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在同治中兴时期，对西方的态度由战而和，主张“怀柔远人”。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外国公使觐见礼节上。
外国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驻北京后，在以何种礼节觐见中国皇帝问题等，和中国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侍御吴可读上一密折，奏请慈禧太后作出决断，以息廷争，免外臣之叩拜，以显朝廷之宏量。
不管慈禧本人应该归人哪一个晚清派系，至少她在洋务派和顽固势力之间，尽力地维持着平衡。她的这种驾驭全局的能力，为“同治中兴”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为了维持对恭亲王的牵制，慈禧太后在治国思想上更倾向于曾国藩、郭嵩焘和王恺运等人的主张。这些汉族官僚实际上曾经得到慈禧的前政敌肃顺赏识的。比如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的举荐人就是肃顺。后两人都曾是肃顺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继续重用他们而不看前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主张理学治国，主张在从政的时候维持一种个人情操和修养。这和主张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恭亲王是不同的。同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必然要维持国家和文化的延续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边毕竟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满汉统治阶级在慈禧太后的调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实现了成功的联合。晚清朝廷上下也开始第一次认真地应对内忧外患。
发生于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还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夹杂着列强的干涉。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近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恨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
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博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人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进立博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
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
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组织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人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臣，他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正。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保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
大常寺卿袁昶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江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觑，声震殿瓦。太后目慑之。
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
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代收钱粮；
代掌兵权；
清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
慈禧看到这份照会后，彻底的愤怒了。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
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
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攻击。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羞辱。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只持续了5天。6月对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
据记：“庄工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几次停火。
据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大间从中作梗。”
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领带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
太后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她是向来恨外国人的，因为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
她的语言是：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可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关于文明，她说：“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
关于传教，她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关于孝道，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最终，她认为“外国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那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她们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
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回：“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担搁的改革，虽然为时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
有人这样描述慈禧：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妇人于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这位女政治家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让她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大失风范了。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
一是评价慈禧太后在有几千年父权统治传统的中国，很容易不自觉地受到男权思维的影响，本能地对女人统治怀有或多或少的敌意。慈禧之登上历史舞台本身就是父权统治创造的机遇，而宫廷斗争谁能取胜，也实在不是她一人能决定的。
二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僭主政治和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而即使奕訴被道光选定为继承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中国落后的一个表现，如何证明皇帝换了人就具有了历史上的正当性呢？从某一方面来说，清朝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昏君和慈禧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