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
2009年，我们单位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后，与几位同事在省厅领导的陪同下在省内调研。参加工作以来，湖北已去过多次，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这次难得有几天时间走走，正好路线接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文化部湖北丹江口干校，很想顺路去看看。
汽车行进在开往丹江口的山路上，我的思绪也回到了四十年前，梦里不知闪回过多少次的地方。快接近干校的原址了，在丹江口市常务副市长尚定友（后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指引下，看到了幼时进城上学必须途径的那座山、那条小河，心情也不由得激动起来。接着又寻到了那时紧挨着干校的六○五厂、军宣队和干校领导办公用的小楼，还有礼堂。虽说有不少变化，但几十年前的风貌仍是依稀可见。令人意外的是，六○五厂的老厂长还记得我们干校，交谈间还聊到离厂最近的袁牧之一家人。遗憾的是，再往里走，那时依山而建的一排排红色的砖房基本都已拆除，只留有几栋模样相似的红色房子，我说那里就是我曾经居住的地方。陪同我们的厂长介绍说，干校遗址已为六○五厂所征用，靠里边山脚下的住房基本都已拆除，靠外侧的二层小楼和礼堂保留了下来，但做了重新装修和扩建。我在干校原址照了几张照片，就匆匆离开了。
回京后与干校当年的小朋友（现在可都不小了）谈起我的丹江口之行，他们都很激动，说若有机会能凑在一起回去一趟多好。后来丹江口市委领导专程来北京找到我，说他们一直希望将当年这一段历史写下来，但苦于没有线索，现在终于找到当年在干校生活过的人，希望我能给予帮助。过了几个月，丹江口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自欣同志来北京联系此事，我当时出差不在北京，于是托付给当年干校负责人黄焰强之子黄晓捷，请他协助查访线索。黄很热心，带着丹江口市有关人员寻访了很多人，但遗憾的是老一辈大部分都过世了；尚健在的，身体、记忆也不行了。当年也许是属于“文革”后动乱时期，作为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官方档案中也未能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市里还是希望我们能写点东西留下来，但毕竟是时间久远，只能是散落在孩时记忆中的点点滴滴了。
1970年6月，我十一岁，随父亲张国光和母亲李惠君与几十家人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来到文化部专门安排老弱病残的丹江口“五七”干校，被安置在山脚下一排排红砖房子里，与前几批已经到达的干部一起开始了干校的集体生活。吃饭在食堂，大人们每日要参加政治学习，身体硬朗的，有时还要参加菜园子的劳动。来这里的人，有不少是文化界、艺术界的名人，有中国电影界前辈袁牧之、大画家李可染、中央工艺美院院长陈述亮、著名油画家许幸之、京剧板鼓大师白登云等等。电影艺术家、歌唱家、戏剧家、画家、剧作翻译家等比比皆是。遇上节假日，很是热闹，这些艺术家们聚集在一起弹拉说唱就是一台节目。以我当年小孩子的眼光观察，丹江口的环境应该还是比较宽松的，但大人们的烦恼闷在心里，我们长大后才更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已经乱了几年，他们被下放到干校不知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几乎每个家庭都不能团聚，分散大江南北；自己的未来，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他们心中一块块未落的大石。而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们尚不能体会父母的忧虑，反而感到天宽地广了。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在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有山、有水，大家彼此相互关照，还有许多小朋友，反而比北京墨守成规的生活更添了不少有趣的内容。
我认识的第一个小朋友就是董京滨，小名滨滨，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性格开朗，待人热情，父母是儿童艺术剧院的，住在我家后面那排房子里，一有空就到我家来玩。记得她特别爱吃零食，怕妈妈说她一天吃的香瓜太多，就将吃完瓤的香瓜皮一个个摆在柜子上，假装是还没吃的香瓜。我们同龄的有八九个小朋友，在当地小学的一个班级，一起上学，一同玩耍。上学或是取道山路，翻过一座山，或是行水路，过一座窄窄的小桥，如果赶上天气不好，山水下来，两条路都走不通了，就只好待在家里。黄晓捷、方圆圆、万小元、“小不点儿”属当年我们这群孩子里比较调皮的，有时候出些坏点子吓唬我们女孩子，比如让狗追我们。小川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妈妈身体不好，妹妹年幼，经常默默地帮爸爸干活。尤国丰在女孩子里属于拔尖的，干什么都希望大家听她的。还有比我们大一点的，与我们在一起玩的相对少些，记得有平平、燕燕、白刚、袁牧女等，还有比我们小的袁小牧、袁牧男、南南等，大大小小的有几十个。父母是文化或文艺界的，孩子自然也多才多艺，有的会唱，有的会弹，稍微练练，一台样板戏《红灯记》就水到渠成了。
夏夜酷热难耐，屋里的铁床头都烫手，晚上十一、二点大家还待在外边，享受从山里沁出来的那一丝丝凉气，闲谈着传说中的山中白衣女夜哭的故事。夏天还是游泳的季节，大家成群结队地一起去丹江口岸边游泳，有些孩子胆子特别大，从不会到会，游着游着，就游过了江，滨滨和尤国丰还竟然被省游泳队看中，但父母没有让去，当时我胆子太小，身体又弱，没和他们去几次，游泳自然也就没学会。
冬天，南方的气候潮湿阴冷，山路不好走，也就不上学了，待在家里除自学文化课、帮父母干点活外，更多的还是小孩子们凑在一起消磨时光。我经常去邻居陈述亮伯伯家玩，陈伯伯孤身一人在丹江口，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不长时间就换换家具摆放的位置，毛笔从大到小挂成一排，经常看到他坐在桌前写字画画。记得有个叫刘寿山的老人突发脑溢血去世，开追悼会时的遗像是李可染伯伯画的。“七一”党的生日开会庆祝，家母写了一首歌颂党的长诗，陈述亮亲自用毛笔书写在大字报纸上，挂在礼堂会场的墙上，遗憾的是这首诗未保存下来。后来每每想起这些就有些后悔，后悔当时守着这些名家没能学点什么。自己少不更事，父母也没想到，也许是他们担心、烦心的事情太多，已经没有精力管这些了。
家父患有严重心脏病，母亲身体也不好，还要照顾父亲，加之惦记未在身边的其他儿女，心情郁闷的时候很多，我是他们身边唯一的孩子，自然也就成了母亲的小帮手。家母忌食辛辣和葱姜蒜，不能吃食堂，就在自家门口砌了个灶，没有煤，我帮母亲一起到山上打柴，晾干了堆在不住人的屋子里，高高的，储存了不少。还在自家门前开垦出一块地，种上油菜薹和蚕豆，春天一片黄花，很是漂亮。有时还要到均县县城里打煤油、买劈柴，因幼小能干，还被干校家委会评为好孩子。
哥哥来丹江口也小住了一段时间，先是用荸荠罐头皮给父母做了一个煤油炉，大家看着好都想要，就帮助很多人用罐头皮做了不少。记得哥哥早上与别人一起抬牛奶，因心疼那些年龄已不小身体又不好的叔叔阿姨，总是将牛奶桶往自己这边的棍子上拉，陈述亮伯伯回来后总是向父亲夸奖哥哥。哥哥回京后曾写信给父亲谈到今后工作问题，记得父亲回信说要当工农兵，做知识分子，只能是走资派，信中还画了一个胸前挂个牌子挨批斗的走资派的画，可见“文革”对父亲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了。
丹江口阴潮的气候使家父的心脏病加重，不得不提前回京治病，那是1972年的冬天，母亲未被批准与父亲同行，只有我一同回京。父亲火车上发病，拉着我的手告诉我钱在这个口袋，户口本在那个口袋，幸亏碰上同车的军医，帮助父亲渡过险关。遗憾的是一年后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父亲病故后，仿佛觉得天要塌了，我们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但为了孩子，还是坚强地用画笔支撑起了这个家。家境的变故使幼小的我更加懂得要自立自强，要为母亲分忧，不能让父亲失望。或许这也是恢复高考后顺利考上大学的精神动力吧。
丹江口的日子从遥远的过去飘忽到眼前，只剩下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和酸甜苦辣，那青草甜甜的气息，弥漫着蒿子草气味的空气，不时传来爆炸山石的阵阵炮声和拉山石从门前小路走过的农民低沉的号子，还有那山坳里、小河旁的红砖房子、礼堂，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多少次梦中回到那里。时光荏苒，我们已从当年十几岁的小孩子长到与当年的父母同龄，儿时的伙伴多已事业有成，或是录音界的名流、艺术院校的老师，或成为专家、教授、企业精英，不管大家在干什么，我相信这段记忆于他们也是难忘的。这段历史是国家的、是父辈的、亦是我们的，我祝愿当年在干校生活，如今还健在的父辈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祝愿我年迈的母亲长寿幸福快乐！祝愿我们曾经一起在丹江生活过的小伙伴们友谊永远！
2011年5月3日于北京
