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学员们学完三门基础课时，新课本终于印好下发，每本都有一寸多厚，当学员们翻阅着这些油印课本，闻着淡淡的墨香时，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学完了这三门功课。
但常乾坤、王弼那些航校的领导，还有新疆航空队的同志相信。
因为他们当年在苏联航校，在盛世才的飞行训练班也是这样咬着牙熬出来的。
航校学员过文化关的时候，正是老航校生活最艰苦的时期。
1946年9月、10月间，国民党在东北的攻势达到了最高潮，杜聿明驱军北进占领了东北两大省会沈阳和长春，林彪只得退过松花江，国民党军兵锋之盛，让林彪甚至已经做好了放弃东北最后一个省会哈尔滨的准备。哈尔滨都已准备放弃，民主联军更不可能固守牡丹江，于是“东总”下令航校再次后撤，半年内，由于战局不断恶化，航校从通化搬到牡丹江，又从牡丹江转移到东安（密山）。
东安是中苏边境上的一个小镇，位于乌苏里江西岸穆棱河畔，东南面不足50公里就是中苏界湖兴凯湖，航校退到这里，已经退无可退，再退就出国了。
伪满时期，曾将东安列为满洲国一个下辖七个县的省会所在地，其实按人口密度和建筑规模，东安连沈阳附近任何一个中等县城的繁荣程度都达不到。当时东安总共2万人口，街道破旧狭窄，周围村庄全是泥胚草房，从规模上说，它其实只是一个大集镇而已。
航校到达这个被人遗忘的偏僻小镇时，远远望去，满天肆虐的风雪已经将小镇堆成一个雪丘，冻得哆哆嗦嗦的开天人，用马车拖着自己的宝贝飞机和各种各样的维修设备，在呼啸的寒风中进入了小镇。
东安有个机场，宝贝飞机们迅速在那里找到了各自的窝。
航校校部﹑训练处﹑学员队和机械教员们安顿进了火车站北面的原日军司令部，南面的几幢平房，则驻下了校务部﹑机务处﹑政治部、卫生队。小镇原来有个旧汽车修理厂，现在汽车修理厂的厂房变成了飞机修理厂厂房，机械厂搬进了“大和旅馆”，材料厂则搬进了一座日军军用仓库……但是，航校刚安顿没几天，国民党空军仿佛追捕天敌一样，撵到东安机场轰炸扫射，非置航校于死地不可，于是航校又只好将部分飞行部队迁到更偏僻的千振机场，以分散风险，规避损失。
航校的老人们一回忆起东安和千振，便感慨万分，那是航校最艰难的日子，他们所处之地，就是中国最北端，也就是古书里所说的极北苦寒之地。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北方冬天要供暖，否则没法过冬，那时候可没这一说，墙体单薄的教室里，什么取暖设备也没有，只好将汽油桶改成煤炉取暖，有效果也没效果。说有效果是指室内温度确实比室外零下三四十度要高，说没效果，是指室内温度最高也只能保持零下18度！
于是学员只好在零下18度的教室里坚持学习，只是学不了一会儿，大家就要一起站起来跺脚、拍掌、起哄、唱歌，否则就冻僵了，活动一会儿又坐下去学，学一会儿又站起来跺脚……钢笔冻得根本不出水，只好塞到怀里暖着，等差不多了刚刚拿出来趁热乎劲写两字，一会儿又冻上了……白天还好说，活动活动也能暖和一些。晚上就难熬了，特别是在千振，一期班学员在那里进行飞行训练，因为实在找不到住房，飞行教员、飞行学员及地面机务人员，只好全部住在一个破旧的榨油房的二楼上，统统睡通铺，铺的则是大家到野外打来的乌拉草。晚上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窗户结冰一寸多厚，想生火取暖，既缺煤也缺柴，结果教职员工和学员们整夜整夜冻得在被子里缩成团打哆嗦，实在睡不着就爬起来原地跑步，然后用被子盖着头睡觉，早上起来被头上一层厚厚的冰霜，脱下的鞋子和地面冻在一起，要使劲掰开。
而且连御寒棉衣也没有。航校本来就一穷二白，还没成立就到处“捡”破烂，然后半年搬两次家，前方战局那么恶劣，根本没法搞供给制，所以学校全体员工身上的衣物全是原来自带的。从延安过来的，身上就穿着延安小纺车摇出来的棉衣；从日军过来的，就穿着旧日本军队的冬装，只是扯去了军衔标志；从山东过来的，就穿着新四军服。经过大半年折腾，这些衣物早已破旧，絮毛四露，透风过寒，但谁也没法，只好就这样将就。原新疆航空队的人马甚至连棉衣都没有，不过到底是老红军，关系多，他们派原在四方面军任团政治部主任的同学朱火华去绥芬河找他的老上级曾传六求援。曾当时是“东总”驻绥芬河同苏联搞贸易的全权代表，这下还真找对了人，曾传六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苏联工人穿的棉工作服，他们才能过冬。连上厕所都充满痛苦，晚上在零下40度入厕，是真正非人的煎熬，特别是学员林虎。林虎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过着从狗盘里抓食的生活，10岁就逃出去当了小八路，从此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孩子。抗战中林虎奋勇作战，因战伤脱肛，每次入厕，拖在外面的一小截肠子就冻得硬硬的，塞回去要肚痛半天，他还不敢讲，害怕学校知道不许他飞行，于是就那样硬挺着。
吃喝也糟糕到了极点，白开水是唯一的饮料，主食是暗红色的高粱和橙黄的玉米渣子，菜只有萝卜、白菜、咸菜，吃豆腐就是过年，吃肉根本不敢想，条件实在太艰苦。一位姓孙的学员终于没能熬过来，吐血身亡。这时，连一向严肃的常乾坤，都亲自敲开草塘的厚冰抓泥鳅为学员改善生活，甚至对干部、战士私下带枪打猎搞狍子肉吃，都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小处可以出格，大方向上决不容许出毛病，钢铁的军队有钢铁般的纪律。教工佟文治为了让学校取暖，请车主拆除日军旧营房木料，差点被整顿学校风气的“东总”参谋长刘亚楼枪毙，学校领导据理力争，一致死保，最后改判5年有期徒刑，地方政府干脆把7名车主统统枪毙出气……东安的日子是生活最艰苦的日子，却也是学员学习发了狂的日子。冬日不可能开展外场训练，学员们便集中学文化，每天8小时数学、物理和几何课雷打不动；晚上则是做不完的习题，人人都钻进了知识的海洋，生活在数理名词和概念之中。学员的口号是“狠冲猛闯，攻下文化堡垒；勤学苦练，突破理论难关。”不管是走路还是吃饭都不忘学习，甚至睡觉都在梦呓数理名词……正确的学习方法帮了大忙，航校还在牡丹江时期，航校教职员工和机械一期学员们，在被逼急了的情况下，就发明了效果极佳的实物教学法。
航校机械一期学员在学习工程机务时，也是根本听不懂理论，这也难怪，连四则运算都不会的学员，再有天分也不可能一下听懂活塞运动原理和发动机构造，结果一个多月理论课教下来，大家听不懂不说，思想还极度混乱，课下议论纷纷，意见极大。这下教员和学员都被逼急了眼，结果硬是被逼出了“实物教学法”，就是学到飞机的哪个部件，就一人一个，或几人一个飞机部件实物直观学习。这下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像汽化器的油路看不见摸不着，油路解剖图学员又看不懂，日本教员塚本老师就干脆吸一口“马哈洛”烟从一个孔吹入，同时堵住其他孔，让烟从想说明的孔出来。随着青烟缓缓冒出，学员脑子里的油路也通了，塚本老师干脆再让学员一人喷一口烟，这下人人都弄懂了以前怎么也搞不明白的汽化器构造……实物教学的巨大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教员（当时的机械教员全部由日本友人担任），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塚本好司，御前喜久三，柳下岁六，西雅夫，川原田士郎，小野寺，西谷八郎，吉武久弥，这些日本友人昼夜赶制帮助授课的图表，同时制作模型，解剖实物，全力投入实物教学。这种实物教学，需要充足的物质保证，对此，航校的领导毫不吝啬，舍得下大本钱，当时航校把牡丹江学生大队楼后的一排库房，全部作为机械一期同学的实习室，并专门调拨木料，把筒子房隔成几个专业实习教室并装好电源，对需要的飞机部件都如数拨给。学员在各个实习室所用的工具需要每人一套，用量很大，基本作业教室所需的各种工具﹑设备和器材，数量也是很大的，航校的领导真是舍得下血本，学校有的毫不犹豫往外拿，学校没有的，派张开帙等人去哈尔滨买。实物教学法大规模展开后，学校一个多月就建成了基本作业、飞机、发动机、仪表、电器、军械6个专业实验室，就在这些专业实验室里，新中国第一批机务人员学会了使用维修飞机的各种常用工具，学会加工各种基本产品，学会打各种保险，熟悉了发动机结构，磨气门，换涨圈，发动机定时。
陌生的飞机在学员们的眼里一点点熟悉，座舱里那些五花八门的仪表、开关、把手渐渐烂熟于胸。到了1947年4月开飞时，人民空军的第一批40名机械学员都已经熟悉了飞机，知道了它们的一些“脾气”和简单的维修技能。半年前连四则运算都不懂的学员，半年后即成长为能完成飞机日常维护小修的机务地勤人员，这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奇迹。
十三
从筹建到东安严冬，这是航校最艰难的日子，但也是群星荟萃的时刻，将要决定中国空军以后60年命运的大批将领纷纷在老航校显山露水，闪耀出熠熠星光。特别是以后任新中国空军首任司令员的刘亚楼，已经开始以自己独特的个性给航校师生培养了雷厉风行、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
即使是在人人都是一部传奇的中共开国将星中，刘亚楼也是个性极其鲜明的将领，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恶，对工作要求近乎严苛，勤奋到了极点，最讨厌懒散和不学无术的人。所以连毛泽东都规劝刘亚楼：“刘亚楼，你不要锋芒毕露，你锋芒半露好不好啊！”
在航校组建后半年时间里，戎马倥偬的刘亚楼两次亲临航校整风，都给未来的空军直接部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46年8月，刘亚楼首次到航校视察，了解到常乾坤和王弼开会时老是讲不拢、下面无所适从的情况时，他在表扬了学校的进步后，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学校的问题。
批评完了，刘亚楼非常动情地说：“同志们，你们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吗？毛主席、党中央很早就想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1932年打漳州时缴获了一架敌机，毛主席看了那架飞机，说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打下去，我们也会有自己的空军。当时我坐在那架飞机里，心早飞到天上去了，心想我们要是有自己的空军该多好啊！但那时没有条件，那架飞机开到瑞金，没有油料和器材，只得扔了。1930年在湖北也弄到过一架，还打过仗，后来拆散埋藏在大别山山沟里了，争取过来的飞行员也被国民党捉去杀了。1933年藤田整编，我当二师五团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大雄关战斗中，我率团攻打木嵊鱼附近的制高点，久攻不下，师政委胡阿林亲临火线指挥，被敌机扔的炸弹击中，壮烈牺牲。同志们，没有空军不行啊！现在我们办航校，将来我们还要办空军，你们肩上的担子重啊！”
接着，刘亚楼以总部名义在会英楼饭店举办蔡云翔等人起义一周年庆祝宴会，吃的猪肉炖粉条，喝的是刘亚楼带去的伏特加。席间刘亚楼频频向起义人员祝酒，勉励他们好好工作，气氛极为热烈。刘亚楼接着还说，革命队伍既讲民主，但也纪律严明，希望起义同志尽快适应，为此他还专门讲了个自己在苏军的故事。苏军攻进东北后，在佳木斯外围，由于空地联络失误，苏联空军误炸了地面部队，指挥官以为是值班参谋刘亚楼误传军令，当即扣押，准备就地枪毙。一片寂静中，刘亚楼用手砍着自己的脖子说：“要不是报务员的记录证实我传达的命令准确无误，我这颗脑袋早搬家了，这酒也喝不成了。”
航校在东安最困难的时候，正在整顿后方机关的刘亚楼第二次来到航校整风。当时航校虽然进步很大，但发展太快，条件太苦，问题成堆，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缺乏沟通，互有意见，领导层也没有形成坚强的核心。刘亚楼深知问题严重，于是亲临现场办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雷厉风行地解决。刘亚楼特别提出要重视思想工作，对航校的日本友人心里的疑惑，刘亚楼说，他们教我们技术，怕不怕将来被我们一脚踢开？怕不怕回国杀头？怕不怕我们被国民党打败，被捉去杀头？老大不小的婚姻无望，苦闷不苦闷？安心不安心？
刘亚楼敲着桌子说：“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
因为这次整风问题太多，所以刘亚楼一直比较严肃，小整风结束时，全校教职员工在会场彼此拉歌，刘亚楼上台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参谋长，来一个！”刘亚楼闻声脸一沉，头一扭，冷冷地说：“我是来唱歌的吗？你们要唱歌，我要革命！”
然后刘亚楼大讲了一番整风的必要，最后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苏联卫国战争中，一名汽车兵趴在雪地上修车，最后被冻僵，有人问他天这么冷，为什么还要这样干？这名汽车兵说：‘斯大林知道我！’”
刘亚楼动情了，他看着全体师生说：“好一个‘斯大林知道我’，同志们，这朴实的一句话蕴藏着多么深刻的道理，凝聚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如果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勇猛冲杀、舍身奋斗时，都想着‘毛泽东知道我’，那会产生多么神奇的威力啊！”
刘亚楼对航校两次整风，都是在航校最关键的困难时刻进行的，都恰到好处地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他针对航校干部急于参战和等待外援等不切实际的思想，提出了“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后经东北局批准，正式规定其为航校的办校方针。
人民空军未来的第一任司令员就这样悄悄地走向未来的指挥岗位……在航校开创早期的最困难时期一直担任校长的常乾坤，后来任中国空军副司令员，担任副政委的王弼后来任中国空军副政委兼副司令，这两人对航校的成立和发展厥功至伟，他们都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是中国空军真正的元老级人物。他们和刘亚楼一样，也都是个性极其鲜明的人物，刘亚楼后来甚至对部下抱怨常乾坤太固执，刘亚楼说：“常乾坤这个人太难说服了，我们开会摔茶杯摔了一地！”
而政委王弼为了他心中的航空事业蓝图，甚至曾经打算绕开通化到哈尔滨，单独办个机械学校。
还有方子翼、吕黎平、夏伯勋、方槐……这些从新疆航空队归来的，未来中国空军的第一代骨干将领，都在航校最艰难的时刻起了中坚作用。
十四
除了这些中国空军的元老级将领在航校初露真容外，中国空军未来的飞行骨干，这时也都已汇聚航校，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涯。
中国空军未来第一位飞行员出身的司令员王海这时已经来到航校。
王海不是部队学员。1945年底，在威海中学学习的王海，和十多名胸怀大志的热血同学跋涉千里，来到山东根据地首府临沂，考进了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后，他作为品学兼优的优秀生编进干部团，汇入了闯关东的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