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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货员为顾客垫付5角钱》
编辑同志：9月11日，我和一位同事上街办事，顺便进乌鲁木齐市天山百货商场逛逛，在鞋帽柜台看到一种我几年都未买到的帽子，便决定买一顶。但是将我们俩的钱凑到一起，刚够买帽子，买了帽子就不能乘车回家了。如果不买，又担心“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售货员看到我们为难，将她个人的钱拿出五角，成全了我。第二天我专程去还钱，这位售货员已经把此事忘了。
9月14日，我去新疆八一农学院粮店买粮，在我前面有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妇。我心想，老人孩子不在家，自己来买粮，回去时怎么办？轮到我称粮时，司秤员牙生同志不见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满头大汗地回来，原来是他帮助两位老人把粮食送了回去。
这一件件小事，犹如春风拂面，使人感到温暖。它使我想起学生时代，也使我扪心自问：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自己该做些什么？
——《新疆日报》1981年11月9日报道(作者自治区农科院潘旺)
原标题：《三件小事》有删节
第六节百姓生活 新疆曾一年接待境外游客88人
20年前游客露宿宾馆院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开始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宾馆、旅行社林立的今天，当年的那些场景令人难以置信。
游客露宿宾馆院子
1986年夏天，在新疆人民出版社一栋灰色的建筑里，王洛宾找到了毕亚丁。
王洛宾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组织一帮离退休干部骑自行车环游塔克拉玛干沙漠！你看怎么样？”
毕亚丁干脆地回答说：“那你要准备一辆给养车，带上充足的食物、饮料和水，因为要穿过好几处100公里以上的无人区！”
王洛宾面露惊讶：“情况有这么严重吗？”
这是着名音乐家王洛宾和新疆资深旅游人士毕亚丁当年的一段对话。
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毕亚丁，当时在自治区旅游局供职。其间，他经常带旅游团出游，接待的主要是境外游客，国内游客极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旅游出行和旅游接待是什么概念，包括王洛宾在内，都不太清楚。
正如王洛宾所经历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人出行时，要带工作证、单位介绍信，还要换全国粮票。在新疆，200克全国粮票可以买一个馕。“没有单位介绍信，是买不了飞机票或软卧票的，这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毕亚丁说。
不仅如此，即使新疆人游新疆，吃的喝的往往也都要自己带上。家住乌鲁木齐市天池路的高飞就有过这样的旅游经历。
1988年，高飞和朋友搭乘一辆大巴去吐鲁番旅游，这种车在当时是主要的旅游车辆。车上没有空调，门是开启式的。路面多处翻浆，桥梁时常被洪水冲毁，汽车动不动就熄火，游客下来推车是家常便饭。
由于路况、车况等因素，从乌鲁木齐市到吐鲁番需要大半天的时间。途中没有像样的休息点，卫生条件好的饭馆也很稀少。“我们带了卤肉、馕、黄瓜、西红柿和水。快到中午的时候，在路边找个地方停下，方便方便，吃点东西，然后继续上路。”
当晚，高飞和朋友一起住在吐鲁番。他们被安顿到了一间地下室，因为房间有限，三人间、四人间已经住满。夏天气温很高，地下室的房间里放了两大盆水用于降温。还有一些游客露宿在宾馆的院子里，那里摆了一溜单人床。
没有标间，没有卫浴设施，厕所也是旱厕。如果在路上没有厕所，游客方便，遵循的是约定俗成的“男左女右”……这便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新疆旅游业的真实写照。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新疆景区景点开始大建厕所。有条件的景区建起了水冲式厕所。“那个时候的旅游局局长常常被人叫做‘厕所局长’。”毕亚丁说。
随后，各种旅馆、宾馆甚至是星级酒店出现了，标间紧缺的问题终于得以缓解。新疆餐饮业也随之飞速发展，除了新疆风味外，粤、鲁、川、湘等各地名菜也大举进疆，餐饮变得丰富起来。
导游也属国家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成立了中国国际旅行社，主要负责接待访华外宾，为华侨、港、澳同胞探亲旅游提供接待服务。
到“****”时期，旅游备受批判，被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旅游业也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行业。所谓的旅游接待，也变成了单纯的政治接待，不计成本，不讲效益。
而大众惟一能出游的机会，就是单位外派出差。公干期间，抽出时间到处转转。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改变。这一年，自治区外办旅游处成立，它是自治区旅游局的前身。“那时候，导游叫翻译导游，属于国家干部。”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张丹林说。
自1988年开始从事导游服务的陈雪峰说：“那时候当导游很受人尊敬，是外事工作者，出入高级酒店，手上拿着外汇券。”
陈雪峰可以说是新疆的第二代导游，他在1989年参加了全国导游资格的统考，取得了导游证，这是改革开放后实施导游资格考试的第一年。
“不是谁想考就能考的，要由单位推荐，工作满两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导游考试。”陈雪峰说，除了外语笔试、口试外，还有全国、自治区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知识、我国的外事政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考试内容。
在当时，导游的解说资料少，没有现成的导游词，旅游资料相当匮乏。1984年春天，毕亚丁开始着手新疆旅游资料的汇编。他从新华书店、图书馆找来大堆的史料，开始整理相关资料。“家里的地上、窗台上、床上，到处都堆满了这样的书”。苦熬了40天，十几万字的新疆旅游基础资料基本成型了，这也是后来他编写的《走遍新疆》《游遍新疆》最原始的资料。
当时，导游着装也有明确规定，男性一律西装领带，女性一律套装，即使在炎热的吐鲁番，这身行头也不能变。“连旅游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也是西装领带”。进入90年代，由于欧美客人的增多，穿便装的客人多了起来，对导游、司机的着装要求也宽松了些，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今天，导游着装遵循的是‘十六字原则’——男穿带领，女穿带袖，裤长到脚，裙长过膝。”毕亚丁说。
自费旅游逐渐增多
中国的大众旅游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国内旅游是出公差时的顺便游玩，游客以官员、职员居多，个人自费极少，境外游客基本上是自费。
到了90年代，行业或企业奖励、各种会议、考察活动多了起来，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国内旅游。“这里面，自费旅游的比例明显提高了”。
90年代初期，新疆诞生了专门接待国内游客的旅行社，如汇源旅行社。因为国内旅行社少，而国内旅游人数增长又快，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接待国内游客，而且报价很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一个16人的标准团，可以达到两万元以上甚至更高的毛利！”毕亚丁说。这么高的报价，来的人还是不少，因为新疆旅游除了天池、南山、吐鲁番等景区外，还开辟了大量的新景区景点。
毕亚丁谈到，到了90年代中期，新疆旅游业开始开辟16～18天的中长线路，旅游目的地延伸到了喀纳斯、那拉提、巴音布鲁克等地。他还谈到，在90年代以前，新疆和全国一样，也是以观光旅游为主，比如天池、南山之类的资源，那时，“文化内涵不是很突出”。
90年代后，特别是后期，新疆旅游业接受了“旅游资源无限性”的概念，家庭旅游、农家乐开始兴起。“从只看山水到什么都想看，这是旅游意识的深刻改变。”自治区旅游局一位人士说。
自治区旅游局调研员丁秀峰谈道：“新疆旅游起步时跟全国一样，是从国际旅游开始的，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情和创汇需要紧密相关。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国力大大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也随之提高，国内旅游开始兴起。而且，国内旅游一发端，就迅速超过国际旅游。计划经济时代被遏制的生活方式，终于得到释放。”
从1978年首次接待88名境外游客，创汇4.6万元，到2007年接待43.8万人次，创汇1.6亿美元，仅国内游客就达2126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直逼193亿元，新疆旅游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钱毓)
流行语
解放鞋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物质水平还很低，主要体现在轻工产品和日用品上，解放鞋就是那时流行的鞋子。
模压胶，草绿色的帆布面，鞋底有一层厚厚的海绵，由于当时部队也配备这种鞋，因此，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解放鞋。
这种胶粘帆布鞋，结实、轻便、耐穿，适宜部队战士行军打仗。它便于雨天、雪天行走，因此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
旧闻新看
《加班不要钱“外快”交国家》
据《大众日报》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八陡公社煤矿27岁的矿工李博新，不为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从1977年到1980年，干了2600多个班，4年干了8年半的活。
李博新自1973年到八陡公社煤矿工作以来，从没请过病假，从没因私缺过勤。矿上给他计算了一下：1977年他干了840个班，1978年干了765个班，1979年干了720个班，按每年实际工作日310天算，仅这3年他就干了7年半的活。
按矿上规定，每加一个班发8角钱。李博新说，自己是义务劳动，分文不要。
去年春天开始，李博新看到炭堆里夹杂着一些生产硫酸的重要原料——硫化铁矿石时，便抽空去拣。他把拣的硫化铁矿石交给附近的硫磺厂，自己不收钱。到去年11月，李博新利用业余时间共拣硫化铁24吨多，合现金1075元。李博新坚决不收这笔钱，他说：“咱们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就把它献给四化建设吧！”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1年2月25日第4版
原标题：《青年矿工李博新多挖煤不图利 埋头苦干为四化忘我劳动》
第七节百姓生活 量身高测体重找人代写征婚稿
首府首位征婚者至今仍单身
1984年，第五期《中国妇女》杂志上刊登出了全国第一个征婚启事，轰动一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效仿。
1984年3月，《乌鲁木齐晚报》(下简称晚报)上出现首府第一则征婚启事，是一名西安人托人刊登的，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仅3个月后，于学文成为首府第一个刊登征婚启事者。
从当年6月起，乌鲁木齐大龄青年开始加入征婚行列。半年后，因人数增加，晚报广告科在报纸开辟了“鹊桥”栏目。
征婚启事一见报女同事见他就躲
于学文，自治区棉麻公司的一名退休工人，他是改革开放后，首府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人。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1978年以前，于学文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女方都是由组织介绍的“根正苗红”的工农阶级，但由于性格不合等原因都以失败告终。
在那个年代，于学文离婚的行为让许多人无法接受，他自己也一度产生了放弃再婚的想法。1984年年初，无意间听说“有人通过报纸找对象”，老母亲一遍遍地催促他再成家，顶不住压力的于学文成了首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以前从来不看报，为了登征婚启事，每天找来报纸仔细看。”于学文说，看报纸的过程中，他发现当时刊登的只有外地人，而本地人对这个新生事物大多有排斥心理，纷纷扣以“不害臊”、“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于学文也想过放弃，但一想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