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鲁迅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同事。民国年间，曾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避居美国，曾担任《华侨日报》总编辑，与胡适有所往来。抗战胜利后，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以后，一直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直到去世。
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和复杂遭遇……
一、当年的生活环境
我的父亲智力展自1949年以后一直在山西省政协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家本来住在太原市麻市街（府东街西口向南）16号。没几年，为了打通解放路，麻市街的大部分住户需要拆迁，因此我家就搬到省政协宿舍。当时山西省政协在皇华馆5号，这里原来是阳曲县衙门，门前有两颗大槐树，还有一对石狮子。可能是为了与旧政权有所区别吧，省政协将原有的朱红大门紧紧关闭，开了旁边的大门。进了大门向北，是机关的办公区。办公区以第二会议室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是秘书处和联系处办公室，后面是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办公室。再往里走是第一会议室。第一会议室里摆满了带靠背的长条椅，靠背后面还有一个二三十公分的横板，可供后排的人放茶杯或文件。这个会议室好像是为开大会准备的，但由于政协大会往往在人民大礼堂（现在的山西饭店）召开，因此这个会议室很少使用。与第一会议室相比，第二会议室只能容纳二三十人，但内部陈设要好得多。这个会议室的座位是沙发椅，坐上去很舒服，会议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开会时还摆着鲜花，是供委员们开会用的。另外，大院里还有一个第三会议室，在一进大门的东边，归山西省文史馆使用。当时省文史馆也在这个院子办公，就两三个工作人员，一个办公室。每逢文史馆开会，参加者都是些形形色色的老人，给人一种“前朝遗老”的感觉。
绕过第三会议室往里，是省政协的宿舍区。从布局上看，宿舍区在办公区的东面，是一连串独立的院子。我当时才十来岁，听大人们说，省政协的办公区是当年县太爷家眷们住的地方，而如今的宿舍区则是当年县太爷办公的地方。在省政协大院的西面邮电局宿舍，里面有一座破败的假山，我想这大概就是县太爷的后花园吧。县太爷办公的地方有大堂、二堂和三堂。我们住进去以后，大堂早已改成库房和食堂，二堂和三堂改成宿舍。我们家和两位副秘书长住在二堂，冀贡泉和支应麟住在三堂。冀贡泉和支应麟是省政协的驻会副主席，平时不上班，除了开会什么事也没有。三堂一侧的东厢房住着张隽轩，他是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即省政协机关的实际负责人。在张隽轩家的对面，住的是90高龄的政协委员池庄。池庄和支应麟都是在那个院子里去世的。他们去世后，灵柩就停在第一会议室，因此这个会议室就更没有人使用了。三堂的西边正好第一会议室，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排南房，住着四五位驻会委员，其中有无党派人士武委员和天主教人士曹委员。反右运动以后，山西的“头号大右派”王文光和“二号大右派”梁园东也搬进省政协宿舍，王住了池庄的房子，梁住了曹委员的房子。因为那时候池委员已经去世，曹委员也调到北京，好像是去了全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负责什么工作。
二、晚年的衣食住行
由于我们家住在前院，因此后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在我的印象中，因为夫人身体不好，武委员每天都要戴着墨镜、拄着手杖上街卖菜，在时候还要去酱园巷买些鸡鸭鱼肉。除此之外，他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听说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两位将军，而他本人是晋西北的开明绅士。没想到“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从档案中发现他竟然是潜伏在政协大院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个爆炸性的消息确实让人们大吃一惊。在我看来，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一个个慈眉善目，不要说经历非凡，对革命有功了，至少也是奉公守法的良民。
在一般人的眼里，这个大院是一个名人荟萃、各显风流的所在。就拿支应麟和冀贡泉来说吧，支老原是冯玉祥手下一员大将。他平时爱穿什么衣服我忘记了，但有一次看到他身穿黄色将校呢制服，脚蹬高筒马靴，威风凛凛地从外面回来，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冀老则总是穿一身不大合体的藏蓝色呢料中山装，显得比较低调。这可能与他是教授出身有关。因此在我的记忆中，这两位老人真是一文一武，对照鲜明。后来，我看到冀老身着长袍的照片，感觉这好像更符合他的身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衣冠服饰”历来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争正统的标志，也包含着人们对现实的态度和对自我角色的认同。比如清兵入关时，许多人就为此掉了脑袋。遗憾的是，就连冀贡泉这样一位饱学之士，也要受改朝换代的影响，脱下长袍，改穿流行的中山装。现在回想起来，从衣着穿戴上似乎可以看出两位老人的思想观念与个性特征。
如果说支应麟和冀贡泉已经是对照非常鲜明的话，那么他们的夫人也是反差很大。支老的夫人是小脚女人，而冀老的夫人则是知识女性。当时机关食堂分大灶和小灶，冀老夫妇自己不做饭，每天在食堂吃小灶。支老也吃小灶，但夫人却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因此机关食堂的小灶只有他们三位。支老吃饭快，吃完就走人，于是饭桌上就留下冀老夫妇。我中午放学回家，经常看到冀老留着银白色的长须，即便吃饭也是浑身儒雅。这时，冀夫人总是坐在他的身旁，一边细嚼慢咽，一边窃窃私语。那种“老来伴”的幸福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后来相比，20世纪50年代的物价是很低的。大灶每月伙食费五六元，都可以天天有肉吃了。小灶每月30元，就是山珍海昧也花不完。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给母亲讲过关于食堂的两件事：一是为请不到高明的厨师而苦恼，二是不知道该为小灶买什么样的原料。这说明两位副主席还是比较挑剔的。后来上面分配了一个志愿军退伍老兵，专门为小灶做饭，再加上思想改造运动接连不断，因此后来就听不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刚搬进政协大院，我还不到十岁。听人们称冀老的夫人为张先生，觉得好生奇怪。心想，大家怎么会把一个老太太称作先生呢？我问父亲这是什么原因，父亲告诉我，所谓先生，是一种尊称，即使是女性也可以使用。后来我才知道，张先生名叫张陶然，这让我想到北京著名的陶然亭。另外，我还听说冀老的小儿子是周恩来的翻译，当时没有电视，资讯也极不发达，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直到基辛格与尼克松访华时，我才在新闻纪录片和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小儿子——冀朝铸的身影。
按照有关规定，政协副主席出门有汽车接送。20世纪50年代，小轿车少得可怜，省政协只有两辆。为了尝一尝坐小轿车的滋味，我与司机混得很熟。他们每次出车，我都想蹭进去过一过坐车的瘾。但由于种种原因，十有八九都被拒绝。特别是支老出门，司机绝对不让我蹭车。有时候司机被我磨得心软，便在冀老出门的时候，让我坐在前面。有一次冀老问我是谁家的孩子，待我回答之后他对我说，你父亲读书时是进步学生，很活跃，是学生运动领袖。当时我不懂得这话是什么意思，直到“文革”时期，外调人员纷至沓来，我才明白其中含义。在我的眼里，冀老的待遇已经相当高了。后来看到他的儿媳妇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之后，才知道这远远比不上他过去的生活水平。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老在太原市上马街就买了一座很好的院子，家中有七八个仆人，还有汽车库和人力车库。这种生活，当然是一去不复返了。
三、早年的有趣故事
过去，我对冀老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进入学术圈以后才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冀贡泉，字育堂，号醴亭，1882年（《中国近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误为1892年）生于山西汾阳一个农村教师家庭。他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获明治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曾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担任主事，当时鲁迅在该司任佥事。民国初年的官阶，分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级。佥事属荐任官，相当于科长，主事属委任宫，相当于科员，可见二人是上下级关系。尽管他们关系很好，但共事的时间却很短暂。
冀贡泉大约是1912年年底或1913年年初返回太原的。在太原，他先后担任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大学教授兼法科学长、山西省司法厅厅长等职。据《鲁迅日记》记载，1913年4月冀贡泉又到北京，社会教育司的同人曾设宴款待。1914年，鲁迅两次出面为冀贡泉及其友人作保，以后两人还有多次酬酢往来，直到1921年10月冀贡泉再度来京，送鲁迅一瓶汾酒之后，类似交往才在《鲁迅日记》中消失。汾酒是汾阳杏花村的特产，冀是汾阳建昌村人，他们家离杏花村很近，也就是三四十里路程。
另据冀贡泉的学生刘子钦回忆：中原大战前夕，“国民党反蒋派在北京开‘扩大会议’，先生被推为中央委员。他才思敏捷，善于辞令，在当时国民党复杂的派系中……表现了不寻常的处世能力。后因阎冯（阎锡山、冯玉祥）联军失利，先生曾遭通缉”。（《山西文史资料》总第四十四辑，120页）1932年阎锡山复出后，冀贡泉通缉令也随之撤销。同年4月，他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直到1938年2月才被免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