二重性与循环性，用语的明洁，使今日研究素粒子的人读了亦觉其是现代的。举一个例，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现在就得到了新的证言。
F. Le Lionnais着《数学思想之衍流》（日译本，一九七四年东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六五页：
“依照特·布洛衣式的说法，波动机数或是对称的，或非对称的，不出此二者之一，而在于自然界、反对称性是比对称性更为主角。”
又如《庄子·齐物论》里说的话：
“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亦现在有量子论的不确定原理为之证言。而且庄子比波尔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的相补定理”说得更好。物之不确定性乃因于其是生命的，如素粒子即因其是自无中生出来的，这就是庄子的“方生”之说。而波尔的相补定理则是两者相补，不是生之演绎。相补定理不过是现象的记述，还不及庄子的“方生”能说明此现象的所以然。
老子之后有庄子，犹孔子之后有孟子，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他们各有新的方向的理论，因为老子与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理论都是建设性的，故可以继续展开。释迦之后却没有像庄子孟子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弟子，因释迦的理论非建设性都被他一人说完了，其后的论师们皆只能作些解说，不能有新的方面的理论加以更展开。
庄子的是一个“化”字，造化小儿的游戏顽皮，无缘无故的兀自高兴。他调笑孔子，又一脸正经地把残疾的人说成个个都像李铁拐的是仙人，他就有这样好玩。《天下篇》里庄子自叙其思想与言辞的一节，是一切文章与美术的极致，亦是兵法兵机的妙意，乃至后世汉魏六朝时英雄的跌荡自喜，与美人的娇横无是非，乃至古往今来，中国历史如江海波澜的浩渺活泼，皆是庄子说的不师其成心而与大自然变化以俱往。
庄子与孔子开玩笑，而后人读其书者虽卫道之儒亦不责他大不敬，《诗经》的“善戏谑兮”就是他能够。汉高祖刘邦的好狎侮人，与曹操的跌荡自喜，都是和庄子同一路。《陌上桑》里的秦罗敷便也是这样的正经而滑稽好玩。但是在《天下篇》庄子却又端然的说明诗、书、礼、易、春秋。又历举墨翟、宋釿、慎到各家的思想学问，惟有庄子能说明的那么简明，与他们本人一样的知道得亲切。从《天下篇》最可看出庄子做学问的方法，能吸收他人的发见与创造，而皆高过之。孔子也善从他人学问，但庄子的又自不同，庄子在做学问上皆与人为亲，皆与人为敌，把对方批驳了，而又欢喜称赞。这又是有似孔子的于管仲，非其余战国诸子之折人立己者所能及其风光。他惟于老子无间然，而最喜爱的是惠施。惠施是当时最大的自然科学者，使人想起希腊的哲人，庄子与他处处相间，惟与他做学问的好对手。庄子是与惠施比试看谁才是真正的知道了大自然，庄子是从这里得到了绝对的自信。这我是近年来才明白，近年来我顶尊重的是数学者冈洁与物理学者汤川秀树，而我皆与之有间，平时亦宁可看今世纪的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的书当作诗看，这里处处可以发见大自然的问题，而一切学问的高处都是直接面对着了大自然。
后世儒家的缺点就是疏忽了要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所以不能如黄老的新鲜。
庄子对大自然的发见，一是浑沌，二是天地成毁，三是大自然之息，四、凡非可逆皆可逆，是非惟在生化中，五、名即是言。
浑沌是中国人古来就有这样说。其他古文明国的神话里亦多有说太初是浑沌，然而直接以大自然来说浑沌的则是老子与庄子。汤川秀树很爱庄子，他以究极的自然为浑沌。物理学上有所谓巨视的世界，即是人们日常所见的世界；与微视的世界，即是素粒子现象的世界，而更在于素粒子背后的则汤川称之为究极的自然，巨视的物质世界是非历然，以数学与物理学可以对应之。微视的素粒子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是非未定，要对付它，数学与物理学即不够精密，而究极的自然则根本没有是与非，根本不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能到达，因为数学与物理学是建立在是与非的分别上。所以庄子的浑沌在汤川陡觉是一个新发见。
但是庄子的见解更要高得多。浑沌是万物之始，或更恰当的说是将要有始，尚未有始。然而同时浑沌亦在万物之中。中国文明是懂得庄子说的这个道理，所以能在造形，无论是建筑器皿，一篇文章，一只乐曲，以及制度行仪，皆有个天地之始，或说是浑朴天然。而在人则是有一种好的胡涂。禅语：
时人对此一枝花，如梦相似。
《十八相送》里梁山伯对着面前的人是祝英台，他就胡涂了。英雄与美人是就在现实里有仙境的惘然，天上人间的惘怅。
还有素粒子世界的诸现象，是物质而亦非物质，是点而亦是波，凡非可逆的皆可逆，与因果性的不连续，到了巨视的物质世界，已不如此显着，但亦潜在着同样的原理，成为其变化之机，而惟庄子的《齐物论》里能把这点讲得明白，不像西洋人的以为微视的世界与巨视的世界隔着断层。中国文明的造形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这样的变化不可端倪。只看故宫博物院的殷周铜器（就可明白）。
再讲到天地成毁。天地成毁的传说，古文明国皆有，大约是太古渡洪水的那一次印象太深刻了。以后转变如佛教的劫坏说及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思想，都未免悲悯。而庄子则把成毁看做同一件事，世界何时都在于成毁之际的一个“几”字，这里就可以有人的跌荡自喜。而果然历史过渡皆是在危险的边沿，而中国历朝英雄美人的事业与器物文章的造形皆是有着像造化小儿的顽皮与滑稽好玩。
这几兆的“几”，在哲学上有极重要的意义。《易经》言“几”，若去了“几”字，就没有占卜。老子与孔子皆是知道动静之几的。但是孟子就把来略过了。几兆生于息之动，孟子言气不如庄子言息于大自然为直接，所以庄子说一个“几”字最是响彻。后世惟禅宗能说“几”字说得好，但那不是印度的。古希腊的哲学者说没有运动，印度佛经里亦说运动是幻，因为凡动皆有一分始发，但是在理论上求证发动的发不可得。这个“发”字即是“几”字，几生于息之动，然而希腊以来西洋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不知大自然有息。印度人又不同。佛经里说的法海与无生忍，奥义书里说的以太，亦可说即是息，但是与孟子说的气一样不能直接叫出大自然的息，就只差这一点儿，所以不知有个“几”字了。可是顽皮好玩就在这个“几”字。西洋的东西无趣，印度的亦不好玩，而孟子以后的儒生是不晓得天下形势，连文章亦写得不好。中国史上开新朝的人多是黄老。
万物动静之际的一个“几”字即是革天命，学问上若是没有了革命，就不能知道这个“几”字。
老子孔子庄子的学问都是革命的。孟子的也是革命的学问，但是孟子的说是非与革命的是非有着一间然，不如庄子的说得好。孟子的是有如数学上的是非，虽然正确，但不是革命上的是非。中日战时岩渊辰雄的名着《日本七十年政界史》里讲明治维新当年，幕府要开港，维新派对之提出尊皇攘夷，但打倒了幕府之后行的还是开港，而且反对维新，拥幕到底的熊本神风连、彰义队、会津的虎队亦还是被后人奉祀。可知是与非乃在同一河流的波，并非两者相对，是与非乃是在成败中、在生化中的。问题不在乎是与非，而在乎是与非的背后的东西，要经过革命的一战。
最早事物的是非始于阴阳，阳是阳而非阴，阴是阴而非阳。然阳与阴实是相生相成，所以是非亦是在变易中的。若没有了变易，则是非仅为抽象的观念，一点意义亦没有了。最敏感的是非栖于变易之际的几，可是可非的几微之间，才是真正的鲜活的是非分明，绝对的一分难差。而如数学的是非则惟是抽象的、观念的，至于横断面并列之物的“统计式”的是非，那是更为粗恶，所以凭数学的与物理学的是非不能知革命，亦不能为文明的东西的造形。逻辑于创造无用，犹如文章作法之于写文章是无用的。是非是先出来的，此《易经》的象、彖之所以高过逻辑。
汤川秀树特别提出物理学史上失败的往往还比成功的更耐后人寻味。Faraday与Maxwell依之于可疑的以太的存在而发见准确的电磁场法则体系。又，以太的存在是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否定了。
可是现在以太说又复活了起来。这是因为比之说以太的的存在的是与非，还更在于其背后的东西。以太云云是一个名的问题，而名就是言。
孔子曰“正名”，而老子曰“名可言，非常名”，此是黄老与儒在思想的基本点上的分离。而庄子更说明了名即是言，故庄子之所谓言又与孟子之所谓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