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继续说：“相公，你身在危机，居然全然不知。熙丰党人，十之八九在伺机待时，有朝一日，告你离间圣上父子骨肉之情，则必大祸临头。”司马光为之一惊，旋即朗声说道：“我为赵氏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赵家定不负我，苍天可证。”范纯仁恳切地说：“苍天是靠不住的。再说了，为赵氏江山尽忠者，只有你一个人吗？”司马光沉默不语，岔开话题，叫其他人来一起商议如何平息众议，安定局面。范纯仁遵命而去，叹息不已。
司马光自还朝以来，以废除新法、革除王安石当政痕迹为己任，不顾年老衰病，每日办公至深夜，事无巨细，必定躬亲定夺。朝中众臣已经难以统一意见，各州府关于废止新法的意见就更多，司马光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也不肯稍作休息。他明白自己残年老景，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新法遗患，怎么对得起先帝和太皇太后的恩遇呢？太皇太后屡加褒奖，劝勉他保重身体，司马光愈加感激，不分昼夜地部署废除新法条例。
一日，吕公著忽然心急火燎地奏报：“宰相！不好了！兵部急报，西夏兴兵十万，又来犯边了！”司马光大惊失色，不由得急火攻心，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众官忙将司马光送回府第养病，太皇太后也遣御医前来为他诊治。御医说司马光并无大碍，只是需要休息静养。司马光微微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请御医转告太皇太后，老臣无事，尚能为国鞠躬尽瘁。”御医施礼告退。吕公著来看望司马光：“君实，万望保重身体，满朝大臣还等着您主持政事呢。”司马光脸色蜡黄，微微笑道：“老了，不得不服啊。西夏军情如何？”
吕公著答道：“边关六城均已告急，我已差人前往抚慰，安定民心，务必坚守城池。枢密院正在商议对策。”司马光挣扎着坐起，司马康忙扶着父亲靠在床边。司马光缓了口气说：“西夏每逢新主登基，都要趁机进犯，无非是为抢掠而已，并不是为了东侵，以老夫看，只须严加防范！”吕公著忧虑地说：“依我看来，这次与以往不同。西夏大举进犯，不止劫掠那么简单！”
司马光说：“依老夫所见，西夏本意还是夺地掠城，这次大张旗鼓，来势汹汹，不过是想抢掠得多一些罢了。新主刚刚登基，不宜大动干戈，贸然交兵，该以大局为重。老夫以为应弃六城，以换取边土安宁。另外，为显我朝神威，也须对西夏予以惩戒，当立即禁绝与西夏贸易！”
吕公著点点头，说：“朝中之事，全靠君实拿主意。你一病倒，就像天塌了似的，所以还来打扰。”司马光摆手笑道：“你我同朝为臣，都为国事，不必在意。”吕公著小心翼翼地说：“君实，我听说介甫在江宁去世了！”
司马光惊得坐直了身子，忙问是否属实。吕公著说：“江宁知府已经具文来报。我想王安石虽然变法误国，但忠心可鉴，朝廷应该厚加褒奖，抚恤其家人。”司马光点头凄然地说：“介甫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遂致败坏法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更百端诋毁。我意以为，宜奏请圣上，除优加厚葬外，可追赠‘太傅’之衔，以彰圣上之明，抑浮薄之风。”吕公著高兴地说：“如此甚好，圣上若应允，宰相大人可授意苏子瞻撰写制文，以塞反对者之口。”司马光笑道：“此事子瞻最适合担任，你明日就上奏圣上和太皇太后吧！”吕公著起身施礼道：“君实，介甫与你我当年是为至友，自‘熙宁变法’，与介甫分道扬镳。如今已十八载矣。我们都老了，君实千万保重身体，我先告辞了！”司马康亲自送他出门。
次日，太皇太后即下懿旨，追赠王安石为太傅，优礼厚葬，同时贬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命起居舍人苏轼同撰敕文。
苏轼痛惜荆公逝世，又敬重荆公为人，自然精心撰写敕文，在舍人府办公处，净手焚香，默坐片刻，即挥笔而就，誊写完毕，不断吟诵。侍立一旁的文书侍从捂嘴偷笑。苏轼问：“所笑何事？”侍从说：“小的供职舍人府也有些年头，却不曾遇到大人这般。”苏轼笑问：“有何不同？”侍从说：“旧日舍人，苦思冥想者居多，就是写不出文章；查书寻典，使我等下人跑断腿。而大人则不然，信手拈来，洋洋洒洒，犹如刽子手斩人，痛快淋漓。”
这时范纯仁来到舍人府，见苏轼已撰好两篇敕文，先拿起《王安石赠太傅制》念道：“‘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风动四方……’好文章啊，子瞻雄文一出，介甫若泉下有知，必感欣慰！”
苏轼笑道：“仅有文章，又有何用。荆公谢世，本应厚葬，但荆公葬礼，朝廷却无人过问。公乃知枢密院事，不知意欲何为？”范纯仁为难地说：“这件事本不属枢密院管，但我已过问几次，无人出头办理，右相也失于督促，怕是要不了了之。”苏轼叹气道：“人情若此，何事可为？”
范纯仁忧心地说：“王介甫去世，朝廷少一能臣直臣。眼下‘熙宁新法’皆罢废了，再以旧法行政，天下如何是好呢，子瞻有何高见？”
苏轼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最忌翻来复去。先帝与介甫公立新法，而司马公又全面复辟，如此反复，党争渐成，以后再全面废止旧法，恢复新法也未可知。这样反复，天下无定法不稳，新旧两派倾轧，报复之祸不绝。官不思国之兴、民之利，而务于倾轧争夺，君子必无立足之地，而宵小必有乘隙之机，则天下仁厚之风从此一去不再。若能对熙宁之法取长弃短，既能安民，又能富国，天下风正，投机者无所乘其间，而贤士有用武之地。不以人取法，不以人废法，则我大宋尚有振兴之望。然司马公一意孤行，你我束手无策，奈何，奈何？”
范纯仁见苏轼说出这般透彻的道理来，心中又惊又敬，说：“朝廷褒奖王安石，也是意在消除党派成见，务求和合。这次太皇太后批下来一批新党人物外贬，吕惠卿等十余人失势，不知外间会不会有所议论？”苏轼说：“当褒则褒，当贬则贬，只要公正为人行事，不挟私为恶，清浊自分，何惧人言！”
范纯仁笑道：“子瞻君子气节，令人敬仰啊。让我也看看这篇吕惠卿的贬词。”轻声念道：“‘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逾之智，滔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痛快！痛快！子瞻当年在朝堂上舌斗吕惠卿，如今又笔剖之，使奸人罪恶昭彰，大快人心啊！”苏轼微笑不语。
内侍梁惟简拿着这篇贬词向吕惠卿宣旨，读到“……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座。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贼狼藉，横被江东”时，吕惠卿仰天大笑道：“如此贬文，千古未有。苏子瞻可谓厚爱老夫也！”
当读到“迨于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可”时，吕惠卿又放声大哭道：“苏子瞻文如利刃，直指老夫心窝，听旨宣读已觉脊背寒冷，毛发倒立。就这一篇贬文，恐怕使我万世不得翻身了。”管家见吕惠卿又哭又笑，不明所以。吕惠卿不再说话，闷闷接了旨，驾着一辆牛车，往千里之外的建宁军赶去。
苏轼为皇帝起草的这道贬书，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天下学子无不争抄，元祐党人拍手称快，而熙丰党人从此对苏东坡更加恨之入骨。
司马光病体稍愈，马上回到政事堂办公，他知道西夏犯边之事不容小觑，忙召众官商议。西夏屡次犯边，宋朝与之交战，每战必败，故人人谈西夏而色变，纷纷主张贡纳岁币，以求息事宁边，免惹战事。司马光对众人说：“西夏屡次犯边，乘我朝新帝即位，不过为多求财帛耳！王安石用王韶经略河湟，攻占夏人六城，破坏与西夏盟约，故夏人借故寻衅滋事。今朝政当务之急是废除新法，稳定内政，修德固本，则夏人无可乘隙。老夫与吕公思忖良久，决定放弃六城，稳定边地安宁，换取大局稳定。同时，下令西北各路州府，关闭榷场，禁止与西夏贸易，则夏人自困，兵戎自消矣！”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苏辙忙到舍人府将此事告知苏轼。苏轼正忙着草拟诏书敕文，闻言大惊，掷笔叹息：“割六城求和，犹如抱薪救火，养虎遗患。还要禁断贸易，则更是目光短浅之为。司马公糊涂啊！”苏辙说：“司马公一国宰相，辅佐新主登基，内政外交都要顾及，他可能有自己的难处。”苏轼焦急地说：“身为一国宰相，内政外交随时都有顾虑和难处，又岂能受制于如此难处，行昏庸之举？太皇太后若准奏，就是木已成舟，圣命难违！刻不容缓，须赶在他上奏之前，先去劝阻他！”说着急忙跑去政事堂，苏辙拦都拦不住。
苏轼赶到政事堂，大喊道：“司马公！万万不可！下官以为不能弃六城，而该守六城；不能禁断贸易，而该大行贸易。”
众官惊异不已。司马光不悦，冷冷地说：“子瞻总是有惊人之见，不知有何良策可以退敌？”苏轼拱手施礼，缓缓说道：“诚如宰相所言，宰相弃六城之目的，在于换取边土之安宁。但割地求和，历来是下下之策，千万行不得。下官以为此次西夏侵扰边境，其意不在夺地掠城，也并无吞我大宋之意，他们信武不信文，滋事实为逼我讲和，以增加银粮丝帛。宰相，弃六城有损国威，也会造成我军士气不振。这六城得来不易，是牺牲了六十万人性命才换来的，所耗之财，更是数以万计，岂能说弃就弃呢？若弃六城，以后我大宋谁还愿为国捐躯呀？”
司马公早已不耐烦苏轼屡次反对自己，强压住怒火道：“子瞻此言是说本相有卖国之嫌吗？”苏轼直言道：“下官就事论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苏辙、吕公著、范纯仁早已为苏轼暗暗捏了把汗。
司马光冷冷地说：“那你说说与西夏广开贸易又是为何？”苏轼说：“西夏吃穿用度离不开我大宋。若广开贸易，则西夏与我互通有无，两地民众皆得实惠，方可安居乐业，乐业者不好战，此为定理。西夏贸易越兴，则大宋越强，西夏的好战之策就越难以行通。这种软化政策胜天下百万雄兵。不出几十年，即可瓦解。”
范纯仁说：“子瞻所言极是。只是眼下西夏虎狼之师犯境，当务之急是如何退敌，子瞻有何良策？”苏轼早已思虑周详，应对如流：“选派良将，训练兵马，守而不战，来则拒之，以逸待劳。西夏靠铁骑制胜，讲究速战速决，我则坚守不出，以小胜积大胜，久而久之，不攻自破。但万万不能弃城而去。”范纯仁点点头：“我大宋与西夏交战，就败在出城迎战，贸然追击，结果敌兵铁骑来往如风，我军顷刻溃败。宰相大人，我看子瞻之计可行。”
司马光冷冷地说：“不行！子瞻，你想得太简单了，如今边关哪有良将？时下士气不振，国力不强，用什么守城？不成不成，此事无需再议，速奏明太皇太后，按本相之计施行吧。”苏轼连声反对。吕公著也劝言道：“宰相，子瞻之言也不无道理。割地求和，此例一开，辽国等也会效仿，万一兴兵威逼，又当如何应对？王安石当政之时，割地与辽，已有卖国之嫌，我等割六城亦会遭国人唾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