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从来没听说过还有此事，心中惊疑不定，马上带着老头来到县里，请求知县审辨真伪。那老头对知县说：“小民是个跑江湖行医的先生，时常出外给人家看病。妻子生了个儿子，因家境贫寒，无力抚养，就把儿子抱给了他现在的爹张家。”他滔滔不绝，说得详详细细，哪年哪月，谁人抱去，交给谁，又有谁看见，都有名有姓，头头是道。知县程颢打断他说：“时间过了几十年，你怎么还记得这般详尽？”老头回答道：“是小民回家后，妻子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的。当时我就把这些事写在一本药书后面的空页上。”说罢，就从口袋里掏出那本药书，并将他写的几行字指给知县看。
程颢翻开药书细看，他特别注意到有这一行字：“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儿与张三翁。”他不禁微微一笑，转面问张某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张某答：“小人三十六岁。”又问：“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答：“七十六岁。”程颢笑着对那老头说：“你听见没有？张某今年36岁，他父亲生他时，才40岁，哪有40岁的人就被人叫‘翁’的？”张某恍然大悟，连忙接着说：“街坊邻居叫我父亲‘张三翁’，也就是这五六年间的事。”那老头作弊露出马脚，只得承认犯了诈骗罪。
《宋史·程颢传》
石公弼办案
石公弼任卫州司法参军时，朝廷养马基地淇水监的马匹管理不善，四出食毁农民稻谷。农民们看到一年辛苦全被糟蹋，不仅全家衣食无着，完粮纳税也将无由取办，莫不顿脚捶胸。一个农民气急之下，打伤了一匹马，这可就闯了大祸。因为这些马大都是军马，与军队装备、边防安全密切相关，当时的法律对于损伤军马有详尽而严厉的规定。郡守韩宗哲知道后，马上将那个农民抓起来，意欲从重处死，以儆效尤。州里掌管议法断刑的司法参军石公弼的看法与郡守不同，他认为这个农民没有什么罪过，不应判他的刑，更谈不到处死。韩宗哲说：“这个凶悍的刁民杀伤公家马匹，怎能还说他没有犯罪？”石公弼说：“马再重要也不过是个禽兽，禽兽吃了人的粮食，主人能眼睁睁看着它糟蹋而不保护他的庄稼吗？要保护庄稼就只有赶走马匹，又岂能没有伤害？倘苦皇上猎宫上林苑的虎豹冲出栅栏出来伤人，能够不杀掉它吗？卑职认为，要想公家养的马不受伤害，惩治管理牧场的人就行了，不能让老百姓承担罪责。”韩宗哲固持己见，非常生气，将案子交给别的属官办理。后来，朝廷派来检查判案情况的使者来到这里，又仔细复审了这个案子，他们完全采纳了石公弼的处理意见。
州属获嘉县有个平民某甲，脾气暴躁，好与旁人吵嘴打架。某天，他同某乙争斗，手指打伤了，在家里休息了几天，伤势刚有好转，他又因一件事与某丙打了起来。结果，使原来受过伤的手指伤口破裂，肿大溃烂，不治而死。甲的家属上告，经郡吏审讯，判定是由于乙和丙二人打伤所致，应处乙、丙死刑。石公弼驳斥了这一判断，他重新加以审理。他觉得甲的丧命是由于他的原伤未曾痊愈，又去与人斗殴，用有伤口的手指去捽捉丙的头发，用力既猛，又在脏污不堪的乱发中来回搓弄，份口破裂，致使头发中污秽之物侵入伤口，感染而成可怕的破伤风，就这样不治而死，而不是由于乙和丙以物击伤所致。因为他的分析透彻，有理有据，乙、丙两人的死罪得以开脱。
以后，石公弼调任涟水县丞。徽宗时，昏庸的皇帝为了享乐，频繁派出内外供奉前往南方采办各种用品。有一次，供奉官高公备押运纲船经过淮河，行到涟水，上岸报案说，船翻溺水，钱物损失不少，要地方官协助查找。石公弼感到事有可疑，他说：“近几日天气甚好，河里风平浪静，怎会有翻船的事？”他派县尉前往核查纲船的运载物品和损失情况，估计损失钱百万左右。石公弼总认为翻船溺水的事很不可靠，就找来几个水手和船上的人，仔细加以盘问，最后终于查清真相。原来是高公备在途中与船上一个客人的妻子通奸，被那个客人发现，高公备索性杀了那个客人，可是又怕因奸杀人的事传开，因此一路盗窃官钱收买其下属和船上的人。由于盗窃太多，怕回去不好交待，只好谎报了翻船溺水的案件。事件调查清楚后，石公弼就将高公备逮捕起来，严厉加以拷问。高公备见事情已经败露，只得承认因奸杀人、盗窃官钱和谎报案情之罪。
《宋史·石公弼传》
吕午智服县令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淮南西路的庐州派遣两个士兵到江南东路太平州的芜湖县会办公事。这两个士兵忽视了对外州县长官的尊重，自己径直就去盘问甚至拘审芜湖平民。这一冒失行为激起了当地官吏的反感，摄理芜湖县事的司理参军，便以庐州兵士强行侵夺县民为由，向他的上司、知太平州的吴柔胜作了禀报。吴柔胜大怒，马上下令将两个庐州兵抓起来关进监里，并委派当涂县丞吕午对二兵进行审问。
吕午以贤能著称，他奉命之后，前去提问了两个庐州士兵，详细了解了情况，然后回去对吴柔胜说：“这两个庐州兵是带着公文前来办案的，找我们这里的百姓查寻线索，不能说是夺民。”吴柔胜很不满意吕午的结论。他说，两个小小的庐州士兵竟敢藐视本地官府，务必严惩。他命令吕午再去重新审讯。
第二天，吕午又来拜见。吴柔胜先命人问他审理情况如何，见解有无变化？吕午说：“经过再审，依然坚持昨日禀报的见解，不以为判断有误。”吴柔胜听说，更加恼怒，说：“你吕午是太平州的官，却替庐州士兵说话，我可不能忍受庐州小兵强制我的百姓！”他不愿理睬吕午，不出去接见他。
吕午对自己上司的行为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可也把他无可奈何。要迁就他吧，那样做实在无理；就这样不作个交待就拂袖而去，也不是伺候上司的道理。他想，那好吧，你不见，我就候着，看是你先出来还是我先走。因此，他端坐厅里的客位，闭目养神，既不动，也不吃饭，就这样等着。
过了好久，衙役进去给吴柔胜说，吕县丞还坐在厅里，不动也不吃，也没有走的意思，怎么办？吴柔胜气得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出来见他。吕午刚刚站起来，吴柔胜就抢先开口了，他先骂了一通庐州的兵，并说要将两人黥面发配。等他说够了，吕午才慢条丝理地说：“庐州方面倘若没有公文的话，您怎么惩治这两个宝贝都行，但人家是拿着公文来的，我们本来就有责任协助处置。如今的问题是我们不但没有协助处置，反而把人家抓起来审问，还要判罪，这样做恐怕是我们没理吧？”
吴柔胜平静下来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终于同意了吕午的看法，立即释放了庐州的两个士兵，并指派人员协助他们完成公事。从此以后，吴柔胜更加敬重吕午的识见和度量，他的两个儿子吴渊和吴潜，也与吕午结下了很深的交情。宰相史弥远，虽然不算贤相，也把吕午的名字写进了他的“人才簿”。
《宋史·吕午传》
武行德智识诡计
五代时的武行德，年少时是一个採樵卖薪的人，后凭勇力出众，投身军伍，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晚年归宋。
武行德尽管是武人，但有智谋、有魄力，建立过一些颇为可观的业绩。后周太祖广顺初年，武行德任河南尹、西京留守。当时，朝廷颁行禁卖私盐的法令，违法者必予严惩，还规定有能捉到或告发贩卖私盐一斤以上者，都予以重赏。这样，也就使得一些惯于投机取巧、为非作歹的人，挖空心思，作奸告讦，利用截获私盐这事，损人以利己。
西京洛阳近郊有个贫寒的老妇人，仅靠种蔬菜为生。这天，她正挎着菜篮子，进城卖菜。路途中，迎面来了一个和尚，说要买她的菜。老妇人放下篮子，和尚在里面上下翻看了一阵，然后又和老妇人讨价还价，可和尚出价太低，没有买成，各自走了。
老妇人走到城门口，守门兵士照例检查她的篮子，东翻西翻，竟然从中翻出一包盐！老妇人看着这神奇般地出现的东西大吃一惊，吓得目瞪口呆，百般哭诉分辩，全不顶用，不容分说，便被士兵推推攘攘，押到了府尹衙门。
府尹武行德接过缴获的一包盐，他一看这贩卖私盐的竟是一个衣衫不洁，破破烂烂，老实巴交的乡下老婆子。再看那截获的赃证，却相当精美，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刺绣精细，尽管半新不旧，但依然干干净净。武行德心想，这样一个肮脏褴缕的贫穷老婆子，怎会有如此一个上好布袋拿来装盐？八成又是被奸邪之辈耍弄了。
武行德便问老妇人为何要偷带私盐？老妇人哭哭啼啼，连叫冤枉，说自己天天进城卖菜，哪里有力量卖什么私盐，真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杀的要陷害我。府尹又问她进城路上可与什么人一同走过？老妇人想了想，说：“路上都是一个人独行，只是快到进城时，有个和尚说要买菜，在篮子里翻了半天，什么也没有买成，耽误了我的时间，我还生了—阵子气哩。”武府尹把大腿一拍，说：“是了，你中了那个和尚的奸计了！”
武府尹马上派人按老妇人说的模样、方向，前往访拿和尚。不久，和尚被捉来了。经过审讯，和尚招认说，他与守城兵丁勾通，使用诡计，往行人的器物中暗藏食盐，然后让兵丁查获，前去骗取赏钱，各分一半。武府尹放走了老妇人，立即将奸僧和与他通同作弊的守城兵丁数人，斩首示众。从此，人们对他更加畏惧和敬服，守城兵丁再也不敢害人骗赏了。
《宋史·武行德传》
王旦治案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汴京的宫禁突然起火，殿阁、内库一片火海。真宗生气地说：“太祖、太宗两朝聚积的财物，朕舍不得耗费一钱一物，这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太可惜了，令人痛心！”宰相王旦上前劝慰说：“陛下富有天下，只要厉精图治，财富不难积聚；可堪忧虑的是政令、赏罚的不能适当。臣备位宰相，无政绩功德可记，以致天降大灾示警，臣理应引咎辞职。”继而又正武上表请罪。真宗安慰了他一番，然后下诏罪己，又要求内外官员建言朝政得失。
不久，查出这场大火不是天灾所引起，而是由荣王元俨宫中一个侍婢纵火引起。执法官员马上立案调查审讯，结果上报有罪应当处死的就达一百多人。眼看一场大规模的杀戮就要发生，宰相王旦又向真宗请求道：“这次火灾发生之后，陛下已经下了罪己诏，臣等也曾上表待罪。如今又要归咎于一干小人，这将何以向天下表示信用？而且，尽管查出事出有因，但安知这不是上天昭示的警告？”真宗采纳了王旦的意见，将应当治罪的人全部宽免。
又有一个谈阴阳五行的术士，上书妄议宫禁中的事，被抓来杀了。在查抄他的家时，发现不少朝廷官员同他交往。真宗大怒，要将这些人交付御史台勘问。王旦看到这么多人卷了进去，心里十分不安，他对皇帝说：“谈论阴阳八卦，占卜吉凶休咎，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妄议朝政大事，臣以为陛下不宜将此事看得太重，不理睬他们就行了，为何判罪？”真宗还是怒不可止，一定要惩办这些荒诞不经的朝廷命官。王且只好去找来一本破旧的占卜算卦之类的书，送到真宗的面前说：“臣当年未出仕时，也未能免俗，看过这类书，如陛下一定要说有罪，就请将臣一起交付审判。”真宗的气平了一些，说：“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现，怎能宽免？”王旦说：“臣作为宰相执掌国家法纪，岂可任意而行？倘若蒙陛下允准不将查获书信的事公开，倒可以查办几个十分不像话的人。”真宗只好赞同王旦的意见，由他去处理此事。
王旦到了中书省，把术士家中查获的书信全部付之一炬。刚刚离开，他突然后悔了，心想，没有证据，如何惩治几个特坏的人？于是马上派人快马转去取出。但为时已晚，书信早已烧成灰烬。莫奈何，只得全部宽恕。
王钦若奸邪险诈，是当时公认的“五鬼”之首，他与陈尧叟、马知节同任枢密院事，议论常常相左。一天，竟在皇帝面前忿争起来，真宗气得把宰相王旦叫来，王钦若还在吵闹不已。王旦将王钦若叱退下去，马知节叩头流涕说：“愿将臣与王钦若发下御史府审问。”真宗大怒，命将他们交付审讯。王旦从容道：“钦若等仗恃陛下厚待他们，冒犯陛下，是应当依照国法治罪，请陛下先回宫休息，臣等来日再行取旨。”他是想让皇帝情绪冷静下来，避免作出过激决断。
次日，真宗把王旦叫上前问昨天的事，王旦说：“王钦若等固然应当贬斥，但还没有考虑好定他们什么罪名。”真宗说：“很清楚，是忿争无礼之罪！”王旦说：“陛下堂堂天子，朝廷大臣却犯忿争无礼之罪，这样的事情传到外国去，恐怕会被外邦远人所轻视。”真宗说：“你认为应当怎样处理？”王旦说：“让臣到中书省，将王钦若等人叫去，向他们宣示陛下包涵宽容的意旨，同时严加训诫。过一些时候，再罢免他们也不算晚。”真宗点头说：“要不是你说情，我是难以忍下这口气的。”果然，过了一个多月，才宣布免去王钦若等人的官职。一场关系朝廷大臣的大狱，就这样简单被王旦既维持了法纪而又不动声色地处理了。
《宋史·王旦传》
范纯礼治法宽猛相济
范纯礼是范仲淹的儿子，徽宗时，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在他以前的那个府尹，为政严竣苛刻，喜欢深文周纳，陷人以罪，造成很多冤狱，影响非常不良。范纯礼到任后，有人问他将何以为治，他说：“宽猛相济，这是圣哲先贤的遗训。今天的京畿，经过长期的严刑竣法的整治，倘若再施之以‘猛’，那就是以火济火，火上加油，老百姓将无以措手足。如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改掉苛刻虐民的偏向，怕的是纠正得不够；对百姓宽和一些，不会造成祸患。”本着这种思想，他对各类案件，一般都处理得较为宽松。
他在任期间，汴京近郊发生了一起所谓村民蓄意谋反的案子，皇帝下诏，将案子发到开封府，指定府尹范纯礼主持审理。范纯礼经过传讯犯人、证人，详细了解情况，发现这纯粹是一起小题大做的滑稽事件，令人啼笑皆非。
原来北宋的都城汴京，是当时戏剧演出最繁盛的地方。汴京城郊淳泽村有个青年农民，是个有名的戏迷。他常常到乡间的庙会和城里的勾栏、瓦舍去看演出。有一天，这个村民在戏场看戏回来，心里非常兴奋，又在村头喝了两杯酒，摇摇晃晃、嘴里哼着戏词往家里走。他走到一个卖水桶的小摊前，看见箍桶匠人刚刚做好一个新桶，黄铮铮的，十分好看，他走上前去拿起捅来就往头上一戴，再比划一个舞台演戏的姿式，对桶匠说：“看孤家这个样子，像不像刘先主？”桶本来刚刚成型，尚未完全加固，经他这么一弄，桶片散了一地。桶匠气得哇哇大叫，想起他刚才胡诌的什么“孤家”、“刘先主”，便一把将他拉住，一直拉到里正家里去，说这小子想当皇帝，图谋不轨。桶匠本来只想让他吃点苦头，给他一点小小报复就算了，谁知里正倒认真了，一直把他押送京城。戏迷就这样被当成“谋逆”的要犯，被关进监里，以至惊动了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