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毛国胜在取钱之前复印了这张汇款单，留个纪念。他在底下写了一段话：“二十一年来都是我们给他花钱，现在他给我们寄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毛国胜在电话里对儿子说：“我们会记住这件事，你有工作了，领到工资了，寄点钱给我们，很好。今后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多，比如买房子，要懂得节约。”
毛国胜保存的，还有两个儿子中秋节给他们寄钱的汇款单，而他们在边上写的留言是：“从前总是你们给我们压岁钱，现在我们长大工作了，以后该是我们给你们压岁钱。祝你们在新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钱，毛国胜夫妇都没有用，把它存了起来。
现在，毛维俭觉得曾经的梦想实现了。自己结了婚有了房子，弟弟有个地方住，父母在上海也有地方住，全家人从新疆搬回上海又团聚了。他挺满足，基本的生活能保障，就觉得开心。算起来，他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在新疆长了。以前他每过一年都会自己算，到2004年是个分水岭，他在新疆跟在上海的时间正好对等，都是十四年。他十四岁只身来到上海，比父母去新疆时年龄还要小，当人生又一个十四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完全自立了。
拿九百块这么多的工资了
从1964年开始，李梦桃在农六师待了四十多个年头。他曾经是中蒙边境高海拔的北塔山牧场唯一留下的上海青年。北塔山遥远偏僻，气候寒冷，植被稀缺，只有哈萨克牧民散居在荒凉的山地。
“马背医生”李梦桃，走遍了牧区的每一处毡房，为条件艰苦的哈萨克牧民送医送药。长期工作在边境牧场的李梦桃，当年在大家都返城的情况下，选择坚持下去。在女儿李岚的儿时记忆中，父亲的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李岚记得，少数民族朋友称呼爸爸都是小李子。她和妹妹小的时候对爸爸印象不深，因为爸爸一出去都是几个月才回来。回来以后，那个灰头土脸的样子，时间长了头发也是灰白白的，又长，胡子一大把。“你说我们还能认识他吗？都叫他叔叔，哪个认识他，我和妹妹都不认识他了。等他全部洗好了，弄好了，胡子刮了，头发理理顺，噢，这个是爸爸。”
上海浦东地区开发的时候，亲戚朋友也帮李梦桃在活动，浦东有些新建的医院也想让他去，他毕竟是有医德有经验有副高职称的专业人员。但是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医生，在上海应该说太多了；可是这样的医生留在新疆很有用，特别是留在北塔山很有用，人家很需要。因为是所谓的“万金油医生”，是全科医生，可以给当地牧民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牧民对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就会欢迎，就会当做救星来对待。
远在上海的大女儿李岚，也像父亲一样努力着。女儿的倔强性格似乎与父亲一脉相承。她从纺织厂出来之后找工作，几经辗转进了餐馆打工。后来成为一家酒楼的店长。
李岚刚开始干餐饮这行的时候，做传菜员，跑菜的，端着菜跑到确定的台子，把菜名报了，上菜。她劲头可大了，不停地来回端菜上菜。结果，有一次主管要找她谈话，李岚以为他要训自己。心想，干得挺卖力的，干什么还要说我？主管说：“我不是要说你不好。你看你在那里跑菜，整个一中午就没看见别人出来过，就你一个人跑。”可是李岚觉得高兴，自己愿意啊。
那次到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她兜里好像只有两分钱。但是两分钱能干什么呢？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干。她只能走路上下班。因为在单位里上班，有饭吃，还有夜宵，那么就吃好了再回来。
但是这个星期有一天是她休息，怎么办？她就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看电视和借来的录像片，看得晚一点，再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起来以后把衣服洗掉，屋里整理一下。差不多又快晚上了，继续看电视，看完电视接着睡觉。睡到次日早上，跑到单位里去吃饭。她坚决不借钱，因为没钱花是自己造成的，是她没有把钱计划好，所以到这个时间就应该没饭吃。
六个月以后，李岚的工资从五百五十块涨到九百块。第一次拿到这九百块的时候，她眼泪都掉下来了。她对自己说：“李岚呀李岚你不容易，终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拿九百块这么多的工资了！”
在餐厅里她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客人，也遇到过搞医学方面的人，人家随口问起她：“小姑娘，你是哪里的？”李岚说：“在新疆长大，但我是支边青年子女，户口回到上海的。”人家就说：“新疆医学界有个李梦桃的。”李岚说：“那是我爸！”人家都特别吃惊：“啊，真的？是你爸爸？”那个时候李岚觉得可开心了，因为在这里也有人知道她的爸爸。
对李岚来说，既然已经出来了，已经走到现在这一步，就要再努力地走下去。不管将来是什么样，努力过了，充实过自己了，就可以了。没有让爸妈担心，这样就够了。但是如果有机会，她还是想跟全家在一起，还是想回新疆。
她从1991年到上海，十几年没有跟爸妈过一次年。2003年那次她辞职，就是特意选择在过年的时候，之后就赶着回家过年了。
李梦桃在牧区长大的二女儿李静也像他一样，在团场医院成为一名医务人员。她工作有十年了。有人问她：“你向往上海吗？”她说：“那肯定的。”不过，李静又说：“我觉得对现在很满足。上海是个很发达的城市，也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只能说是去旅游，或者是看看亲人，肯定会去的。但是新疆这里是我生长和工作的地方，我也热爱这里，热爱自己的工作。”
嘱咐她，不要说是新疆回来的
在上海市区的一座写字楼里，有一家物流公司，创办人叫刘伟，她也是上海支边青年的二代。刘伟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先给人家打工，2001年自己开公司做老板。现在，包括她姐姐，她另外一个同学，还有做外勤的，都是新疆支边青年的子女。她觉得相对于上海本地长大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更能吃苦耐劳。因为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没有人认可你，就要更努力一点。
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些支边青年二代，背负着生存的压力。在婚恋方面往往要遇到或多或少的波折。他们当初回来，普遍的情况是，男生进了钢铁厂，女生进了纺织厂。一个男孩子在钢铁厂，没房子，没存款，要说在这边找个不错的对象，那是蛮难的。家里没有住房给你，说到存款，当初父母往返在路上，全都“铺铁路”了。就算父母回到上海，工作了几年，能有多高的收入？所以这些人的择偶条件往往比较低。
尽管刘伟是兰州大学毕业回来的，但是当时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人家介绍对象时，先嘱咐她这么一句：“你可不要说你是新疆回来的。”
一次，在刘伟的公司里，进来一位送快递的男青年，经介绍得知，他叫张双平，也是支边青年的二代。他1989年落户上海，父母还一直在新疆。他骑着摩托送快递，风很大，他一路更是风风火火，争分夺秒。为了多挣一份工钱，张双平跟人商量，把自己的保安工作调到夜班，白天就可以兼职跑快递了。他刚回上海时分配到钢笔厂，没几年遇上国企倒闭和职工下岗，两万块钱买断工龄后，他就一直在做各种能够得到聘用的工作。他刚回来的时候没觉得怎样，几年以后，人家招工的都要什么学历，自己就没信心去找好的工作了。如今他的固定工作是在小区做保安，夜里在几个小区轮回巡逻。
现在他最大的烦恼还是住的地方没解决。他讲道：“很多事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过他觉得理解父母那一代人，他们也不容易，当初去新疆不也像自己回到上海时的年龄；他们当年也是离开父母，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那边的条件当然比上海差得多，可是那么多年也熬下来了。
上海最早有互联网的时候，杨杰是第九十位个人申请的用户。他通过自学，现在已经成为IT音乐界的佼佼者，专门给知名品牌网络游戏制作音乐和音效。在他自己的公司录音室里，他坐在工作台前用设备模拟出新疆那种风暴的声音。
杨杰操作的时候，电脑上显示出声音波幅，音箱放出音响效果。他说：“嗯，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希望能够录到那种风暴的声音。不遥远，对我来说不遥远，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新疆在我的记忆里，所有的声音都是很有颗粒感的那种；像磁带一样，很有颗粒感的声音。”
当年，那些跟着父母，辗转去江苏盐城海丰农场的子女，就读于那里的中学，同样曾经是支边青年的中学老师对他们有这样一番告诫：“你们现在是在考什么？你们就是在考户口。考你们自己的户口，也是考你们父母的户口！”
一代支边青年的还乡梦，在他们子女的身上延续着；子女们怀着父辈的祈望，回归到“美丽的新世界”。而他们，各自有多少梦圆，又有多少的失意。
这些年来，上海支边青年的人生起伏，有形无形中影响到子女；而反过来，子女的生存努力，也时时牵动着父母。这其中，跨越新疆与上海的曲折经历，是两代人都抹不去的共同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