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将迎来许毅教授90华诞。作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历史学家，几十年来，许毅教授一直奋战在财经实际部门和财经理论研究战线，勤于实践，勇于探索，与时俱进，耕耘不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我上大学时就拜读过许老很多的书籍和文章，就非常仰慕他。1983年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财政部科研所政策理论研究室工作，不久有幸成为许老的助手。在许老身边工作期间，他对我关怀备至，既督促我参加硕士研究生班学习，系统指导我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又亲自带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既指导我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又给予我诸多参加政策研究的锻炼机会。可谓是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使我获益良多。1985年我离开科研所到财政部机关工作，20多年来，许老仍然鼓励我，教育我，关心我的成长。在许老90华诞来临之际，我要深深地向许老道一声：谢谢许老，敬祝您健康长寿！
前不久，叶振鹏老师嘱我写一篇文章，评述许老的财经思想。我深知许老学问博大精深，以我的才力难以全面评述，这里仅就个人的所触所感，谈几点体会。不妥之处，敬请许老及方家指教。
财政学界的一代宗师
在新中国财政理论研究史上，许老毫无疑问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有人说许老是财政学界的泰斗，我认为这一称谓是当之无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许老是财政学界的一面旗帜。
“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之一
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80年代乃至90年代前期，“国家分配论”是中国财政理论的主流学派。它是我国长期财政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总结，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古今中外的实证和我国财政工作的实践，逐步形成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财政学基础理论体系。它高度概括了各种社会形态国家财政的共性或“财政一般”的本质，也涵盖了特定社会形态国家的个性或“财政特殊”；它关于任何社会形态的财政都是一种政府经济行为，都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参与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它关于财政属于分配关系的观点，体现了财政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它关于财政分配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职能需要的观点，界定了财政活动的范围，既涵盖了“公共需要”，又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
在形成这一学派的过程中，许老可谓是功莫大焉。学术界都公认许老是“国家分配论”的创始人之一，但对于这个头衔，许老却谦逊地表示，“国家分配论”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他只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参与了研讨工作。事实上，无论是从他对“国家分配论”系统探索来看，还是从他整合学术力量共同确认这一理论的主导地位来说，他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创始人之一。
翻阅许老早期的论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许老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国家分配论”作了系统研究。其主要论点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财政学必须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原理，明确财政分配是一般分配中分化出来的分配范畴；第二，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生产关系虽然能反作用于生产力，但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第三，生产关系再生产受生产力再生产规律制约，研究分配规律应先把生产力再生产的规律研究清楚，在利益的分配上，必须以调节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三大基金和六项扣除为依据；第四，财政学不应只是抽象地研究收支关系，而应深入到积累和消费，按六项扣除原理去探讨如何适应基本经济规律；第五，财政学的研究必须下联系到生产力，上联系到上层建筑（即国家职能），并把生产关系上升到生产方式的高度。我认为以上五个方面是许老研究“国家分配论”的核心思想，这实际上就是整个“国家分配论”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探索这一理论的同时，许老不失时机地促成了这一理论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我国“一五”、“二五”计划刚刚完成，各方面都在总结经验的时期，财政理论界同样面临着要建立一种新的理论的重任。当时，在新中国财政理论重新构建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很多不同意见。针对这种情况，许老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理论研讨会，就财政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讨。于是在1964年8月，财政部科研所在大连组织召开了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的财政学理论研讨会。会上，大家对当时财政经济理论界已经形成的主要观点展开了充分讨论，对“财政本质是剩余价值的运动过程”的观点，“财政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观点，“国家分配论”以及财政由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共同决定的“二元论”都作了充分的争鸣与研讨。许老在数次发言和讨论中阐述道：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侧面，属于经济基础，财政分配政策、分配杠杆的运用是上层建筑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手段，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财政政策和财政杠杆的运用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手段。经过这次会议的辩论，许老关于“国家分配论”的观点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经济研究中的主流学派的重要代表。同时，为了促进这一学派的发展，他多次就这一问题进行协调，并主编《财政学》在高校予以推广，为这一财政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时俱进，倡建广义财政学
“国家分配论”作为我国财政学理论的重要支柱，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财政分配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调控作用的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仍然习惯于按照传统的观念看待财政分配，在理论上出现了对“国家分配论”狭隘化的理解：或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使财政分配脱离社会分配的整体；或强调财政分配的强制性，忽视财政分配与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联系；或将财政分配局限在预算收支的小框框内，只着眼于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或强调所谓财政的非生产性、寄生性和服务性，将财政分配与生产力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联系剥离开来，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产品论”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而对财政工作应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和财政信用等法权形式调节社会经济结构，调控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缺乏认识。由此出现了怀疑甚至想要全面否定“国家分配论”的观点。
面对“国家分配论”是否已经失效的质疑，许老认为，在新形势下，“国家分配论”需要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这一思想。为此，他提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财政理论必须有新的突破，要从“多元结构论”、“公共产品论”和被狭隘化的“国家分配论”等老框框中解放出来。于是，从1983年开始，他向学术界发出了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并亲自撰文论述了广义财政学的基本思路：只有牢牢把握财政是国家重要职能的观点，充分发挥国家在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和公有制在经济基础上的主体地位，坚持“主体论”；只有坚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重塑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地位，实行国家分配的“制导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财政在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发展“结构论”；只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改进财政运行机制，完善“机制论”，我们的财政工作才能真正做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服务，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才能使我国的财政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他说，提出研究广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命题，目的也正是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点，完善与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财政体系，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新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
许老所提倡的“广义财政学”，实际上是广义财政分配理论。他认为，财政分配关系同其他分配方式一样，其性质由特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是生产方式的要素之一，是内在于生产方式的。但财政分配还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既是内在于生产方式的经济行业，属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要素，又表现为国家政权履行社会职能的政府行为；它既是国家代表社会意志依据客观经济规律，运用法权对国民经济运行、社会产品分配、资源优化配置、利益关系的能动协调和制导，又是反作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手段之一。所以，它既受生产方式的决定和规范，又对生产方式起着制约和导向的反作用。这其中，经济性质是本质，社会性质只是派生的属性。
“广义财政学”理论是许老继“国家分配论”后提出的又一项重要理论成果。在这一理论中，许老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不仅强调了“国家分配论”在新形势下起到的作用，同时又将财政学与金融学、国民经济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赋予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学科的崭新内容。这一理论创新凝结了许老大量的心血，是他多年思考和探索的成果，是许老对财政理论新的贡献。1994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一批财政经济研究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编写了《走向新世纪：中国财政经济理论丛书》，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经济结构转轨时期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方面与财政分配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广义财政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可以共存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随着党的十四大确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财政模式也逐步走向公共财政的发展道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框架已基本建立。由于许老是“国家分配论”的主创人，不了解情况的人往往认为他反对“公共财政”，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构建公共财政理论体系的阻力。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代的变化，许老深刻地认识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看到了“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可以共存的。根据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科学地吸收了西方公共财政中的应用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形势下财政的框架体系。许老在《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与实际工作规范》一文中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财政分配应当发挥调节经济的能动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大服务”功能。他指出，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所讲的服务首先应当是“大服务”，这里的“大”是相对于一些学者主张的公共财政应当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小服务”而言的。公共财政的“大服务”功能体现在方针、路线、政策、战略任务的制定和引导方面，体现在对产业结构、成本结构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体制。在《“三个代表”与公共财政》一文中，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和完善成为了财经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构建公共财政理论框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他认为，公共财政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为生产关系适应多层次的生产力服务，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要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要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的消费水平服务。
纵观许老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理论探索，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重大的学术理论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许老的思想并不保守，他始终是与时俱进、永不停滞地对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进行研究，即使已迈入耄耋之年，仍活跃在财政科研的前线，进行不懈的探索。
独树一帜的历史学家
许老说过：“财政经济理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积累，不懂它的过去，就无法正确认识它的现在，更无法开辟其未来。”许老在他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中，十分重视对历史问题的考察。对历史的科学把握，不仅使许老善于历史地、辩证地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规律，而且比别人看得更透彻、更客观、更全面。
史料收集整理的贡献
许老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我觉得首先体现在他对近现代财经史料的挖掘、搜集和整理上，特别是对中央根据地财经史料、解放区财经史料以及近代外债史料的搜集整理，是其他历史学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一流的财经史料专家。许老的史料收集工作首先从根据地财经史料开始。粉碎“四人帮”后，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号召，许老在齐燕铭和张劲夫同志的指导下，联合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经史料进行了收集整理，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并以此为基础陆续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和《华北解放区财经记事》。此后20多年来，许老带领的工作组先后完成了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财经史。各地出版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31种，共4000多万字，根据地财经史18种，共560万字，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根据地财经打下了基础。
许老的史料贡献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外债史，在这一领域他又填补了学术的空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许老又在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同志的指示下，开展了对清末、民国年间外债、外资史料的整理工作。由许老牵头组织的外债史料整理小组先后整理出版了《清代外债史料》（3卷）、《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4册）、《上海市外商外债档案史料汇编》（1~12册）、《中国外债档案史料选编》（1~3册）以及其他一些史料。
独到的史学见解
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完成后，许老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我国近代财经史的研究工作中，他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外债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两个方面：
◆ 关于外债史研究
在广泛占有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许老对我国清朝至近代的外债情况潜心研究，主编了《清代外债史论》、《北洋政府外债史论》、《国民政府外债史论》等论著。在这一领域，许老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这里尤其要提出的是他的“外债二重性”理论。
众所周知，外债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一部中国近代外债史，实际上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在那个时代，外债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成为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债史，就是这个历史时期的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正因如此，人们总是把清代外债说成是恶债。许老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占有清代外债史档案资料并对它作深入地研究和分析，认为学术界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的，但若以此来概括清代外债的本质则是不全面和不完整的，也是缺乏对清代外债作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许老指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外债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的同时，它又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同时，外债是恶债，但当它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又在客观上起到违反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作用，成为形成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举借外债意味着丧失更多的主权与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中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形式。这也就是他提出的具有创意的外债二重性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没有哪一次巨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等科学真理。
◆ 关于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研究
无论是研究外债史，还是研究清代以来至近现代社会史，许老都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具体地说，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资本主义从何而来，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又从何而来。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一个问题体现在许老对外债和洋务运动的考察中，他发现外债其实是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洋务运动直接将资本主义引入中国。进一步发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举借了外债，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械制造业，从而形成了以军事工业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大生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腐朽没落和晚清政权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反抗。清政府在这种环境下只能开始实施“自强求富”的国家政策。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中。而“两声炮响”是指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的炮声和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道：“我们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渡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是一层一层发展的。但是，却同‘两声炮响’有关系，同两个‘半’字有关系，这是中国特有的国情。因而要弄清这个特点，就必须研究历史，特别是全部近代史，找出客观规律，对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许老又开始思索中国社会主义的来源。他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特色论》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许老认为首先要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历史存在，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果，否则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皆无从谈起。新中国的建立表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过渡时期和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归根结底，这是中国近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断创新的经济学大师
许老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财政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作为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委员会经济组成员、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等身份，参与了国家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政策研究，而且在经济核算、流动资金管理、经济杠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资本、政府与市场等诸多经济学理论方面也有着很高的建树。这里择要作些评述。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资本的探讨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许老结合学习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要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考虑问题，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关系必然具有多样性，但是必须体现现代化大生产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容纳多种所有制，避免片面性。他提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展生产力，把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一时期，许老对“资本”也作了进一步研究。许老认为，就资本的积极作用来说，它能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从而也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提高了，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增加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占统治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是资本的奴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资本只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手段，是改造小生产的工具。具体来讲，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公有制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左右国计民生的关键力量。公有制经济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同样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否定资本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公有制。如何把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许老对资本市场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有人担心国有股全流通有可能为某些人或集团通过收购股票来扩大持股份额提供便利，从而达到控股的目的。许老指出，从金融市场角度看，这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不必担心出现这种状况的。因为国家政权和法律是可以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来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定市场准入以及事前、事中、事后防范监督等各方面的政策来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法权，这种法权是以国家利益，即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对象来制定的。
关于政府与市场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过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应该完全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中退出。许老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一定要重视政府的作用。如果只依靠市场，会出现大量的重复建设和盲目生产，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中强调自发势力的盲目性。只有真正发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才能对形势做出正确的结论，正确地研究我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行为——国家干预，是由这个国家社会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是以资产阶级法权服务为目的，实现其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职能；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保护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宏观调控也要为此服务。因此，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具体情况适时适当地对经济进行调控。三是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我们必须通过宏观调控，调节生产力结构，以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国家为主体的宏观调控，目的是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适应，必须充分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机制的研究，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许老也作了深入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许老始终坚持“宏观能动论”。他指出，价值规律不仅要求在单个商品的生产中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要求把全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类型商品的生产劳动上，也就是要求对整个社会生产力进行合理配置。在这种社会生产力的配置中，国家应当是能动的。只有以国家为主体，自觉地应用分配杠杆，在宏观上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调整需求的总量、结构，使“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协调发展，才能使再生产减少盲目性，从而顺应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许老也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必须辩证、科学、完整地认识市场经济，认识市场与政府这两只“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把政府和市场分配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割裂开来，也不能不分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同机制，或把国家财政参与国民经济分配作为一种负担。政府要真正站在全局的角度，引导企业和居民，以市场为导向，着力发现和研究市场需求，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
情系三农，深入三农
早年的革命经历使许老目睹了共产党是怎样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新政权，并深深体会到党的事业获得成功是靠千千万万群众的支持才得以实现的，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因此许老长期科研工作的一个重心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许老情系三农，不仅仅是出于对农民兄弟的仁慈关爱之心，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关注才是根本原因。他认为，三农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好，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质的改善，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将无法持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也将成为一句空话。许老始终保持着对三农的密切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年近九旬的许老依然坚持从事着系统的科研工作。他克服眼疾带来的不便，坚持亲自调查研究，实地走访，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又结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将所见所闻所感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层面，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工作。在研究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许老不辞辛劳地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西北、东北、山东、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农村的广袤土地上都留下了许老的足迹和汗水。2004年中央1号文件颁布后，为了考察农业税改革后农民增收情况，了解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以及县乡基层政权运转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许老又亲自带队到四川德阳、绵阳、广元、广汉以及山东日照等地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通过组织座谈和实地走访，对这些地区的基层政权负债、农业税、涉农产品价格、乡村社保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正是因为有了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许老提出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断才能如此令人信服。许老关于三农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于2004年出版的《三农问题研究》一书中。
关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及农村城镇化
在《山东省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及农村城镇化的调查报告》、《论三农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革命》等文章中，许老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我国的三农问题不解决，经济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必须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入手，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国际化。只有这样农业产品才能由过去的小商品发展成为大商品，才能进入城乡大市场并走向国际市场。为此，必须认真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用好用活财政政策，切切实实做好各项工作，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和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振兴。许老强调，确定以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为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是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要求，只有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把农业改造成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行业，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城镇化才能真正实现。
许老指出，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只在一些具体的农业政策方面修修补补是没有出路的，要使农民致富必须对现有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造，通过土地的转承包，通过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的集中经营来解决问题。要从生产工具的集约化、生产数量的规模化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装备质量，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些要求都是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无力做到的，因此要走集中土地，组建农业公司、生产基地和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要集中生产经营的路子，这既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合理方式，也是农户避免现代大市场风险的可靠途径。对于现代农业生产来说，没有组织就没有规模，没有规模就难以形成生产的标准化，也就不能顺利出口。为此，要积极发展龙头公司，由他们提供信息技术，并集中力量开拓市场。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经营管理和市场开发等方面都具有单一的农户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是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环节走向高度分工的过程，也是农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要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企业化生产为龙头，以基地为依托，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和社会化，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于发展农业的宏观战略
在这个问题上，许老有三个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统筹兼顾，富国裕民——兼论分工协作与全国一盘棋的关系》、《西部大开发中的战略问题》等论文中：一是统筹兼顾与分工协作：要实现东部和西部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东部和西部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这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是密不可分的；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的多元化的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社会公共建设、社会保障、健康事业、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文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更加充分地发挥资本的纽带作用，努力吸引海外资本，重视民间资本的发展；财政政策应该转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支持农业领域生产方式的革命。二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促进我国国内经济一体化和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要制定好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就必须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战略任务为依据。通过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达到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作用，把西部的资源优势与东部的人才、资金、技术等优势有机地配置起来，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三是开拓农村大市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就农业来说，只有农副产品符合市场的需要，农民的劳动才能真正通过交换实现价值，只有运用市场机制，把农业改造成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行业，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开拓农业市场既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前提和条件。通过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大市场的形成，西部和民族地区可以形成一条比较合理的产业链，随着产业链的不断拉长，最终将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关于财政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
仅仅靠市场的自发使用来配置资源，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为此，许老发表了《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市场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变革的启示》等论文。许老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下宏观调控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引导、指导和调控，利用财政政策和财政杠杆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深入研究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等一系列相关的财政问题，研究民族地区产业链扩展中的财政金融机制，跳出传统的预算框框，我们的财政研究才有现实指导意义，才能真正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振兴服务。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在制定宏观农业政策过程中应当对政策的全面影响给予事先的通盘考虑，防止出现因为政策的连续传导而最终减效的情况。例如在制定农业补贴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基础价格变化的后续影响，不能只看一个方面的一时作用。在农业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层层投入配套资金的投资方式，认识到基层政权财力的困难，中央财政可以考虑把农业资金的使用权下放到省和县，由省和县根据本地区实际加以因地制宜、科学有效地使用。中央应当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国家有关部门要协调配合，贯彻中央制定的统筹发展的战略方针，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一方面继续增加中央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化解地方财政困难，形成“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的地方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局面。
各级基层政府也必须发挥合理的市场调控作用，同时又不能以行政命令代替企业的市场行为。政府部门和金融企业必须发挥相关的职能，为龙头企业的建立和经营运转提供良好的政策扶持和市场服务。要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制定实施，活跃农村信用，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向分散的农户进行小额贷款的范围内，要充分调动全社会资金向农业生产领域流动，尤其是向龙头企业、向农业大项目流动，满足它们在改造小农经济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过去我们制定政策的重点在于农村支援城市，内地支持沿海，今后制定政策的扶持重点应该转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支持农业领域生产方式的革命。
科学的方法论
许老的学术思想独树一帜，许老的学术方法也特色鲜明，我认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坚持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毅教授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全身心地致力于探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步骤方法。许毅教授一贯倡导并持之以恒地运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方法研究财政经济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的“普遍规律”同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规律（涵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规律）三个层次的辩证关系原理，有机地运用到财政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研究工作真正做到下联系到生产力，上联系到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并把生产关系上升到生产方式的高度。比如研究历史时，许老总是将历史事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研究，把对一个特定事件的分析提升到对整个时代的全面把握。研究外债时他不具体讲某个债项，而是以外债为切入点把外债中出现的问题列出再逐一分析，揭示了外债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生产方式的形成，以及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作用。比如许老在编写《清代外债史论》时，先不讲外债，却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灭”，抓住了清王朝的腐败这一主要内因，对中国近代外债的特点作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分析。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许老治学严谨，坚持真理，从不人云亦云，在学术探讨中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面对问题他总是有着自己的一套分析方法，不迷信权威，不跟风看气候。当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时，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怎样的困难，即使是自己尊敬的朋友和师长，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原则上绝不妥协让步。计划经济年代与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工资政策的争论，与学界前辈孙冶方关于基本折旧基金管理方式的争论以及与薛暮桥关于价格改革问题的争论都是许老敢于挑战权威，坚持己见的经典论战。许老这种一贯写实、求真的严谨学风得到了经济学界同行的一致认可。同时，他在面对与他有着不同观点的人，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竭尽全力为之提供研究上的方便，热情鼓励其研究，并在工作中进行密切合作。对于财政界的学术之争，许老曾经明确的表示希望财政理论能有几派学说，并且各派都能有一本代表作。他认为财政理论界有几本不同理论观点的学术著作是财政理论界的巨大成就，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追求真理，广开言路是许老治学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
坚持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
在经济学界，许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向社会学习，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引出重大课题并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是有口皆碑的。即便在近几年他仍不顾年近九旬的高龄，经常深入基层和企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每年都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北京以外地区进行调研、参加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中度过的。许老一直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用脚做学问”的治学原则，研究某个问题时从不纸上谈兵，而是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再得出结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令人信服的。正是这种长期不懈的调查研究，使得许毅教授的研究成果总是那么丰富、充实和有的放矢，从而使他的理论研究有效地发挥了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现实服务、为经济决策服务的社会功效。
本人斗胆从财政学、历史学、宏观经济学、三农问题以及学术方法等几个方面粗浅地谈了几点体会。言至此，不胜惶恐。许老学识之渊博，论著之宏富，为人之豁达，不是区区几千字能说清楚的。我是许老众多学生之一，深深地为他老人家在自己专业领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自豪，也常以许老的教诲自勉。老人家虽已至耄耋之年，仍心系党和人民，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光发热，这种精神也是我辈需要潜心学习的。“为国为民情系天下至耄耋，用心用神著书立说功千秋”，这样评价许老的成就一点都不为过。正值许老90大寿，衷心地祝愿他身体健康，也期待着许老下一部论著早日问世。
写于2006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