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赏罚分明
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从水陆两路征伐后蜀。陆路领兵者为忠武节度使王全斌，武信节度使崔彦进为副，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水路领兵者为宁江节度使刘廷让，枢密承者曹彬为都监。陆路经栈道入川，水路则溯长江西上。蜀主孟昶听说宋军来犯，便任王昭远领兵拒敌。王昭远向来自负，以为自己心胸有韬略。离成都时，宰相李昊（hào）为他饯行，他手执铁如意，自比诸葛亮，于酒酣耳热之际，撸胳膊挽袖子地对李昊说道：“我此行岂止是战败宋军，我要率领这二三万雕面恶少儿，轻轻松松地直取中原！”
可是，仗一打起来，情形却与王昭远恰好相反，宋军节节胜利，蜀军连连败北。王昭远在剑州一役为王全斌活捉，后蜀的后续部队元帅孟元喆（同哲）落荒而逃，最后，蜀主孟昶不得不递上了降表。从王全斌等离开宋都至孟昶俯首投降，前后只用了66天时间。
水陆两支宋军在征讨蜀国的过程中，表现了不同的军纪。水路军兵发夔州，每过一城，诸将都想大开杀戒，都监曹彬予以坚决的制止，因此，这一路军所过之处“始终秋毫无犯”。陆路军却相反，王全斌等入成都后，日夜饮酒作乐，不管军务，纵容士兵抢掠蜀人子女、钱财。太祖诏命投降的蜀兵赴京，并予优待，给以路费，王全斌等却擅自减少了路费的金额，并纵任部下大加侵掠，结果逼得蜀兵起而反抗。
乾德五年（公元976年），后蜀的臣民赴京诣阙告御状，揭发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人破蜀时的种种不法行径。于是，太祖把诸将同时叫了回来。王仁赡先朝见太祖，太祖询问他时，他为解脱自己，历数了诸将的过失。太祖气愤地追问他：“难道你索取李廷珪的妓女，开丰德库贪污金宝，也是别人干的吗？”他被问得惶恐不知所对。经过查证，王全斌等三人共索要、收取、贪污六十四方六千八百余贯钱，而蜀宫珍宝及外府另藏不在簿记的还不包括在内。另外，擅自克扣蜀兵路费、屠杀降兵以致反叛的罪状也一并算在三人的头上。三人在事实面前都承认无误。于是，太祖命御史台召集百官，于朝堂上议定三人该当何罪，百官都说应判三人死刑。太祖念三人有灭蜀大功，特准将功折罪，免于一死，但予以贬官的处分。以王全斌为崇义军留后，崔彦进为昭化军留后，免去王仁赡枢密副使一职，降为右卫大将军。
王仁赡在历数诸将过失时曾说：“清廉谨慎，未辜负陛下任使的，只有曹彬一人。”太祖也早已听到过曹彬监军守法的事迹，因此提升他为宣徽南院使兼义成节度使，并给予特别优厚的赏赐。曹彬入朝时推辞道：“诸将都获罪，臣独受赏，臣深感不安。”太祖说道：“你有功劳无过错，又不自我吹嘘。如果你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过失，王仁赡岂肯为你隐瞒。奖善惩恶乃是国家的常典，你就不要推辞了。”
（《宋史·太祖纪》、《宋史·王全斌传》等）
王安石的升迁与变法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从南方来的王安石最开始并不为皇位朝廷所知道，当时宋朝的韩、吕二姓为世家望族，王安石就想借此二家以取得朝廷信任，便和韩绛、韩绛之弟韩维以及吕公著等人结交，这三个朝廷命臣都轮流地称赞颂扬王安石，王的声名才开始大起来。
当时宋神宗在颍邸做太子，韩维在太子身边做记室（主记录文书等事），每次他的言谈高论受到太子称赞时，他就说：“这不是我自己的见解，而是朋友王安石的见解。”后韩维迁任太子庶子，他又推荐王安石来接替他的原职。宋神宗于是特别想见一见王安石本人。神宗刚一即皇位，就任命他为江宁知府。数月后，又召回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才入朝廷。入宫见到神宗，皇帝问治国应当从什么开始，他对答：“应当以选择帝王之术为先。”神宗问：“唐太宗怎么样？”他回答说：“陛下应当取法尧、舜，为什么要学唐太宗呢？尧、舜的治国之术最简而不烦，最要而不迂，最易而不难，只是末流的帝王不能全面知悉，认为高不可及罢了。”神宗皇帝说：“卿可以说是在给我出难题，朕自认为能力有限，恐怕不能达到卿的要求。卿可以全力辅佐朕，我们共同实现尧、舜之道。”
有一天朝会，群臣都退了，皇帝留下王安石，说“朕有事与卿商谈。”接着说：“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他们才能有作为，这二位实在是世上少见的。”王安石说：“陛下如确想做尧、舜，那么必须有皋、夔、稷、卨这些辅弼者；想成为高宗，就必须要有傅说。陛下所说的那两个人都是有道者所羞为的，怎么值得一提？天下如此广大，人民如此众多，已有百年的太平岁月，有学之士很多啊。然而陛下还常担心无人可以辅助政治，这是因为陛下选择的方法还不明确，宣扬诚意还不够，这样即使有皋、夔、稷、卨、傅说这样的贤明之士，也终将被小人所遮蔽，最后失望地离去了。”皇帝说：“哪一个朝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尧、舜之时，还有四凶呢。”王安石说：“就是因为能够辨别四凶而诛伐他们，这才是尧、舜。如果四凶能够得逞谗恶，那么皋、夔、稷、离难道也会苟且地食其俸禄而终身吗？”
第二年一天，神宗皇帝拜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位与宰相同），对他说：“人们都不了解卿，以为卿只知道经术，不通晓时务。”王安石对答说：“经术就是用来经营时世的，后世的所谓儒者，大部分都是庸人，于是世俗看来都认为经术不能用来经营时世之务。”皇帝又问：“既然这样，那么卿所施行的办法准备以什么为先？”王安石说：“变风俗，立法度，是当今当务之急。”皇帝认为有道理。于是朝廷专设三司条例司，命王安右与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掌理。王安石提拔他的同党吕惠卿具体担任。接着，农田水利、青苗、均输、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出台施行，号称“新法”，王安石遣派提拔了官吏四十多人，到各地颁行新法。
《宋史·王安石传》
吕诲有先见之明
吕诲，字献可，北宋开封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江州太守。历仁宗、英宗、神宗几朝。神宗即位后，召为盐铁副使，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后又执掌谏院之事，拜任御史中丞。
后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颁行新法，进行改革，当时人们都认为皇帝能知人得士。吕诲说他不通时事，如果加以大用，是不应该的。当时正好著作佐郎章辟光上书说，岐王赵颢应当迁居外邸，皇太后大为恼怒，皇帝下令治他离间皇亲的罪过。王安石认为他无罪。吕诲请求把章辟光交刑吏问罪，没有被批准，于是他上疏弹劾王安石说：“大奸伪看似忠诚，大佞恶看似可信。王安石表面质朴，其实内中藏有巧诈，陛下欣赏他的才辩而委他重任。王安石其实当初并没有什么长远的方略，只是一心要标新立异，更改旧制，罔上欺下，文过饰非。今后误我天下黎民的，一定是这个人。如让他久居高位，国家必然有乱。章辟光的谋议，本来就是王安石和吕惠卿所指使的，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深究查处我，我终不会放过这两个人的’，所以王安石、吕惠卿他们对他极力营救。希望陛下明察奸伪于未然，并听取朝野之士的议论，然后再评判臣的话有无道理。”
那时宋神宗皇帝正倚重王安石进行改革，心意坚定，便把吕诲的奏章还给了他。奏疏遭驳，吕诲请求辞职离朝。皇帝对曹公亮说：“如果黜退吕诲，恐怕王安石心中有所不安。”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对臣恩义厚处，臣怎么敢根据自己的个人声名来妄自干预陛下的任免安排呢？”于是朝廷贬出吕诲，让他去做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太守。
苏颂那时正是皇帝身边拟诏者，曾公亮对他说：“章辟光治平四年（1067年）上书时，王安石正在金陵，吕惠卿正在杭州监收酒税，怎么可能指使他呢？”所以苏颂拟的诏词说：“附和小人谗谮之词，妄言欺上无实之语。”诏制拟好后，皇帝责备苏颂，苏颂把曾公亮说的一番话告诉了皇帝，这才知道章辟光治平年间上书是自己所想，并非受王、吕指使。
吕诲将要上书弹劾王安石时，司马光劝他不要那样做，吕诲说：“王安石虽然极富盛名，但他喜欢固执偏见，轻信奸佞，喜欢他人阿谀自己。他的计划好像很完美，但施行起来则疏陋不堪；如把他放在宰辅的位置上，天下百姓必定会受其祸害。当今皇上刚刚嗣位，与他朝夕商图大计的，只是二三个执政者而已，如果这几个人不得当，就会败坏国事。这就是我的心腹之忧，想拯救国家还惟恐不及，怎么可以缓慢不管呢？”吕诲被斥退之后，王安石更加专横了。司马光从此佩服吕诲的先见之明，自认为自己不及他。
第二年，吕诲改任河南太守，任命还没下达他就病重了。不久又被提举为崇福宫学士，他以身体有病为由上书辞职说：“臣本没有什么老毛病，医生们乱用邪术偏方，滥下汤药方剂，随他们好恶而治，结果病及四肢。我一身微躯本不足惜，但对于祖宗九族的寄托怎么办呢？”或许他是以病重喻国政吧。
《宋史·吕诲传》
不用良臣奸佞必当道
李沆字太初，北宋洺州（治所在今河北广年）肥乡人。李沆幼年好学，器度非凡，他父亲曾说：“此儿他日必定位至公辅。”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72年），李沆中进士，踏入宦途。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升掌铨判吏部主官，曾经侍坐皇帝宴会，散席后宋太宗赵光义目送他回家，说：“李沆风度端庄凝重，真是贵人啊。”次年，便拜他为给事中、参知政事，实即宰相之位。真宗即位后，他又迁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
那年契丹侵犯北方边境，宋真宗亲征，命李沆留守京都，城中安然有序。宋真宗还师，他郊迎于野，命坐置酒，深加慰劳。官职由此又加一级，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宋真宗垂问他治国应当以何事为先务，李沆回答：“不用浮薄新进好事之徒，这最为紧要。”皇帝问是指哪些人，他说：“如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后来曾致尧做温仲舒的副官巡抚陕西，在内阁朝廷上疏称温仲舒不足以共事，当时的轻薄之人无不称快，李沆却不高兴，于是改用他人以辅助温仲舒，而罢免了曾致尧。
皇帝曾经与他谈到唐朝君臣树立党羽，难以御制，终致王室衰弱，是由于奸邪难以辨别造成的。李沆说：“奸佞之话看似忠诚，奸邪之语听似可信，像卢杞蒙蔽唐德宗，而李勉反被当作真奸臣，就是这样的。”宋真宗说：“奸邪的表象虽然难以辨别，但时间长了便自然败露。”
一天晚上，皇帝派使者拿着手诏来告诉李沆，要立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用烛灭烧了诏书，附上奏书称：“陛下只管说臣李沆认为不行。”这个提议就此罢了。当时的驸马都尉官石保吉请求做使一级的相官，皇帝又与李沆商议，李沆说：“赏典之举，须要有所缘由，石保吉仅仅由于是皇帝国戚，而没有攻战的勋劳，就拜位台相，恐怕引起朝臣非议。”过了几天皇帝又再三问李沆，他还是坚持己见，后来终于没有实现这个提议。当时朝臣们喜用密奏，皇帝问李沆：“他人都有密奏，而唯独卿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说：“臣身位宰相，公事就公堂言说，有什么须要密奏的？做臣子而上密奏的，不是谗言就是佞谀，这正是臣常常痛恶的，怎么可以效仿呢？”
丁谓原来出自寇准门下，是他的学生，后来官至参知政事，他事奉寇准极其谨慎。有一次在中书省会餐，寇准的胡须被汤弄脏了，丁谓赶紧站起身为他慢慢地揩干净。寇准被他迷惑，屡次向李沆推荐丁谓的才干，但李沆并不重用他。寇准问他，李沆说：“看他的为人，能够让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又怎么可能永远抑制而使他位居人下呢？”李沆笑道：“你以后后悔时，定会想起我的话。”后来丁谓得势后，果然与王钦若、曹利用等人勾结，将寇准排挤出阁，并进谗言，致使寇准一再遭贬，死于谪地。
（《宋史·李沆传》、《宋史·寇准传》）
宋神宗用新旧两派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经学上旨趣多有相合，二人交情素来深厚。不过政见截然相反，交往越久，议事时就越是意见不合。宋神宗时，起用王安石颁行新法，实施新政改革，而司马光则竭力反对，主张沿用旧制。
是年北方河朔大旱，农稼受损，国家资金不足，有朝臣乞请皇帝南郊大典时不要赐金帛。皇帝诏令学士们商议此事，司马光与王珪、王安石等同时进见。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显贵开始，从近旁开始，此议可行。”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馔，舆论认为他既然自知不能，应当辞去职位而不应辞去俸禄。况且国家资用不足，并不是当务之急，之所以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按人头用畚箕敛赋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能使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长的财货百物，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官家那里，如果设法从民众那里夺取财货，其危害甚至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就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办法，所以太史公记在史书上以昭现其弊端。”双方争论不休。皇帝说“朕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但是暂时只能以不准允此议来回答你们。”到王安石草拟诏书时，就引用常衮的事例来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复辟。
神宗用王安石施行新法，进行改革，司马光曾三次以朋友情义写信劝他，王安石不悦。司马光还上疏条陈新法的弊端。宋神宗一边任用王安石颁行新法，一边征求新旧二派意见，平衡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一次散朝后皇帝留下司马光，说：“现在天下人争辩喧闹，议论纷纷，大概就是楚国历史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啊。”司马光说：“是这样的。陛下应当公断其中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吕惠卿、韩绛认为正确，陛下难道能够只单独与这三个人共治天下吗？”神宗想起用司马光，就去与王安石计议，王安石说；“司马光外面托名是为皇上计议，内心实则是收服下面人心。他所说的都是危害现政的事，他所提拔的都是危害现政的人，如果把他放在陛下左右，让他参与国论，那就大大地抵消了新法的力度。司马光的才能自然不会危害当政，但他身居高位，那么那些持有异议的人就会倚重于他。韩信树立汉军的赤色旗帜，赵国就气焰顿消，现在起用司马光，实际上就是为那些持有异议的人立了一面赤色旗帜。”
后来，王安石因为韩琦的上疏而要求辞退。神宗皇帝拜授司马光做枢密副使，司马光上书推辞，称皇帝任用他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才能而不是采纳他的反对变法的意见，同时对王安石的改革提出更多的异议，辞官不受的奏章有七八次之多。神宗派使者对他说：“枢密之事，是管军事的，官吏各有职责，不应当因其它的事来推辞不仕。”司马光回答说：“臣还没有受命时，就还是侍从之官，对任何事都可以言说。”王安石重起视事之后，司马光的请求便得到准许，便离开朝廷。
（《宋史·司马光传》、《宋史·王安石传》）
宋徽宗用童贯和蔡京
童贯是北宋徽宗时的宦官，状貌魁梧，善于媚上。很会揣度皇帝旨意。徽宗时在杭州设明金局，专门搜刮奇花异石，童贯做杭州的主奉官，在那里结识了被罢相后在当地任地方官的蔡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