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连战在北大的演讲说起
连战一行访问大陆的时候，我正在阅读谢泳的新著《血色闻一多》。闻一多素有“民主斗士”之称，曾经是被神化的人物；后来对他的评价虽有变化，但由于偏重于学术贡献，离真实的闻一多还有不小距离。为了还原历史的记忆，这本书在深入挖掘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展现了闻一多由自由主义转向激进主义的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让人拿起来就不想放下。然而，为了观看电视直播，听一听连战在北京大学讲些什么，我还是打开了电视……
说来也巧，连战演讲的主题也和自由主义有关，其中两个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发源地，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代表了我们追求自由民主与繁荣的憧憬”；但由于内忧外患的干扰，使中国人民未能冷静思考自由主义的深刻含义。第二，自由主义除了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外，普通老百姓对它并不认同；当时最吸引青年的还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
对于第一点我非常赞成，但是第二点却不能苟同。严格地讲，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就连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关键时刻也不认同自由主义。闻一多早年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清华园住了整整十年，然后去美国留学。从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上看，他应该对自由主义有深刻的体认，但是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类似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奚若、陶孟和、潘光旦等自由主义核心人物，最后也都放弃了自由主义。连战说得好：“走对路才会有出路。”读一读《血色闻一多》，可以让我们接受历史的教训，少走一些弯路。
二、早年的思想底色
从14岁到24岁，闻一多在清华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为了考察这段生活对闻一多的影响，谢泳在书中有一章专写清华校园文化。书中说，清华的校园文化主要表现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三个方面，这对闻一多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闻一多的同窗好友梁实秋也认为，当年他们在清华最受益的不是英文训练，而是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进行讨论，如何交付表决。可见闻一多最初接受的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基础训练。
正因为如此，青少年时代的闻一多理性多于激情，看问题客观公正，是一个要求改良、尊重秩序、拥护和平的人。比如早在1921年11月，他就在《清华周刊》撰文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底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的。……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我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血色闻一多》，34～35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下引该书只标页码）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闻一多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后来他却走上相反的道路。谢泳关注此事，是因为他觉得“如果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闻一多是有代表性的。他的代表性体现在他的复杂性上。”（1页）读罢该书，我认为这种复杂性与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的冲突有关。因此，认真研究并展现这些冲突，并辟出专章对闻一多的个性、经济和交友进行分析，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三、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闻一多的内心世界非常复杂，也非常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出身于乡绅之家，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但由于对底层民众有一种同情心，便产生了负罪感，因此他对自己的家庭和教育并不认同。这种矛盾心理很容易被“人民崇拜”的理论所征服，从而失去理性，走向偏激。他曾经说过：“我们的知识是一种脏物，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得来的。”（5页）这种原罪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50多年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军覆没，与这种负罪感或原罪意识有很大关系。不过在新诗创作上，闻一多又非常注重诗的艺术、诗的想象和诗的情感，对五四以来诗界所提倡的平民风格和大众内容不以为然。这充分说明了他内心世界的复杂性。
第二，他是一个才华横溢、颇具艺术气质而又非常敏感、非常要强的人。独特的才华和艺术家的气质使他获得多方面的成就：在清华时他喜欢诗歌，成了一个出色的诗人；赴美留学后学习美术，对许多领域都有涉猎；回国后进大学教书，又在中国文学和古文字研究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这些成绩中的任何一项，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很难达到。但是，过人的才华容易让人产生自负心理，这种心理与敏感、要强的个性结合起来，就很容易感情冲动。
需要注意的是，闻一多的敏感、要强不仅表现在个人奋斗上，还表现在国家和民族意识上。当年的清华本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但是学生时代的闻一多不仅对美国文化多有批评，还产生了放弃留学的想法。后来，他在别人劝说下勉强出国，也只是待了三年就匆匆返回，并没有修完五年期限。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介绍说：到了美国以后，“当地人士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友好的气氛当中有时不是没羼着一种令人难堪的‘施恩的态度’。洗衣业的华侨所受的待遇给一多以极大的刺激。他对外国人的优越态度之反抗，是在这种情形下培植起来的”。因此，谢泳认为，闻一多“不愿意去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主要源于他太过强烈的民族自尊心”。（58页）这种过于敏感、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影响了他对美国社会的进一步了解。相比之下，同样是庚款留学生的胡适却在美国待了七年。七年间胡适不仅能以平和的心态来认识美国社会，还经历了两次大选，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很深的体会。胡适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与这一经历有很大关系。
第三，他的“名士气”很重，却又不能摆脱名利的诱惑。据说他当学生时就反对美国的物质主义，批评同学中的肤浅、虚荣、奢华和平庸。但由于家累较重，“他又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很敏感的人”。（55页）早在清华读书时，为了出版自己的诗集《红烛》，闻一多可谓费尽苦心，其目的一是为了挣钱，二是为了“早早做个名声”。（56页）
第四，他很关心政治，却又厌恶实际政治。留学归来后，他有机会从政，但还是选择了教书。他曾经在上海、武汉、南京、青岛的几所大学任教，最后回到清华。因为关心政治，他曾经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后来又参与新月社活动。尽管他对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青年党与共产党论战以及新月派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时，他却没有怎么介入。因为讨厌实际政治，他迷恋书斋，潜心典籍，过着优哉游哉的教授生活。后来，他看到罗隆基热衷于政治，还毫不客气地对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士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日正取，一日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为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83页）这说明闻一多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自命清高、与世无争的书斋式学者。当这种愿望遇到挫折，他就会奋起抗争。
四、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
谢泳认为，当年清华园优越的条件，为闻一多营造了一个舒适的环境，因此尽管他容易冲动，但待人接物还是比较从容，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也是在那里完成的。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平静而安详的生活。这一突然发生的历史巨变给任何人都带来了冲击，闻一多尤甚”。（106页）
这种冲击首先表现在经济生活上。抗战初期闻一多来到长沙，遇到从未经历过的困难。他在一封家信中说：“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不久学校西迁云南，闻一多随学生步行入滇。过去说到这件事，都以为闻一多已经是革命战士，其目的是想了解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然而从闻一多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他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说：“今因费用过钜之故，乃改偕学生步行。”（136页）到了昆明以后，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才出现了校长太太和教授夫人们摆地摊、打零工，闻一多挂牌治印等尴尬事。书中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在生活上受到的压力越大，思想也就越容易左倾，越容易偏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闻一多和吴晗。”（146页）
抗战期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闻一多为生活所迫，挂牌治印。
除了环境恶劣之外，朋友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因素。书中说，闻一多思想的转变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当时对他影响较大的朋友有三个：一是热衷于政治的罗隆基，二是由学者变成革命者的吴晗，三是职业革命家华岗。闻一多与他们交往，主要是“由于对现实生活过于失望，因此改变了自己一向裁量人物的标准，只要对现实不满，只要在政治选择上和自己一致，就能走到一起”。（166页）在他们的影响下，闻一多加入民盟，改变了多年不问政治的倾向。他的许多激进思想，就是这时候产生的。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很惨。20世纪50年代华岗被捕入狱，罗隆基被打成右派；60年代吴晗及其《海瑞罢官》被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有人也许要问，假如闻一多不死，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命运？
《血色闻一多》最后写到闻一多之死，使用了许多新的材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历史信息。不过我最关心的还是他为什么抛弃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