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和平论》发表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回顾过去1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欧洲史，再对照哲学家在《永久和平论》中所提出的思想，他说得是何等的中肯啊！不听他的劝告，欧洲连续两次成了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多少家庭的离散，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痛苦，给人类造成了多少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当他们痛定思痛，先由法德煤钢联营开始，再发展到欧共体、欧盟，如今欧盟内部各个国家的公民已可以自由来往，已有了统一的货币欧元，相互合作又带来了多少文明和进步！但愿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遵循哲学家指引的方向，理性地处理各种国际事务，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各种争端，努力建立国际联系，使永久和平逐渐变成现实吧！
在康德那里，通过条约建立普遍和平的抉择是：要么是在人类墓地上的永远安息，要么是“万物的反常灭亡”。因此，不论永久和平是多么富有理想色彩，追求永久和平却仍然是对外政策的无上命令，是希望的无上命令。
《永久和平论》（在这本书中，康德还提到了中国，对我国国名的由来，欧洲人对我国称呼的演变，旁征博引，作了一番考证。并指出，中国比印度更早与欧洲发生联系）1795年问世，《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发表，1798年秋《学科间的纷争》出版。《学科间的纷争》我们已经引述过，它也多处谈到永久和平问题。是这样一个思想把看起来好像是独立的、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三本著作统一了起来，这就是相信人民的理智和意志是万能的，它们能够把社会引上进步的道路，能够克服偏见和黑暗势力，能够控制有机体的自然过程。——这就是康德论述社会问题所遵循的基本思想。
二、渴望永久和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哲学家到了晚年满心希望实现永久和平，可哲学家们却争论不休。康德的同时代人、数学教授、诗人阿勃拉哈姆·柯斯特涅尔因此写了一首讽刺诗：贤哲的遗训实现了，
普天下都在欢呼；
战争永远被铲除，
而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为此，康德不得不写了《关于迅速签订哲学上永久和平条约的通告》的文章。对于这篇发表于1797年的短文，诗人歌德评论道，就风格来说，它“比康德本人更像康德”。诗人是以同情的态度看待对康德的讥讽的。
在各民族的历史上，利益的对抗通过毁灭性的战争而导致签订正义的普遍和平条约，在哲学上也是如此。诸体系的对立应该为对一些共同原则作普遍论证创造条件。对独断论和怀疑论都同样格格不入的批判哲学在把智慧学说从知识学说中划分出来时就是在解决这个课题。智慧是行为的基础。至于谈到作为知识学说的哲学，那么，这也和智慧学说一样，和平的保证只能是履行真实性的义务。当然，并非一个人认为是真理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理。但是，一个人所说的一切应该是真实的。不真实的情况通常有两种：有意识地说谎和没有根据的确信。在第一种情况下，把明显的谎话冒充为真理；在第二种情况下，把不可信的东西当作是确实可靠的。不要说慌！——这就是哲学的绝对命令。“道德上的训条就是：不要说谎（即使为了最善良的目的），被哲学基本原则真诚地承认的道德训条，不仅将在哲学中缔造永久和平，而且会永远确保永久和平”。但是由于命运的嘲弄，恰好是康德所创立的学说开辟了一个战场，在那里进行着哲学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激战。
在康德看来，任何一种新学说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开始人们不注意它，之后就开始驳斥它，最后就来“改善”它，使它适合于自己的利益。康德早已不注意他的敌人了，倒是他的追随者和朋友开始越来越使他不安。其中头一个就是企图改善先验哲学的索罗门·迈蒙。
迈蒙是来自立陶宛的一个小地方的侨民，9岁时对犹太圣法经传就有研究，11岁结婚，14岁做了父亲。他因对迈蒙尼德的学说入了迷，因此改掉了自己的原姓——海曼，前去柏林寻求欧洲教育。他失去了生活手段，靠着乞讨，沿着普鲁士的大道勉强挣扎到波兹南，在那里稍稍安顿下来。但人们又指控他是异端，这使他不得不离开波兹南，重返柏林。他后来师从门德尔松，更加认真地从事哲学研究。他研读完《纯粹理性批判》之后成了康德学说的信徒。他按照犹太圣法经传学者的习惯为《纯粹理性批判》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注释——《先验哲学的探讨》，马尔克·赫茨把手稿转寄给康德请他评论。
康德非常忙，本想把未读完的手稿退回去，但是偶然的一瞥使他发现，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于是他仔细阅读起来，并进一步发现了作者的才华，看出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迈蒙对“自在之物”的必要性提出异议。列宁曾经正确地指出，围绕着康德哲学，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跟着哲学上的反动派别走，跟着以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迈蒙是从康德哲学第一个向右走的人。康德给赫茨写了一封他一生写得最长的信。在这封信中他详尽地剖析了迈蒙的立场。但未作正面评价，而是向达蒙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缓和攻击，把精力放在他们一致的东西上——改革形而上学。
康德在给赫茨的信中，在剖析了迈蒙立场的过程中，捍卫并在某些地方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基本理论。他写道：
“……在我反对者里面，不仅没有一个人能像迈蒙先生那样很好地理解我和我们的主要问题，而且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像迈蒙先生那样，对这种深刻的研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发现促使我腾出现在有的一点余暇，用来阅读他的著作。不过，我只能通读前两章，即使如此，我现在也只能简短地说上几句。
“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这两章的意思，则它们无非是要证明：如果知性处于一种为感性直观（不仅是经验直观，而且还是先天直观）立法的地位，那么，它自身必定是一个创立者，它或者是这些感性形式的创造者，或者是感性形式的质料，即客体的创造者。若不然，就不能正确地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按照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基本命题，如果人们把下边这种观点附在这些命题之上，也会发生上述情况。这种观点就是：感性和知性之间根本没有特殊的区别，感性作为对世界的认识，完全隶属于知性，两者之间只有意识程度上的区别。这种程度在前一种表象方式中是一种无限小，在第二种表象方式中是一个给定的（有限的）量。先天综合之所以具有客观有效性，只是因为神的知性是形式和世界（自在的）事物可能性的创造者，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神的知性的一部分，或者用他的话说，它和神的知性是同一种东西，尽管只是以有限的方式表现出来。
“但是说这种观点是莱布尼茨或沃尔夫的，我对此表示怀疑，虽然从他们关于感性与知性对立的解释中，确实能够推论出这种观点。那些熟悉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学说的人，很难承认自己已接受了一种斯宾诺莎主义。但实际上，迈蒙先生的表象方式与斯宾诺莎主义是一回事，非常适宜用来从已知的东西出发反驳莱布尼茨派。
“其实，迈蒙先生的理论是：断言知性（也就是人的知性）不仅仅是一种思维能力，就像我们的思维能力乃至一切被创造物的思维能力那样，而且原本就是一种直观能力，思维不过是这种能力的一种方式，是把直观的杂多（由于我们的局限性，这种杂多是模糊的）纳入一个清楚的意识之中。与他相反，我把一个客体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在我们直观的最清楚的意识之内）总的来说归属于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的知性。也就是说，概念是统觉的综合统一，只有通过这种统一，直观的杂多（他们的每一个我都能特殊地意识到才能被纳入一个统一起来的意识中，成为一个客体的表象（这个客体的概念现在是通过那种杂多被规定的）。
“现在，迈蒙先生要问：……我何以能够通过我的自身可能性还成问题的知性概念，例如原因概念，来为自然即客体立法呢？最后还有：知性的这些功能确实存在于知性之中，这完全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想把事物按照它们总是显现给我们的样子置于这些功能之下，就必须预先设定一种必然性。那么，我何以能够从知性的这些功能来证明这种必然性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如下：全部问题的出现乃是由于，一个在这些条件下可能的经验认知，是在主观的考虑之中的，然而同时又是客观有效的，因为这些对象不是些自在之物，而是单存的现象。因此，它们被给予时所采取的形式，无论是从形式上的主观性，从我们直观方式的特殊性方面说，还是从杂多在意识中的统一，从客体的思维和认知方面来说，都依赖于我们，依赖于我们的知性。所以，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才能经验它们。如果直观（对作为现象的客体的直观）与客体一致，那么，对我们来说，客体就成为乌有，也就不是认识的对象，既不是我们自己的认识的对象，也不是其他东西的认识对象。
“这样看来，问题就很清楚：如果我们作出先天综合判断那也只涉及到作为单纯现象的直观对象。即使我们能够有一种理智直观（例如，对象的无限小元素就是本体），按照我们知性的本性，这样判断的必然性也是不能产生的，虽然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必然性存在于我们的知性之中……”
康德在这封信的页边还注明，请赫茨把它交给迈蒙先生，并申明这封信不是为了发表。很显然，哲学家只想内部沟通，不愿引起公开争论。他对公开论战的形式已经感到厌倦，时间和精力也不容许了。还有更多的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去完成，他渴望有能够安安静静地作深入思考的外部环境。
迈蒙并未接受康德的建议，而是按原样全文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并给康德写信，反驳康德的方案。不过，他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迈蒙偶然接触到培根的著作，于是他写了《培根与康德》，对两位哲学改革家作了随心所欲的对比，并坚持认为康德的立场是错误的。文章发表于1790年《柏林月刊》的第二期上。迈蒙把它寄往哥尼斯堡征求意见，康德还是没有理他。接着，迈蒙把他的另一著作《论宇宙的灵魂》的详细说明寄给康德，康德仍然不作回答。迈蒙又给康德写了一封信，重述了他对康德认识论的理解，并恳请他就此以及就他出版的《哲学辞典》发表意见。康德依然没有反应。最后，迈蒙急了，于1794年11月发出了可怜的哀求：“恳请您的至高无上的德性，务请回信……即使您的复信是简短的，哪怕是得到您的几行回答，对我也是宝贵的。”这时他认识到，康德所以不复信的原因是对他的行为不满意。他意识到自己写的《培根和康德》一文，有些评论是不公允的。但他仍坚持请求康德解释先验感性论的某些地方：“根据您的看法，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感性形式……相反地，我肯定说这并不是普遍真理。”接着他举出了证据。
康德对此仍未作答，不过他向莱因霍尔德抱怨说，我不明白：“究竟迈蒙企图改善批判哲学是为了什么？我认为他应该知道自量。”
康德器重的另一位学生希基茨蒙德·贝克，这时已是教授了。他的观点同自己的老师完全一致。康德给他的信写道：“从您的学位论文所附的提纲我看出，您对我的原则的了解要比其他许多人正确得多。”贝克回答说：“我完全出自内心的兴趣研究了《纯粹理性批判》，我相信它就如同相信数学公理一样。《实践理性批判》从它问世时起就成了我的圣经。”
康德委托贝克撰写自己基本著作的提要，因有人打算出版。不久，三卷本的《康德教授的批判性著作摘要》（遵照本人意见撰写）陆续问世了。师生之间就这个问题有一番热烈的通信。开始贝克有些担心，因为《摘要》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他非常注意聆听老师的教诲，感谢老师。但在第一卷出版之后，他的胆子大了起来，并且开始教训起自己的老师来了。贝克怎么也不能明白形成概念的知性的能动性的思想，他总是反复申述概念的“原始规定”。起初康德耐心地讲解自己的观点，后来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声明说：“甚至我自己对自己的话也没有理解透。”贝克没有看出这是一句讽刺话。《摘要》的第三卷以《能评定批判哲学的惟一可能的立足点》为题出版，并且在给康德的信里继续揭示康德的哲学的真正思想。在信中，他称康德为“不久的将来就会死去”的人，并且认为这种说法是充满了敬意的。
但是最使康德担心的还是费希特。因为他是一个最有才华的学生，又是一个最狂热的人。他既不征求康德的意见，又不向他提问题，既不与他谈心，又不要他的称赞。他是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人，在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用语言的力量改善人们道德的天职时，他就不容反驳地说出一切事物的真理。一个和费希特同时代的人曾经说过：“与费希特争辩是危险的。他是一头无法制服的野兽，他不能容忍任何反抗，把一切反对他荒谬行为的人都看成是他个人的敌人。我确信，如果是处在伊斯兰教时代，他就会扮演穆罕默德的角色，如果他的讲台是国王的宝座，他就会用剑和监狱来传播自己的学说。”如果是在法国，也许他会成为国民议会的领袖，但他却生在德国，所以命运注定了他成为一位大学教授。
费希特走着自己的路。他不爱与听众交往，辉煌的成就与可悲的失败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他的书出了一本又一本。他把康德关于意识的能动性的思想推向极端，达到了荒谬的地步。在他看来，万物的始原是活动本身，是某种绝对的、普遍的“自我”。他的公式就是自我建立自身，自我设定非我，然后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费希特对康德的自在之物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以消灭自在之物为己任，并要彻底根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倾向。不过，费希特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因为在他那里，“自我”就是指“我们”，他使个人完全服从于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他依据自己的方式对康德关于法律社会制度的思想作了改变：国家应该通过规定个人行为来领导国民经济。他受法国革命的吸引，曾想迁居法国，做一个法国人。在对法国革命失望之后，他又动员德国人民进行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宣扬德国人优于其他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